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我的梦 9-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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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
连载：我的世界我的梦 出版社： 作者：姚明
如果你去过中国，就知道事情的发展往往不像计划的那样进行。有时候，好像根本就没有计划。如果你是中国人，学习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保持冷静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我很高兴地说，我还是非常中国化的，因为在我的NBA第一年，许多事情的发生并不在预料中。
1。第一印象 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我们在姚飞来纽约参加选秀欢迎式
前做不了什么事，他们安排从中国通过卫星传来他在摄像机前的画面。我们看到姚和父母坐在沙发上，这让人觉得他好像是在家里。第二天早上我飞到纽约出差，一着陆我电话就响了。
那是媒体关系主任内尔森·路。他说，出点了乱子。休斯顿时报上刊登了中国传来的一张照片，在姚明身后有一张中文传单，清晰地写着：“打倒美帝国主义！”休斯顿会看中文的民众因为姚明屋子里有这个而发狂。我急忙打了些电话才了解到这是在CNN的演播室里拍的，他们用四、五十年代的旧传单作装饰。姚明恰好坐在了其中之一的前面。我们很快发出消息澄清事实，但那一晚真的是一场骚乱。
2。行李丢失，队服遭窃 第一件有麻烦的事情，发生在我随中国国家队来美国参加世界锦标赛时。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想拍我穿火箭队服的照片，在NBA赛季开始之前，用在杂志的封面上。火箭送来了我的球衣，我们在丹佛训练时拍了照片。我得在那儿拍照，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什么时候回美国，甚至是否能在赛季开始前回来。那时就开始出事了。首先，我的行李在从丹佛到印地安那波里斯的路途中丢失了。拿回它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火箭的球衣在里面。但是锦标赛的第二天早上训练结束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房间被打扫过了，而我的球衣失踪了。我记得我把它放在房间桌上的。我并没有想太多，因为如果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只需要打个电话，球衣供应商就会再给你一件。许多公司都在中国生产鞋子和衣服，以及其它东西，你需要更换什么东西时，不必担心。我现在知道在美国不是那样的。火箭让我付钱，而且非常贵。
这么说吧，不管谁拿了那件球衣，都是一件收藏品，因为只有两件球衣，我的姓和名都在上面，那就是其中的一件。在我们的第一场季前赛上，我穿了一件，然后NBA让我们换掉。
NBA不允许姓和名都在球衣上，所以我得换只有姚字的球衣。
体育画报还是把我放在了封面。我溜出房间，穿了中国队的队服拍了照片。体育画报随后用他们的电脑把它变成休斯顿火箭队的队服。科技真是伟大！3。没有信用，不能购物 我回中国参加亚运会时，发生了另一件事情。我妈先来了休斯顿找房子。她找到的第一个房子，卖房子的人并不真的拥有产权。由于我是在十月份来美国之后和火箭队签约的，手头没有钱买房子。而且因为我是中国人，在美国没有财务记录，美国银行一点钱都不想借给我。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我们都准备好了，要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一切，结果在开始试图得到一笔贷款前，我们发现姚明妈妈喜欢的那第一套房子是被银行没收后拍卖的。他妈妈找到了另一套房子，但是我们得找另一个办法来买下它，因为姚明没有基本的个人金融条件，根本不可能得到贷款。他没有银行帐号、没有社会安全号、没有身份证，什么都没有。
就连他的移民身份都没有最后确认。他唯一能证明的是自己在上海的地址，而那是不足以在休斯顿买房的。那时候，姚明仅有的钱来自我们做的一笔纸牌卡合约，那时姚明还没有来美国。我们跟纸牌卡公司说，他有可能会来美国。最后我帮他买下了房子，现在我们已将房子过户到他的名下，但是在整个第一赛季，姚明的房子都在我的名下。尽管我清楚，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会在申请贷款方面遇到麻烦。
