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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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4 月盖赛尔加入在位甚短之巴威里亚苏维埃内阁，当财政部长，以后受到军法审判。生前最后10 年，他在柏林瑞士两地作宣传工作，取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之地位而代之，吸引了一批具有宗教热诚的信徒，被尊为一种教义之先知；信徒之分布于世界各地者，达数千人。1923 年，德瑞自由土地自由货币协会以及其他各国之类似组织，在瑞士巴塞尔城举行第一次国际大会。从他1930 年作古以后，象他这类学说所能引起的特殊热诚，又转移到其他先知身上；据我看来，后者没有象他那样卓越。布希（Büchi）博士是英国这种运动之领袖，但其文献又似乎从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欧地方分发出来。该运动之主力现在美国。在学院经济学家之中，费雪（IrvingFisher）教授是唯一认识其价值者。
他的信徒把他装饰得象一个先知，但盖赛尔之主要着作还是用冷静的、科学的语句写出来的，但全书不免充满了对于社会正义感之热诚与崇奉，似乎（也许有人会觉得）与科学家之身分不合。他从亨利·乔治继承下来的一部分，③固然是该运动所以发生力量之主要源泉，但倒完全是次要的，没有多大兴趣。全书目的，乃在建立一个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又是对于自由放任学说之一种反动。他根据的理论基础，和马克思不同。第一，他否认经典学派之前提，而马克思是接受的；第二，他主张解除妨碍竞争之桂桔，而不主张取消竞争。我相信后世之可得自盖赛尔者，要比可得自马克思者多。读者一读英译本《自然经济秩序》（The Natural Economic Order）序言，即可领略盖赛尔之德行。我想，要回答马克思主义，还得从该序文所指示的路线中去探索。
盖赛尔在货币与利息论方面之特殊贡献，乃是第一，他把利率和资本之边际效率分别得很清楚；他说利率限制了真实资本之扩张速度。第二，他指② 见边沁着《给亚当·斯密的信》（Letter to Adam Smith），附录于《为高利贷辩护》（Defence of Usury）。
③ 已经引了边沁该文，我不能不请读者注意地最美的一段“工艺事业（the career of art），即创办人足迹所经之大道可以看作是一个辽阔的、也许是漫无止境的平原，其间满布陷阱。每一个陷阱必须先吞一人，才能填平，但一经填平之后，即永久填平，不再陷人；于是这小小一段对于后来者就安全了。”
出利率完全是个货币现象；货币利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货币有个特征，即货币持有人所负担之保藏费微小不足道；凡财富之有保藏费者，其所以亦能产生收益者，乃是因为货币有收益，货币定下了一个标准。他用各时代中利率之相当稳定作为佐证，说明利率决不是决定于纯物质因素，因为后者从一时代到另一时代所经历的变迁，比之利率之变迁，不知要大多少。用我的术语来说：利率系于心理因素，心理因秦不大变更，故利率相当稳定；至于变动极大的资本之边际效率表，其所决定者，不是利率，而是在一特定利率之下真实资本之扩张速率。
但盖赛尔氏学说有个大缺点。他指出，因为有货币利率存在，所以出贷商品也能取得收益。他利用罗宾逊·克鲁索和另一陌生人之假想的对话，①说明这点，这段是经济学上最佳寓言之一。但他在举出理由，说明货币利率与其他商品利率不同，不能是负数以后，却忘了作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货币利率一定是正数；他亦没有解释，为什么决定货币利率之高低者，并不是（象经典学派所说那样）生产资本上收益之大小。这是因为他不知道灵活偏好这个观念；因此他只建立了半个利率论。
因为他的理论不完备，所以他的着作并未受到学术界注意。但是他已经根据自己理论提出实际建议。他所提方案，可能无法推行，但倒不失为对症下药。他说，货币利率限制了真实资本之扩张，假使把这个限制去掉，则在近世，真实资本即将迅速扩张，在相当短时期以内，利率恐怕要降到零点，方才合式。因此第一件要紧事情，就是减低货币利率；他认为要减低货币利率，只要让货币和其他不能产生收益的商品一样，有保藏费用。于是他想出了着名的“加印”货币（“stamped”
