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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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他们可批评之处乃在他们忽视：增加产量之道不止一个，而有两个。即使我们决定最好让资本慢慢增加，集中力量来增加消费，我们也应当放开目光，把别种办法仔细考虑以后，再作此决定。我自己认为，增加资本数量，使得资本不再有稀少性，对于社会有极大好处。然而这个只是一个实际判断。不是理论上非如此不可。
我也承认，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让资本之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在目前消费倾向之下，无论用什么方法来操纵投资，恐怕充分就业还是很难维持，因此两策可以同时并用：增加投资，同时提高消费。投资既经增加，则即使在目前消费倾向之下，消费亦必提高，以与此投资增加相符合；所谓提高消费，不是仅仅指此，而是还要提高一层。
用整数举一个例。设今日之平均产量比之充分就业情形下所可能有的产量，要低15％，又设在今日平均产量之中，10％乃代表净投资，90％乃消费，更设在目前消费倾向之下，若要达到充分就业，则净投资必须增加50％，于是在充分就业之下，产量由100 增为115，肖费由90 增为100，净投资由10增为15。所谓双管齐下者，是指我们也许可以修改消费倾向，使得在充分就业之下，消费由90 增为103，净投资由10 增为12。
Ⅴ还有一派思想，认为要解决商业循环，既不在增加消费，亦不在增加投资，而在减少求职人数，换句话说，把现有就业量重新分配一下，就业量或产量则不增。
我觉得这种计划还嫌太早，比之增加消费计划，还嫌过早。将来也许会有一天，那时每人会权衡增加闲暇（leisure）或增加所得之利弊得失；但就目下情形而论，似乎绝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所得增加，不选择闲暇增加。
我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理由，可以强迫这些人多享受一些清闲。
Ⅵ真有点奇怪，居然有一派思想认为要解决商业循环，最好是提高利率，防患于未然，在初期就把经济繁荣遏制住了。唯一可为这种政策辩护者，乃是罗伯森之说；他实际上假定着充分就业是不能达到的一种理想，我们至多只能希望达到一个就业水准，比现在要稳定许多，平均起来比现在稍为高些。
假使在统制投资或消费倾向方面，想不出多大办法，又假定现有状态大体上会继续下去，那未采取一种银行政策，其所定利率之高，足以阻遏最过火的乐观主义者，使得经济繁荣在萌芽时期即遭铲除，这样是否反而好些，倒颇可商讨。经济衰退时期，因为预期不能实现，可能引起许多损失与浪费，假使阻遏在先，也许有用投资（useful investment）之平均水准倒反而要高些。根据其自己假定，这个看法是否正确，很难断言；因为这是事实判断问题，而所据资料却不够充分。这种看法也许忽略了一点：即使投资方向事后证明为完全错误，但由此引起的消费增加，对社会还是有利的，故即使是这种投资，还比毫无投资好。还有，假使遇到美国1929 年那样的经济繁荣，手中所有武器又只是当时联邦准备制度所有的那几种，则即使让最贤明的金融当局来统制，也会感到棘手；其权限中所有办法，无论用那一项，结果都差不多，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看法太失败命定论（defeatist），危险而不必要；太默认现存经济体系中之缺点，不努力设法补救。
只要就业水准显着超过（例如）前10 年之平均水准，便即刻提高利率来加以抑制，这是一种严酷的看法。但为此种看法辩护者，除了以上所举罗伯森之说外，大抵头脑不清，言出无据。例如有人以为在繁荣时期，投资会超过储蓄；提高利率，一方面可以抑制投资，一方面可以刺激储蓄，故可恢复均衡。此说假定储蓄与投资可以不相等，故在未对此二名词下特殊定义以前，此说没有意义。又有人说，投资增加时，储蓄固然也随之而增，但这种储蓄增加是要不得的，不公平的，因为物价也往往随之而增。若依此说，则现有产量及就业量作任何向上改变时，都可皆议。夫物价之涨，主要原因不在投资之增，而是因为在短时期以内，生产上有报酬递减现象，或当产量增加时，成本单位（用货币计算）有上涨趋势，故供给价格常随产量之增而增。设短时期之供给价格为常数，则物价当然不涨，但当投资增加时，储蓄还是随之而增，储蓄之增，乃起于产量之增，物价上涨只是产量增加之副产物而已；而且即使储蓄不增，但消费倾向加大，物价还是要上涨。物价之低，只是因为产量低。没有人有合法的既得权利，可以压低产量：以便低价购买。
