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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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在“公共福利的谈话”（Discourseofthe－monＷeal）一书初版中，即在16 世纪中叶时，已经明显了。海尔斯（Hales）曾经说过：“只要外国人肯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东西价格定得很低，而让他们把他们的东西（其中有我们要向他们购买的）价格提高呢？假使他们出售自己东西时素高价，从我们处买进东西时出低价，那不是他们得利，我们损失吗？不是他们致富，我们变贫吗？我宁可采取现行办法，他们抬价时，我们也抬价。当然有人因此受损，但受损人数要比采取别种办法少”。
几十年以后（1581），该书校订者对此点完全赞同。17 世纪内，这种态度一再出现，并无大改。例如梅林斯相信，这种不幸情况之产生，是因为外国人把英汇定得太低，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 。
以后这个观念仍继续出现。在《哲言》（Verbum Sapienti）一书中（1665 年作，1691 年出版），配第相信，“要等到我们有的货币，不论是在绝对方面或相对方面，都超过任何一邻邦所有者时”，我们才能停下来，不再努力增加货币数量。从上引书着手写作以至出版这一时期中，考克（Coke）说过，“只要我们所有金银比邻邦多，则即使减少到现有量之15，我亦不在乎”（1675 年）。①（3）重商主义者又是创始人，认为“怕货”（fearofgoods）以及货币稀少乃失业之原因；2 世纪以后，经典学派斥之为荒谬：
用失业现象作为禁止进口之理由，其最早实例之一，见于1426年意大利之佛罗伦斯。？ 。英国在此方面之立法，至少可追溯至1455 年。？ 。1466 年之法国法令，虽然建立了里昂之丝织工业，而且以后很有名，倒不太饶兴味，因为并未揭橥抵制外货；但该法令亦曾提及：成千成万之失业男女，可能由此而获得工作。可见这种态之中。他说：“只有在取得货币以后，物价上涨之前，这一段时间内，金银之增加才利于工业？ 。货币数量之多寡，与一国之国内幸福丝毫无关重要。假使可能的话，执政者应当使货币数量继续增加方是良策，因为这样可使工业健旺，劳作者增加；劳作者增加。才使国家真强真富。假使有二国，一国之货币数量在减少，另一国正在增加，但总数量则不比前者多，则比较此二国，还是前一国一时较弱，较贫”（论文“论货币”，1752 年）。
① 重商主义者看法，以为利息就是货币利息，我现在认为毫无疑义是对的。然而这种看法却完全被人遗忘了；所以海克雪尔教授以经典学派经济学家身分，在叙完洛克之理论以后，加了这样一个按语：“假使所谓利息真是贷款之代价、那末洛克之论证是无法反驳的：然而利率并非如此，所以他的论证完全不相于”
（前引书，第2 卷，第204 页）。
① 海克雪尔：《重商主义》，第2 卷，第210、211 页。
论据，当时如何风行了？ 。
最初对此问题（其余社会经济问题亦然）作热烈讨论者乃是英国，约在16 世纪中叶或更早些，在亨利第八以及爱德华第六两个朝代。这里只能提些书名，着作年代大概不会晚于1530…1540 年；其中有二种，大概出于克来蒙特·阿姆斯特朗（ClementArmstrong）手笔？ 。依他的说法，则“洋货每年进口，充塞英国市场，不仅引起货币稀少，而且破坏了手工业，于是有许多平民，无从谋生，不得不闲散，从事乞食、偷窃”。②据我所知，重商主义者对此种情况之典型的讨论，当推1621年英国下议院关于货币稀少问题之辩论为最佳实例。当时非常不景气，布匹出口业尤然。国会中声望最高之议员之一，爱德文·桑迪斯（Edwin Sandys）爵士，把当时情形描写得很清楚；他说农工几乎到处受到打击，布机停而不织，因为国内货币不足；农民被迫违约，“倒不是因为感谢上帝土地出产不足，而是因为货币缺乏”。于是发动了详细调查，到底货币到那里去了，为什么如此奇缺。凡有以贵金属出口之嫌者，或虽未以贵金属出口，但其在国内之活动，足以使贵金属消失者，皆受到许多攻击。①重商主义者也意识到，他们的政策，用海克雪尔教授说法，有“一筋双雕”之妙，“一方面可以出清过剩物资，解除失业；他方面又可增加货币数量”，①压低利率。
