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王道-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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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威胁和破坏；而我到达的地方是一座现代意大利城市的中心，将近400万人居住在中世纪的街道之中，这些街道承载着 14世纪的自信和 20世纪的功用。这里是躁动的化身，灵动而鲜活，但这一切的主要象征却是一座超凡脱俗的建筑，在它面前，当前经济和金融的动荡不过是历史天空下的一粒尘埃。
回想这座名胜古迹诞生的那个年代，对当时情况的思考会让我们唏嘘不已：
●在欧洲历史上，14世纪最后的几十年是最为黑暗、动荡的时期之一，极少有人会对此表示异议。当时米兰的大主教安东尼奥 •；萨卢佐（AntoniodeSaluzzo）于 1386年开始在大教堂工作时，欧洲正处于史上最危险的时期之一。小冰期（ theLittleIceAge）以及更为糟糕的腺鼠疫使 13世纪的欧洲在知识和农业上的进步遭受了莫大的损害，整个大陆弥漫在饥饿、疾病和绝望之中。在乡间，四处破坏的亡命之徒疯狂地寻找着食物和栖身之所。
正文 第1章 金融世界的喧哗与躁动（3）
● 14世纪中叶，黑死病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迅速传播，随后穿过英吉利海峡传到了英格兰。在一些地方，死亡率甚至高达90％。第一波疫情在1347…1350年扫荡了欧洲，并且在接下来的50年里，又有6次这样的疫情发生。到 1400年的时候，多数史料都一致认为欧洲的人口很可能已经减少了 1/3生命从来没有与霍布斯（Hobbes）的名言如此贴近：“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百年战争（theHundredYearsWar）使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在 1453年之前陷入了战乱之中；作为欧洲大陆唯一的社会凝聚力，罗马天主教堂却充斥着腐败；意大利的罗马和法国的阿维尼翁（ Avignon）出现了敌对的教皇；反犹太主义盛行；狂热的政治迫害时有爆发，试图消除一切所谓困苦的原因。
我们至少可以说，在如此动荡的背景下，像米兰大教堂这样的建筑工程得以启动可谓非同寻常。
处在历史风暴侵袭之下的并不仅仅是工程初期。大教堂直到1965年才正式竣工。在此期间的579年里，从铺下第一块石头开始，装饰和整修就是在世界上最严重的动乱和最深重的灾难中进行的。米兰作为欧洲最富庶、最肥沃地区的战略意义，作为意大利贯通阿尔卑斯山的北部门户的优势地理位置及在此不断发现的艺术宝藏，让它成了许多侵略者觊觎的对象。而就在侵略者在伦巴第平原打响战争第一炮、新的统治者穿过各个皇家及宗教宫殿时，大教堂在无尽的硝烟中留存了下来。
然而，并不是说，在人类历史的风暴中，这是一个宗教世界获得胜利的简单事例。这座建筑从来都是多种动机结合的结果 —人类对上帝、对财富的向往（以及人类对权力的渴望）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是的，大教堂是为上帝之荣耀及虔诚者的教化而修建的，但同时，它的修建也是为了在米兰建立政治统治，并在周边王朝设立统治家族。
在米兰同周边城市 —贝尔加莫（ Bergamo）、诺瓦拉（ Novara）、格里摩那（ Cremona）、科莫（ o）以及罗迪（ Lodi）之间无休止的争斗中，大教堂成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工具。米兰的地区霸权最终不可撼动，但是当时欧洲范围内不断扩大的战争阴云还是笼罩了这座城市。在 16世纪初期，意大利北部成了西班牙和法国的战场。1535年，伦巴第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而经过 170年的时间，米兰则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外省偏远地区不受重视的首府。
在 18世纪早期，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控制了这片区域，这使得米兰的经济、文化和行政结构都有了革命性的变化。拿破仑于1796年成功入侵，但是甚至还在他离世之前，伦巴第就已经由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归还到奥地利人手中。米兰人不断反抗着他们的奥地利统治者，但是直到1859年他们才成功驱逐了占领者，使自己成为皮埃蒙特王国（ theKingdomofPiedmont）的一部分。两年后皮埃蒙特王国进化成为意大利王国。法西斯党于1919年成立于米兰，3年后，墨索里尼就是从那里出发，挺进了罗马。也是在米兰， 1945年4月29日，墨索里尼和他的情人以及15位法西斯领导人的尸体被倒挂在洛雷托广场（ PiazzaleLoreto）的一个加油站顶上。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英国和美国的轰炸机猛烈袭击了这座城市，但在这场破坏中，大教堂以及其中容纳的东西却几乎毫发未损。今天，它依然屹立在那里，作为一种象征……它象征了什么呢？