又有人说，假使因为货币数量增加，利率降低，所以投资增加，那未这种投资增加是要不得的。然而先前利率并无什么特别优点，非保留不可，新货币也不能强人接受。利率既降，交易量既大。则灵活偏好自亦增加，故增发新市满足之；持此新市者，也是自愿存钱，不愿低利出贷。更有人说，经济繁荣之特征乃是资本消费（大概是指负的净投资），换句话说，乃是过度的消费倾向。除非是把商业循环现象和战后欧洲币制崩溃时发生的通货逃避现象混为一谈，否则事实完全相反。而且，即使此说是对的，那末要医治投资不足，减低利率还是要比提高利率更合理些。总之，我对这些思想，完全不能了解；除非是加一个暗中假定，即总产量不能改变。但一个理论而假定产量不能变更，当然不大能用来解释商业循环。
Ⅶ早期研究商业循环者，尤其是翟文思（Jevons），想从起于天时之农业变动中，而不从工业现象中找出商业循环之解释。从以上理论看来，从这条路线来研究这个问题，倒是异常合理。即在今日，农产品存量之多寡，还是一年与他年之间投资量所以不同之重要原因之一。在翟文思写作时代，这个原因之重要性大概一定超过其他一切因素；他所搜统计资料，大部分比其写作时期更早，故尤其如此。
翟文思以为商业循环之起，主要是由于农作物之收获量不定。其说可转述如下：设某年五谷丰稔，则本年产物之移作以下数年之用者（即积谷）亦常增加。此积谷增加量之售价乃农家本年之所得，农家亦视之为所得。但社会其他各阶层之支出却并不因此积谷量之增大而减少，盖此增加量之售价出自储蓄。换句话说，积谷量之增加乃本年投资量之增加。即使物价下降甚大，此说仍能成立。同理，设某年为歉收，则将动用积谷作本年度之消费，于是有一部分之消费支出并不构成农民本年度之所得。换句话说，积谷之减少乃本年投资之减少。故设其他方面之投资不变，则在两年之间，一年积谷增加甚多，另一年积谷减少甚多，此两年之总投资量可以相差极大。在以农立国之邦，积谷增减这一个原因，较之任何可以引起投资量变动之其他原因，都有压倒之势。故若向上转换点常为丰年，向下转捩点常为歉岁，自亦不足为奇。至于是否有物理上的原因使得丰年与歉岁成为有规则性的循环，当然是另一问题，不在此处讨论之列。
晚近又有若干学说，以为利于工商者，倒不是丰捻，而是歉岁。理由是，若五谷歉收，则或者工人们肯接受较低的真实报酬而工作，或者购买力方面有重分配而利于消费。不必说，我以上所说，用农作物丰歉现象来解释商业循环，指的并不是这些学说。
但在近代，农业变动这一个原因，其重要性大为减少。理由有二：第一，农产物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要比以前小得多；第二，自从农产品发展为世界市场以后，世界各国之丰歉可以互抵，故全世界农作物产量之变动之百分比，比之一国之变动之百分比要小许多。但在以往，各国大致都仰给于本国作物，故除了战事以外，农产品存积量之增减要算是引起投资变动之最大原因。
即使在今日，要决定投资量之大小，还得密切注意农矿产原料之存积量有什么变化。进入经济衰退以后，所以一时不易复苏者，我认为主要原因乃在衰退期间存货逐渐由过多减至正常，减少存货是有紧缩作用的。经济繁荣崩溃以后，一时存货累积起来，故崩溃速度不太峻急；燃眉之急固解，但也不是没有代价：以后复兴之速度也因之迟缓。有时存货必先减低得相当彻底，然后经济才有复苏之象。盖若存货方面没有负投资，则若在其他方面作某种数量之投资，或许已足产生向上运动；但若负投资仍继续发生，则该投资量也许颇嫌不足。
美国实行“新政”之初期，可作好例。当罗斯福总统开始其大量举债支出时，各种货物尤其是农产品之存货都很大。“新政”之一部分，即在用缩减生产等方法竭力设法减少存货。把存货量减至正常水准是一个必要步骤，必须忍痛为之，但在减少过程中，则在其他方面作举债支出之功效亦大为削减；必须把这个过程完成以后，经济复苏才踏上康庄大道。
最近美国经验又可说明一点：制成品与半制成品二者之存货数量之变动，可以在商业循环之主要运动中引起次要波动。制造商恒预测数月以后之消费量，从而调整其今日之生产规模；但计算时总不免稍有错误，普通大概是估计过高，一旦发现错误时，则在短时期内生产量又低于消费量，让过多存货逐渐吸收完毕。这种步伐上一时抢前，一时落后，其对于投资量之影响，在统计完备之国如美国者，很可以在统计资料上显示出来。
