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索罗斯一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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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己的任务。我们也支持公民社会向政府问责的努力。我把这些努力称为政治
公益慈善事业，我相信它比传统的慈善事业对改变世界会有更大的贡献，因为这样
做的人很少。
我处于一个很有利的地位。我比多数人更独立，因为我不必依赖客户或顾客，
而且我感到有道德义务更好地利用我的地位优势。当然特殊利益的力量大大超过于
我，但我至少有一种满足感，即我的钱有更大的稀有价值（scarcity value）。
问题是，特殊利益也在试图装扮自己是为了公众利益，需要慧眼来识别真伪，
特别是因为双方都被迫使用类似的说服手段。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人们只能
通过试验摸索的过程（trial and error） 来做出判断。讨论中有良好意愿的一方，往往
很难相信另一方的人有同样的良好愿望。最好的识别办法，是在认可其宣称的主张
的表面价值（face value） 的同时，和他们进行实质性的讨论。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政
治讨论中给认知功能以优先地位。只有当对方不这样回应时，才应该不再考虑和理
睬。这样的人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幸的是在美国他们不是被 忽视，而是变得非常有
影响力。选民是否拒绝被完全无视真相而企图操纵他们的人所影响，是对每个开放
社会能否保持开放的检验。鉴于奥威尔式的宣传（Orwellian propaganda） 的成功，美
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为美国服务得很好政治程序看来已经在退化。我们曾经有
两个政党为中间地带竞争，但是中间地带已经萎缩，政治越来越两极分化。奥巴马
总统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扭转这个趋势，试图做一个有团结聚合力的领导者，但无济
于事。
归根结底，民主制度怎样运作取决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我认为如果更多的美
国人将他们作为政治参与者的作用与作为市场参与者的作用区别开来，美国的民主
制度会运行的更好。这取决于每个人。我已经这样做了。即使是一个较小的少数群
体，对重建正在消失的中间立场也会有帮助。
谢谢。
第五讲
未来的路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
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
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
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射性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
我也强调了错误理解和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
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
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
的结果。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
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
（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处方对策
这两个方面来谈。
我们当下所处的历史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
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
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 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
30 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
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
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比30 年代要严重得多。
1929 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 （credit outstanding） 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
1932 年增长到250％； 而2008 年初是365％ – 这还不包括30 年代时金融市场上
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 （derivatives）。 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
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
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2008 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场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
（ 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 年还是2011 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
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
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
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危机不同于以
往 – 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
复苏反弹的程度。
混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
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 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
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
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
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在过去那样的程度上受美国
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架
构。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
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 政治之手，在制定
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
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
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
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
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 Woods）会议上，尽
管英国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
团长哈里。 怀特 （Harry White） 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
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 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法规条例理应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
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两个等级
层次 （two…tier） 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
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
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
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1982 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
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合作
出借体制” （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
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
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组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其余的
损失银行也已有能力可以销账。
1997 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 不至被迫采取合
作出借的做法，因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
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其
整体失败会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若干银行得到保释。
2007…08 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
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 – 保
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周边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
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局面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设立是为了应对政府部门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私营领域。
但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得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
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就不
见效了。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
上停止运转，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被迫实际上是在担保，不
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周边国，因为这
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
用他们中央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
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使赤字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
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
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
80 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
教旨主义运动。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
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
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
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
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
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
起去。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
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市场监管部门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
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
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
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能扰
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
国家也会对完全依赖外国银行而三思。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
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
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其无法承担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
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 – 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
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
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在全洲范围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
保的协议，因而每个国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
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 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
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当了阻力。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德国
统一的时候。当今的德国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
胀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推动力，欧
洲的一体化已逐渐陷于停滞。
所幸欧洲有社会安全保障的福利，在情况好的时候这一保障制度被指责减缓
了欧洲的经济增长，经济不好时它则起了作用，使欧洲大陆的衰退没有预期的那么
严重。现在随着对经济崩溃的恐惧减退，欧洲共同体正表现出政治意愿复苏的迹象。
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是救助了爱尔兰的银行系统，而爱尔兰痛快地批准了里斯本条
约。不幸的是，欧盟政治上的复苏很可能和经济复苏一样苍白无力。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所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这一事实，也可能会成为一个
问题。在短期中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虽
然情况发展的具体过程变数范围仍很大，但地位相对变化的预测则有较大的肯定性。
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倾向于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这一转变
的程度已经超过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
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
因此获利甚多，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