从广场对面来看，这里像是一座石头的森林。每一根圆柱上都生出一个尖顶，外墙上有超过 3500个雕塑。屋顶上有大量的尖顶和滴水嘴。西侧主入口有许多大理石浅浮雕，鸟类、昆虫、果实、动物，都栩栩如生。
走进教堂，一种冷静和沉着的心境随之降临。浓重的影子随处可见。中心处，尖顶之下，是阴影最重的地方，幽暗处悬着一樽巨大的十字架。一道道明亮而飘渺的光线从阴暗中穿过。目光穿过阴影，游移在圆柱周围，再经过错综的石质装饰，攀沿上宽广的高顶，但最终难以逃脱的总是东边尽头处巨大的彩色玻璃窗。这些玻璃窗常常需要修理，但仍然保持着与 1 世纪基本相同的设计，而且玻璃也几乎是一样的。
当米兰春季闪烁的阳光穿过玻璃、照进内部永久的暮色时，我被图案中央的太阳形象所吸引。这是一幅非常模糊的形象，代表着上帝真理之光的永恒理想，同时也代表着维斯孔蒂家族（ theViscontifamily）的世俗力量，是他们的财力支持了窗户的修建，而他们家族的象征便是太阳。
正文 第1章 金融世界的喧哗与躁动（4）
相比米兰大教堂，没有哪座大教堂会如此毫不隐晦地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有力表述。而它所指向的含义又是不容误解的 —向内是无尽的黑暗，向外则是最明亮的阳光。
无法安歇的思绪
牛津，1968年。这是我政治、哲学以及经济学3年学习中的第 2年，这一年我不必为考试做准备，预考、终考都不必。如果你像我一样，那么在这一年里，你一定能真切感受到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 OswaldSpengler）所说“西方的没落”开始了。这是罗伯特 •；肯尼迪遇刺的一年；这一年也是马丁 •；路德 •；金遇刺的一年；还是“布拉格之春”发生的时候 —随后苏联于8月份入侵。还有，到处都是关于越战的事件：在一个接一个的周末，汽车拉着学生到伦敦的格罗夫纳广场（ Gros…venorSquare），在美国大使馆前示威。而悬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威胁“相互保证毁灭”（MutualAssuredDestruction）的冷战。这一年里，梦想和希望被一个接一个地扼杀，似乎某种大灾难真的即将来临。
就这样，我神游40年前，牛津大学尖顶下阅读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那些日子，看起来是多么的简单。这并不是“事后诸葛亮”，也不是年轻时一切皆有可能。那时的大事件彼此间会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切都截然相反、黑白分明。所有的事情要么是令人兴奋的，要么是骇人听闻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稀松平常的。
今天，那种狂热似乎都消失了。在那之后，我们见证了1989年。今天，大家普遍认为以前的左派右派之分在逐渐消失，并即将由一种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灰色中央区域所取代。在 2007年春天，《展望》（Prospect）月刊请一些评论家预测，鉴于 20世纪是由左右派的概念所界定的，那么21世纪将由何种概念来界定。没有人对暗含的前提表示异议。作家拜厄特（ ASByatt）预测，那将是一种协商一致的平民主义，政治由大众投票和焦点人群来驱动。与之类似，在影评人马克 •；卡曾斯（MarkCousins）看来，政治决策正在由每天、每周的全民互联网投票所做出；作家、记者威尔 •；哈顿（ WillHutton）看到的则是自由主义者和教旨主义者之间的区分。对所有回答者而言，政治和知识的前景都是灰色
的—抑或是有多种不同颜色的，但无论如何已经不再是黑色和白色了。总体而言，情绪是悲观的，几乎没有人预测世界会越来越好。用艾略特在《麦琪之旅》（Journey of Magi）中的话来说，许多事情都“无法安歇，在旧有的教规里”。
在更加广阔的全球舞台上，对比还在加剧。冷战在 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高潮。这是第一部《禁止核试验条约》（Nuclear Test Ban Treaty）颁布的 10年，也是计算导弹弹头、监视导弹部署时代的开端。那段日子里，美国学校的孩子们都知道彼得 •；波特（ PeterPorter）著名的“两分钟警告”诗的开篇：
请注意
极地“防务预报站”刚刚发来警报
说是会有核弹的进攻
威力至少可达一千兆吨
敌方已经发射
目标就是我们的主要城市。
广阔的图景与失落的信念
今天，简单的东西两极划分（随着1989年的政治剧变和苏联解体而宣告终结）和美国一家独大的时代已经被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所取代。
已有的模式和结构正在发生改变，而且我们不知道结果将会怎样。不过，更广阔的图景可能正在出现。现在超过一半的全球 GDP增长来自发展中国家。从现在起，力量和影响的中心将不再仅仅是美国、欧盟和日本，而将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以及中东地区。随着财富和思想在各个国家之间的流动与日俱增，贸易、文化和地缘政治关系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正文 第1章 金融世界的喧哗与躁动（5）