4。工作时喝酒 我知道在元旦前夜美国人会通常因为狂饮而惹出麻烦，但我碰到的事情不同。也许并不是那么反常。新年前夜，我们在休斯顿打败了雄鹿队，我径直去机场，飞去洛杉矶拍我的第一个电视广告。姚之队有一个规则，保证我不会在球场之外弄得太累，就是只有当我连续有两天休息时，才让我接拍广告。要拍广告的话，我还是得坐飞机旅行，还是会让我很累，但是这个规则很有帮助。我们凌晨2点到了洛杉矶，也许更晚一些。飞机上没有食物，只有软饮料。我只睡了4个小时，这时姚之队的某人叫我起来吃早餐。
一辆豪华房车送我们到摄影棚。姚之队让我吃很多维他命，以保持我的体力，但是我有时会忘记。比尔·桑德斯问我，早上有没有吃维他命。我说没有。房车中有一个玻璃容器，看上去里面是水。于是我就拿出我的维他命，让科林递给我一个杯子。“好的，”他说，给我倒了一大杯。
我很累，因此就一口全喝下去了，直接下肚，连口气都没喘。我愣一下，“水怎么是这个味道？休斯顿和洛杉矶的水不一样吗？”然后我的脸发热，我咳嗽起来。“科林，”我咳嗽着说：“那不是水！”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他喝的是纯的杜松子酒，全吞下去了。然后他脸变红，呼吸不畅。我想，这个家伙，马上要去拍一个大广告，而他刚吞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杯杜松子酒！那是早上6点过一点，我们离摄影棚只有10分钟的路程。他得化妆，做好准备，所以我们估计有一个小时让他恢复正常。但是我想，“如果他整天都红着脸，我们就死定了。”
我记得每次我喝多了的时候，也许有5次或6次吧。这之前的上一次喝醉，是我们赢了CBA冠军之后。那以前的一次是1998年，那时大鲨鱼队中有一个俄罗斯球员，他喜欢喝伏尔加。
有一天他过生日，整个球队都跟他一起喝伏尔加，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伏尔加。现在，感谢好莱坞和科林，我可以把杜松子酒加到我的清单上了。
我立刻觉得不对劲，5分钟后我的脸变红了，然后我们就到了摄影棚。“你想睡觉吗？”
有人问我。“我想是的，”我说。“科林可以代替我拍广告，因为都是他的错。”
但结果一切都很顺利。几个小时后我们才开拍。这是为苹果电脑拍的广告，有我和迷你我，很多人看到我，但没有人问我是否醉了。也许那证明我比自己想像中演得更好。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队员）：我们已经拒绝了许多以他的高度为题材的广告。我们想表现出姚明的一些吸引人的品质。因此，当比尔·桑德斯告诉我苹果有些想法时，我说，“好的，只要他们不让姚明和一个小矮人配对就行。”桑德斯顿了一下，然后说，“嗯，其实。。。”当我们看了剧本后，我们弄明白了创意的理由。广告是为了他们最大和最小的笔记本电脑，而且广告片中姚明是坐着的。如果他们只是为了取乐的话，他们就会让姚明站着的。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广告使姚明显得个头小一些，并更有亲和力了。开始的时候，我们对VISA卡的电视广告也持怀疑态度，里面有“哟，姚！”
他走进曼哈顿的一家纪念品商店买一只自由女神模型，他问是否可以用支票来付帐。柜台小姐指指一个布告说：“不收支票，”并用正宗的纽约腔说：“唷。”姚明指指自己说：“不，是姚。”然后他们来回反复说着“唷”和“姚”。这是个弄不好会被误解的情形，因为我们不想让姚明看上去显得滑稽或无知。我觉得广告还是拍得成功的。“唷，姚”已经变成一句流行语。有那么多球迷真诚地用“唷，姚”来向他打招呼真是令人惊讶。
5。蓝色的山羊皮鞋 2003年NBA全明星赛是我的第一次参赛，但是在国内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过很多次。因此我知道许多球员会穿颜色鲜艳的球鞋，或者新款式的鞋。
但那不是我在亚特兰大第一次全明星比赛上，穿浅蓝色的耐克鞋的原因。那双鞋是一个大错误。开始的时候，我本想穿一双白色的球鞋，上面印一个很小的中国国旗。但是当我跟一个中国篮球官员确认国旗的主意时，他说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他说他得确认一下保证万无一失。结果他发现有问题，其他的CBA官员认为国旗印在我的鞋上有失恭敬，我就放弃了那个主意。
我想，好吧，我就穿白色的鞋好了，上面加一点浅蓝色的边。我喜欢那个颜色，而且在我的新人年，火箭的球衣上也有一点点那种浅蓝色。我想看上去会不错。那时我并没有想穿一双整个都是浅蓝的鞋，然而我在亚特兰大打开我的耐克鞋盒时，看到的却是这么一双鞋。