money）这个方案；他由是而得名，费雪教授对之亦颇加赞许。依此方案，则流通钞券（当然必须包括几种银行货币在内）象保险单一样，必须每月加贴印花，方能保持其价值。印花在邮局出售，至于印花费用，自然可以斟酌情形定之。依我的理论，应当先确定何种新投资量方与充分就业不悻，然后求出该投资量之资本之边际效率，印花费用之多寡须约略等于货币利率（不计印花费用在内）与该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差数。盖赛尔自己提议，应该每周贴0。1％，每年贴5。2％。在现在情形之下，这个数目似乎太高，但正确数目到底是多少，只能由尝试与错误中得来；而且也必须常常更动，不能一成不变的。
加印货币背后所代表的思想，倒是健全的。而且也许真可以找出方法，把这个办法小规模付诸实施。但是还有许多困难，盖赛尔没有设法解决。其中之一，盖赛尔并没有想到，货币并不是唯一有灵活升值之物，他物亦有之，只是程度之差而已；货币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货币之灵活升值，要比任何其他东西大些。故设用加贴印花办法，去掉流通钞券之灵活升值，则一大串替代品将代之而起，例如银行货币、即期债务、外币、宝石、金银等等。我在上面说过，以前也许有过一段时期，大家都想持有土地，不管土地之收益如何，因之把利率抬高。但在盖赛尔体系之下，因为土地国有，这个可能性倒可以免掉。
Ⅶ① 生于卢森堡边境，父德国人，母法国人。
以上所论各种学说，大致都针对有效需求之一个构成分子之不足而发，即投资引诱之不足。然而把失业之病归咎于另一个构成分子之不足者，即归咎于消费倾向之不足者，亦由来久矣。后一种对于当代经济病症之解释，在16、17 两世纪尚不占重要地位，晚近始渐得势；但此种解释，亦不为经典学派所赞同。
对于消费不足之指责，在重商主义思想中，虽然只占非常次要地位，但海克雪尔教授也举出很多例子，说明“奢侈有利，节俭有弊，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节俭之所以被认为失业之原因者，其理有二：第一，众信若某量货币不作交易之用，则真实所得即将作同量之减少；第二，众信所谓储蓄，乃是把货币从流通过程中抽提出来”。①1598 年，拉斐玛斯（Laffemas）在《置国家于繁华的金银财富》（Les Trésors et richesses Pour mettre I’ Estaten Splendeur）一书中，对反对使用法国丝织品者，大加非难，理由是，凡购买法国奢侈品者都为穷人谋生计；彼吝啬守财之徒倒使穷人贫困以死。①1662 年，配第为“穷奢极侈，建造凯旋门等等”辩护，说这些费用，还是要流回酿酒师、面包师、裁缝、鞋匠等等之钱袋中去的。福特雷亦曾为服饰丽都辩护。施柔特（1686 年）不赞成节约消费，希望服饰等等还要多讲究一些。
巴邦（Barbon）在1690 年说过：“挥霍这个缺点，对于个人虽然不利，对于商业倒不然？ 。贪得这个缺点，则对于个人与商业都不利。”①1695 年加莱（Cary）说：假使每个人都多花一些，则每个人之所得都要大些，“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生活得舒服一些。”①巴邦氏之思想，经贝尔纳德·孟迪维尔（Bernard Mandeville）《蜜蜂之寓言》一书之渲染，大为流行。该书在人文科学史上，以声名狼藉着称，1723 年，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州之大陪审官们曾宣判该书为败类。据说，只有一个人曾为该书说过一句好话，那就是约翰逊（Johnson）博士。博士说：该书没有使他觉得大惑不解；倒使他对于现实世界开了眼界。该书之邪僻，可由斯梯芬（Leslie Stephen）“本国人名辞典”对该书之提要中窥见之：
孟迪维尔该书，大干众怒。该书用巧妙的似是而非之论，发扬一种含有讥刺性的道德观，引人入胜？ 。其说以为增加经济繁荣者，乃消费而非储蓄；此说亦可列为迄今尚未绝迹之经济邪说之一。②他从两点出发；第一，他接受遁世者之看法，认为人类之欲望大致是坏的，故会产生“私德不良”；第二，他又接受一般人之看法，认为财富乃“公众之福”，从这两点，他很容易推出：有文明，即有恶习？ 。
“蜜蜂之寓言”是一首寓言诗，内容是说有一个很繁荣的社会，忽然其中公民都决定放弃奢侈生活，国家也削减军备，大家都致力储蓄，结果却弄得一团糟。因为大家都崇尚节俭，于是奢侈品无人过问，原有之奢侈品，如衣饰、车马、宫室之类，或变卖偿债，或任其荒芜。结果是土地、宫室等之价格大跌，依供给奢侈品为生者无法谋生；又因各业皆有人满之患，亦无法① 他与乔治不同者，是主张当土地收归国有时，国家应付补偿费。