商场上也是如此，以前的方式曾是多么简单。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米尔顿 •；弗里德曼（ MiltonFriedman）在 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这本书让大家惊慌失措，因为它指责美联储要为大萧条负主要责任。当时，弗里德曼对商业的坚定观点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关注。他是纯利润动机的先驱：
企业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 —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增加它利润的活动。这就是说，从事公开的和自由的竞争，而没有欺骗或虚假之处。
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中，企业有着复杂的责任，并且不断受 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不仅有股东，还包括政府、媒体、特殊利益集团、管理者和诉讼人。在今天看来，弗里德曼的观点简单得危险。如今的企业必须考虑的利益和需求范围更为广泛。不仅要从投资者的角度考虑，还要从顾客、员工、供应商、社区等角度来考虑，并且还要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环境。以前，商界的领袖可能是所有涉足领域的大师，他们的力量是不受限制的，如柯立芝总统所言，“美国的事务就是商务。”今天，他们只是一个更加拥挤的舞台上的演员，扮演着一出更为复杂的戏剧。
一些原本天经地义的信念的失去对许多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心理学家维克多 •；弗兰克（ VictorFrankl）曾在他的《追寻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书中描写了他在纳粹集中营的年时光。他还建立了一个精神病学派，进一步研究人们寻找生活意义的动力。他将现代人的忧虑归因于一种双重的缺失：首先，很久以前，我们就克服了原始的动物本能，这些本能其实曾让我们避免了选择，获得了心理安全。 其次，在比较近代的时候，一些群体传统也迅速地消失了，它们曾经是我们的行为支柱，教导我们在生命中许多重要时刻应该如何去做。
在过去的50年里，这种信念的消失迅猛加速。在弗兰克看来，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种补偿性神经官能症的产生：对权力的意志（其中对金钱的欲望只是一种表现）和对愉悦的意志（其中性变得令人着迷，性欲变得失控）。当然这两种神经官能症现在看来都不是什么新事物，当代生活中它们都非常明显。但是在它们的背后实际上弥漫着一种不满情绪，那就是发达社会中许多人都经历过的一种背离感，即大多数人都在逃离每日为生计所做的挣扎。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抑郁症的发病率在升高。也许还不好确定，但这是焦虑存在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在较富裕的国家， 20世纪的到来是以一种契诃夫式的对虚幻黄金时代的思念为标志的。但是随后社会会知道进步将意味着什么，即使这让它们感到不舒服：在《樱桃园》（The Cherry Orchard）中，骄傲自大的商人陆伯兴代表了新的商业主义和城市化的精髓，而斧子砍倒樱桃树的声音正是进步的声音。
20世纪的后半叶有一种更为不祥的基调，是奥威尔（ Orwell）、卡夫卡和贝克特（ Beckett）定下的，后者在他最著名的戏剧《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中塑造了弗拉季米尔（ Vladimir）这一人物，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了人类在 20世纪经历的困惑：“我们在这里做什么，这才是问题所在。而幸运的是，我们碰巧知道答案。是的，在这无边的迷茫中，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我们在等待戈多的到来。”然而戈多一直未到。
21世纪焦虑的对象是什么？我们须拭目以待。但是对于许多发达国家中的人而言，这个谜团已经解开。他们看到了樱桃园的消失，进步已然到来，取而代之的东西并没有满足找寻意义的意愿，他们对戈多的到来失去了一切感知。
无法释怀的温情
酒会后，蒂姆回到了他停在外面的车中。他以前是英国公立学校的学生，如今已经在各方面有所建树。在完成学业后，他来到了伦敦商业区。现在他是一家国际银行的分行经理，作为职业生涯发展的一部分，他被派到了印度。他有一套宽敞的住房，一位厨师，一份很好的薪水和一辆漂亮的车子。今天晚上，这辆车吸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