科林·派恩（姚明翻译）：我发誓他说的是浅蓝色鞋，带一点白色的边。我还可以发誓我给他看了设计师画的图样，耐克公司寄给我，让我给姚明看。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给他看了耐克寄来的样品照片。比赛后有人问，他穿着北卡罗来纳的全蓝鞋，是不是为了对乔丹表示敬意，因为那是乔丹最后的一次全明星赛。乔丹以前是焦油跟州人，焦油跟是北卡的别名。这个想法听起来很不错，因此我们将错就错，说就是那么回事。我们本想穿旧的耐克款，以此乔丹表示敬意，但是找不到适合姚明的尺寸。现在我们可以说实话了。不管怎样，你不会再看到那双鞋了。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没有人跟他明说，我说了。我看到那双鞋，我说：“见鬼，怎么回事？”姚明说颜色应该反一反的等等。我说：“我希望这是你离开耐克的原因。
”那双鞋在电视上看起来简直不堪入目。
现在我跟科林开玩笑说，一定是锐步收买了他，让他不给我看鞋的照片。我只知道自己穿了一双很难看的鞋，你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不过我也要帮科林说句公道话，其实照片看上去并不那么糟。我本可以穿一双其它的鞋，但是没有一双合适的，又不是可以随便走进一家店，买一双18码的鞋。如果你是个全明星，特意穿一双很疯狂的鞋，就像杰梅因·奥尼尔那样，穿一双明亮的黄色的鞋，或者像克里斯·韦伯前年做的那样，穿一双银色版的达达鞋，那是另外一回事。热身的时候，我听说摄像机会对准我的鞋，他们还会放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的歌，“蓝色的山羊皮鞋”，但是我没听到。有时一只耳朵听不见还真是好事。也许打比赛时间不长我应该很开心，如果长的话，关于我的鞋的问题一定更多。也许那是我打得时间不长的原因，那双鞋会让人们不去看比赛的。
6。开车 我并不是从小开着车长大的，甚至都没想过要开车。此外，很难找到一辆车能让我这么高的人觉得舒服。想像一下以60英里的时速开一辆卡丁车，或是一辆玩具车的感觉，你就会明白我大多数开车时的感觉。
来美国之前，我在国内开过一次车，但是我不能算是会开车的。即使我在国内开过车，我也不知道当我开始在美国开车时，那个经历是否有用。如果你去中国，观察一下交通，你可能会觉得那儿没有规则，人们只是在疯狂地开车。很多人逆向行驶或者闯红灯。规则是有的，但是跟美国非常不同，而且没有足够的警察来执勤。如果两辆车开向同样的方向，你右手边的车决定在你前面左转，当你撞到它时，就是你的错，即使你没办法及时停车，也是你的错。
波斯简·纳持巴（火箭队队员）：我在DMV（机动车管理部）的办公室拿到执照的那一天，姚明也拿到了他的执照。我在欧洲拿了驾驶执照很多年了，因此通过考试没问题。但是我知道对姚明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天，他比在比赛前还紧张。当他通过了考试，他高兴得不得了，像个小孩。我觉得他比我们打败湖人的那个晚上还高兴。你要知道，他是个靠不住的司机。我还是不敢肯定，他是否知道所有标志的意思，或者一个红灯是什么意思。有一次他跟在我后面，从体育馆去飞机场。通常只需要15分钟的，可这一次我们开了30分钟，路上根
本没有车，因为我不想让他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他开得好慢好慢，但这样可能对大家都好。
有时科林来体育馆时直哆嗦，我就问：“是不是姚开的车？”科林就会点点头，然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镇定下来。
1998年来美国的时候，我开过一次车。那时我们在圣地亚哥，我在酒店的院子里开一辆小面包车。真正开始学车是深夜在休斯顿住处附近。我租了一辆车，好像是一辆很大的水星牌房车。
我学开车的时候，科林跟我说了校车的事情。在中国我们也有校车，但我不记得其它车遇到校车时应该避让的。
但是科林跟我说，在这里如果我看见校车的话，是不能超车的。如果校车停了，我必须等在它后面15英尺外。当我参加驾驶考试时，我记得他跟我说了类似的事情，但我不肯定他确切是怎么说的。反正我考试的时候，看到一个停车标志，我就停下来。考官让我在附近的街区开。我们接近弯角时，他会说：“左转，右转。”考试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来了一辆校车，它开得越来越慢，就像一场恶梦。我忘了我是否应该超过他，于是我说：“好吧，不管他做什么，我就跟着他好了。”因此不管校车怎么做，我就跟着。我不记得确切的规则是什么了，我通过了考试，但是校车的事让我很紧张。
平行泊车是最难的，很难确定离安全锥的距离。就算现在，我有时都还要拜托科林帮我泊车。第一次泊车考试时，我碰了一个锥，第二次通过了。笔试部分很简单，他们让我朋友作翻译。去之前我不肯定自己是否能通过考试，但我想试一下。最坏的事情无非是我得再考一次。我做好了准备要再考一次的。不需要补考时，波奇说我比打败湖人的时候还开心。我这么回答：打败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