① 《自然经济秩序》（The Natural Economic Order）。第297 页及以下。
① 海克雪尔：《重商主义》，第2 卷，第208 页。
① 海克雪尔：《重商主义》，第2 卷，第290 页。
② 同上书，第291 页。
改行。由此所得教训是：
仅仅是美德，不能使国家兴盛；彼欲恢复古之黄金时代者，于致力于俭朴时，也要顾到平民生计。
寓言诗以后，附有评语，今摘录二则，以示该诗也并非没有理论根据：
因为在私人家庭之中，处处节俭打算，从事储蓄，的确是致富之道，于是有人想，不论国家得天之厚薄，假使每个人都实行以上这个方法，则国家也可以致富。例如有人以为，假使每个英国人都择其邻居之节俭者而从之，则英国人比现在还要富。我认为这是错的。③孟迪维尔下结论说：反之，使国家兴盛快乐之道，厥惟给予每人以就业机会。为实现以上目标，政府应当第一，提倡各种制造、技艺、手工业，凡人类才智所能及者，皆予提倡；第二，奖励农渔二业，普及各部分，使土地也象人一样出力。要靠这种政策，国家才能伟大幸福；用一些琐碎规章，来限制奢侈，提倡节约，是于事无补的。金银之价值可以任其涨落，盖社会享受之多寡，乃系于土地之出产以及人民之劳作，此二者联合起来，乃是可靠的、真正的无穷的宝藏，彼巴西之金，普多西之银，安足道哉。
这种邪僻之说，无怪乎两世纪以来，受到道学先生及经济学家之一致抨击，这两种人自己有一套严肃学说，认为除了国家和个人都实行极度节俭，极度经济以外，别无良策；因为有这种学说，他们自觉胜人一筹。代配第氏之“穷奢极侈，建造凯旋门等等”而起者，乃是格拉斯顿（Gladstone）之锱铢必计的国家财政，国家“无力举办”医院、广场、高贵建筑，甚至不肯出钱保存历史古迹，更勿论提倡音乐戏剧矣；这些只能让私人慈善事业来举办，或让浪费成性者来慷慨解囊。
经过一世纪以后，孟迪维尔之说方又在上流社会重新出现。马尔萨斯晚年，正式用有效需求之不足这个观念来解释失业现象。拙着《论马尔萨斯》
一文中④，已有详细论列，此处只就该文所引各段，最足代表氏之思想者，择录一二：
世界各处，几乎都有大量生产力搁置不用，我对这种现象之解释，是说实际所得产物之分配方法有欠恰当，以致继续生产之动机不够充分？ 。我认为如果人们想积财，而且想积得很快，则不生产的消费必大形减少，于是生产动机乃大受妨碍，而财富之扩张亦在时机未成熟时即遭阻遏？ 。但设努力积财之企图，可以在劳工与利润之间划下一条鸿沟，以致未来积财之动机与能力几全遭破坏；而日增之人口，亦无法就业谋生，则我们还能够说，这种积财之企图，或储蓄太多，对于国家无害吗？①问题是：设生产增加，而地主及资本家之不生产的消费不成适当比例，以致资本停滞，随后又引起劳力之需求停滞，我们能够说，这种情③ 同上书，第20 页。
④ 斯梯芬氏于所着《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中，在提及孟迫维尔之邪说时，曾经说过：“需求商品不就是需求劳力这句话，可以把此邪说完全驳倒：然而懂这句话的人太少了，能够完全懂得，就不愧为经济学家。”
见该书第297 页。
① 参阅经典学派先驱者亚当·斯密之说，“凡私人家庭行之，皆为得策者，安能全国行之，便成失策？”
斯密此说、大概针对上引孟迪维尔之言而发。
形对于国家无害吗？假使地主及资本家之不生产的消费，自始即与社会过剩物资作适度配合，故生产动机继续不断，对于劳力之需求，既未过度扩张在先，亦无骤然缩减于后，这种情形，不是比前种情形更快乐，更富裕吗？假使如此，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晚，节俭也许对于生产者不利，但对于国家不会不利呢？又怎能够说，在生产动机消失之时，增加地主和资本家之不生产的消费，无论如何，总不是适当对策呢？①亚当·斯密说过：资本由节俭而增，凡生活节俭者，皆是公众之恩人，又说财富是杏增加，须看生产是否超过消费。这些命题大致都很对，无可怀疑？ 。但也显然不能无限制都对。若储蓄过度，亦足摧毁生产动机。假使每个人都吃最简单的食物，穿最朴素的衣服，住最简陋的房屋，则决不会再有别种食物、衣服及房屋之存在？ 。这两个极端都很明显，因此在二极端之间必有一点，在该点时，若把生产能力以及消费意志二者都计算在内，则财富之增加受到最大鼓励。但恐政治经济学尚不能确定此点在何处。①聪明睿智之士所作议论多矣；余所见者，则以萨伊氏之说，立论最不健全。又最与事实相径庭。萨伊氏说，用掉或毁掉一件物品，就等于堵塞一条出路。此说是从商品与商品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