重商主义者从实际经验中得到许多观念；我们在研究这许多观念之后，不能不感觉到，在人类史上，储蓄倾向总有强于投资引诱之长期趋势。投资引诱之薄弱，总是各时代经济问题之枢纽。今日此种引诱之所以薄弱，主要原因，恐怕是现在资本数量累积得太多了；但在以前，则各种风险因素，也许比较更重要。但结果是一样的。私人可以从节约消费，增加其个人财富，但要国富增加。则必须雇主真雇用工人，从事制造持久性资产，然而私人之储蓄意愿，总大于雇主所感觉到的投资引诱。
（4）重商主义者很明白，他们的政策是有国家主义色彩的，而且可以引起战争。他们承认，他们所追求的，乃是国家的利益，以及国力之相对的增加。②重商主义者接受国际货币制度下必然产生的后果，而漠然无动于中，这点固然可以批评；但当代也有头脑不清之徒，主张采取国际金本位制，对于国际借贷则来自由放任政策，相信只有这种政策最足以促进和平。两相比较，还是重商主义者之现实态度要高明得多。
盖设在一经济体系之内，有货币契约以及风俗习惯之存在，可以历时甚久而轻易不变，又设该体系之国内货币流通量以及国内利率，主要都由国际支付差额来决定（如战前英国情形），则除了争取出超，由邻国方面输入币材（贵金属）以外，当局实在没有正统的办法来抵制失业问题。历史上还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比国际金（以前为银）本位更有效，使得各国利益冲突。
② 同上书，第228 页。
① 海克雪尔：《重商主义》，第2 卷，第235 页。
① 海克雪尔：《重商主义》，第2 卷，第122 页。
② 同上书，第223 页。
盖在国际金本位之下，一国之国内繁荣与一国争取市场以及争取贵金属之成绩有直接关系。设幸而金银之新供给相当丰富，则此种争夺稍减。财富日增，边际消费倾向渐减，则此种冲突愈尖锐、猛烈。正统经济学家，逻辑既有毛病，其常识又不足纠正其逻辑，于是一错到底，糟不可言。有若干国家，在暗中摸索，想求出一条出路，使得国内利率自主，乃抛弃其在金本位之下之种种义务，正统经济学家就说：要有一般的经济复苏，第一步先得恢复以前这些桎梏。
实在刚相反。采取利率自主政策，不受国际关系支配，又采取一全国投资计划，使得国内就业量达到最适度水准；这倒是利己利人之道。各国都同时采取这种政策，然后国际间之经济健康以及经济力量（用国内就业量或国际贸易量来衡量）才能恢复。③Ⅳ重商主义者感觉到问题之存在，但其分析尚不能解决之；经典学派则根本忽视此问题，盖根据经典学派之前提，此问题不能存在，于是经典理论所得结论与常识所得结论之间显有裂痕。经典学派之卓异成就，即在能克服常人所相信的东西，而同时自己却是错的。海克雪尔教授说：
假使从十字军东征一直到18 世纪，常人对于货币以及市材金属之基本态度始终不变，则此种观念之根深蒂固可见一般。18 世纪以后，这种观念还继续存在，不过不到“怕货”那种程度而已？ 。除了自由放任这一段时期以外，各时代都未能摆脱这种观念。自由放任学说那样卓尔不群，坚韧不拔，亦不过把常人信念暂时克服一下。
①在货币经济之下，“怕货”是常人最自然的态度，要对自由放任学说有绝对信仰，才能摆脱这种态度。但自由贸易主义对许多明显因素否认其存在，故当自由放任学说不能再维系其旧日信徒之人心时，亦必遭常人唾弃。①我记得波拿·劳（Bonar LaW）在经济学家面前，又恼又怒，因为他们不肯承认很明显的事实，他真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可以把经典学派经济学说之势力，比之于某种宗教，恐怕是比宗教力量还强，因为要常人否认明显的事实，比之要常人相信一个虚无飘渺的东西要困难得多。
Ⅴ我们现在要讨论一种相关的、但不相同的学说。几千几百年以来，社会上开明舆论都认为这种学说很明显，无可怀疑，但经典学派则斥之为幼稚，③ 同上书，第178 页。
① “在一国以内，重商主义所追求的完全是动态的目标：然而重商主义对于世界经济资源却作静态的看法；这两者连在一起，于是造成了基本的不调和，产生了无尽的商业战争。这是重商主义之悲剧。中世纪之全部静态观念，自由放任之全盘动态观念，都避免了这种后果”（同前书，第25、26 页）。
① 国际劳工局在托马斯（Albert Thomas）及巴特勒（H。B。Butler）二氏先后领导之下，始终领略这个道理，算是在战后许多国际机构所发言论中卓尔不群的。
故值得旧事重提，加以尊敬。我指的是一种学说，认为利率不会自动调整到一种水准，最适合于社会利益；反之，利率常有太高之趋势，故贤明当局应当用法令、习惯甚至于道义制裁加以抑制。