第二十三章 略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诸消费不足说Ⅰ约摸有200 年光景，经济理论家和实行家都深信不疑：贸易顺差对于一国有特别好处，贸易逆差则有严重危险，假使后者引起贵金属外流，则危险更大。但在晚近100 年内，意见却很分歧，大多数国家内，大多数政治家和实行家还忠于旧说；英国虽是相反意见之发源地，但即在英国，政治家和实行家之效忠旧说者还占一半。反之，几乎所有经济理论家都认为替这种事情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之举，目光太短浅；国际贸易之机构会自动调整，凡设法干涉此种机构者，不仅徒劳无功，还使本国贫乏，盖国际分工之利将由此丧失。我们可以遵照传统称旧说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称新说为自由贸易（Free Ｔrade），但此二名词都有广狭二义，读者须参照上下文解释之。
一般说来，近代经济学家不仅认为国际分工之利，足以超过实行重商主义办法所可能取得的好处，而且认为重商主义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头脑不清，一团糟。
举一个例：乌歇尔①提到重商主义时，总不能算是毫无同情，但他从未尊重重商主义者之最中心理论，甚至没有提到过他们论证中之真理成分。①至于这些真理成分是什么，我在以下再讨论。同样，在当代论战中，经济学家之赞成自由贸易者，虽然在鼓励幼稚工业、改善贸易条件等方面，肯对重商主义者作理论上的让步，然而这些无关宏旨。本世纪开头25 年内，关于财政政策有许多论争。在此论争之中，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肯承认：保护政策也许可以增加国内就业量。用我自己写的东西，作为例证，想是最公允的了。在1923 年那年，我还是经典学派之忠实信徒，服膺旧说，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毫无保留他说过：“假使有一件东西，保护政策束手无策的，那就是医治失业？ 。赞成保护政策之理由甚多，其中有若干，因为基于可能得到的、但可能性不大的种种利益，故无法作简单答复。但若保护主义者认为保护政策可以医救失业，则保护主义之谬误，可说是到了最荒唐最赤裸裸的地步”。①当时关于早期重商主义理论，也没有好书可读，所以追随先辈，相信重商主义只是一派胡说。经典学说之支配力，真是达到了无孔不入，绝对压倒的优势地位！
Ⅱ让我先用自己的话，说出（我现在认为）重商主义学说里面含有的科学① 若对消费倾向在时间上之分配作某种假定，则即使其收益为负数，投资仍属有利，意思是指，就社会全体而论，该投资能使社会之满足成为最大量。
① 相反方面也有若干理由，参阅本章第六节。假使我们对于现在所用方法不能加以彻底改变，则我亦同意，在某种情形之下，在繁荣时期提高利率倒是两害取其轻的办法。
① 参阅马歇尔：《工业与贸易》（Industry and Trade），附录4；《货币、信用与商业》（Money；Credit andmerce），第130 页；《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omics），附录1。
真理成分，然后再拿来和重商主义者实际所用论证相比较。当然，实行重商主义所能取得的好处，只限于一国，不会泽及全世界。
当一国国富正在急剧增加时，则在自由放任情形之下，此种愉快状态，可因从事新投资之动机不足而告中断。设决定消费倾向之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国民特性皆不变，则根据前述理由，若要国家继续进步，此种投资引诱必须充分。投资引诱可来自对内投资，又可来自对外投资（后者包括贵金属之累积）；二者构成总投资。设总投资量之多寡，完全由利润动机决定，则国内之投资机会，在长时期内，定于国内利率之高低，而对外投资之多寡，须看贸易顺差之大小而定。故设在一社会之内，国家不能直接从事投资，则政府在经济方面，关切国内利率以及国际贸易差额二者，自颇合理。
今设工资单位相当稳定，不会自动作大量改变（这个条件几乎总是满足的），又设灵活偏好状态，就短期变动之平均数而论，亦相当稳定，更设银行所遵守之成规也不大变更，则利率之高低，须看国内有多少贵金属（用工资单位计算），可以用来满足社会之灵活偏好。在一时代内，既无大量国际借贷，又极少可能在国外购置产业，则贵金属数量之是增是减主要须看贸易是顺差或逆差而定。
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