经济法令之见之于记载者，防止高利贷办法要算是最早之一了。灵活偏好过度，以致摧毁投资引诱、阻碍财富生长，这种弊端在上古以及中古时代已很显着；因为当时有种种生活上的风险，一方面减低资本之边际效率，他方面增加灵活偏好。故设在一社会之中，人人都觉得不安全，则除非该社会用尽各种方法抑制利率，否则利率总是太高，投资引诱不会充分。
我以前接受他人之说，觉得中古时代教会对于利率问题之态度根本荒谬；中古时代许多巧妙讨论，分辨贷款报酬与投资报酬之不同，只是些诡辩，想从谬论之中找出一条实际出路而已。我现在再翻阅这些讨论，觉得他们倒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把经典学派混为一谈的东西分别清楚：那就是利率和资本之边际效率。我现在觉得，经院学派之讨论，目的乃在找出一种方策，提高资本之边际效率表，同时用法令、风俗习惯以及道义制裁等压低利率。
亚当·斯密对于禁止高利贷法，态度也还温和。他很知道，个人之储蓄不一定用之于投资，也可以用之于放债。他赞成利率低些，因为这样可以使储蓄用之于新投资之机会多些，用之于放债之机会少些。因为这些理由，所以他主张把高利贷法作温和的运用。②边沁对这点严加攻击。①边沁之主要批评，是说亚当·斯密不愧苏格兰人，过分谨慎，对于“创办人”不免太严厉了一点：若规定最高利率，则凡负担正当的、对于社会有利的风险者，其所得报酬将太少。边沁所谓创办人（Projectors），范围很广，“凡以追求财富（或任何其他对象）为目的，拟获得财富之资助，设法寻求新发明途径者，皆属之；？ 。此等人真是以进步改良为职志。规定最高利率，则此等人最受打击？ 。总之，凡人类聪明睿智之运用，须赖财富之资助者，皆遭阻遏”。
当然，如果法令可以妨碍人民负担正当风险，则应当加以抗议。边沁继续说：
“在这种情形之下，深于世故之上不再抉择创办计划之忧劣，因为他根本不想创办什么。”①边沁所说，是否是亚当·斯密之原意，倒颇成问题，难道边沁是用19世纪口吻（虽然该文作于1787），向18 世纪说话吗？因为除非是在投资引诱最强之时代，否则不会看不到：在理论上，投资引诱可能不足。
Ⅵ这里不妨提一个很离奇的、被人过分忽略了的先知西尔维·盖赛尔（Silvio Gesel1，1862…1930 年）。在他着作之中，的确有若干真知的见之处，惜乎仅是昙花一现，未能直达问题之核心。在战后几年，他的信徒拚命把他的着作寄给我，但是因为他的论证显然有缺点，故我当时未能发现其着作之长处。等到我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得到自己的结论以后，才发现其着作之重要性；大概未经彻底分析的直觉都会遭遇同一命运。在当时，我和其他学院经济学家一样，把他非常有独到之见的种种努力看作是一个怪人② 海克雪尔：《重商主义》，第2 卷，第176…77 页。
① 海克雪尔：《重商主义》，第2 卷，第335 页。
① 《国富论》，第二编第四章。
之异想天开。我想本书读者知道盖赛尔之重要性者大概不多，故我多给他一些篇幅。
盖赛尔，德人；②经商于南美阿根廷，事业上很成功。80 年代之经济恐慌，阿根廷特别严重，因此引起他研究货币问题。他的第一本着作，称为《币制改革为走向社会国家之桥》（Die Reformation im M ünzwesen als Brückezum sozialen Staat），1891 在阿京出版；同年同地，他发表了他对于货币之基本观念，书名称为“事物精华”（Nervus Rerum）。此后一直到他退休，又出了许多书和小册子。1906 年他退休到瑞士，此时家道已相当殷厚，不必为谋生操心，晚年致力于人生最愉快的两种事情：着作和农业实验。
他的大着之第一部分，是1906 年在瑞士上日内瓦出版的，书名称为《全部劳动产物权之实现》（Die verwirklichung des Rechtes auf dem vollenArbeitsertrag）；第二部分1911 年在柏林出版，书名为《利息新论》（Dieneue Lehre vom Zins）。合订本在大战时期（1916 年）在柏林瑞士两地同时出版，生前一共发行了6 版，书名称为《经由自由土地和自由货币达到的自然经济秩序》（Dienatürliche Wirtschaftsordnung durch Freiland undFreigeld），英译本称为《自然经济秩序》（The Natural Economic Order）。
1919 年4 月盖赛尔加入在位甚短之巴威里亚苏维埃内阁，当财政部长，以后受到军法审判。生前最后10 年，他在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