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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

05老子思想批判-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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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治国提出尚贤重士、贱财贵智思想,言:“王天下者,轻悬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③ 
  老子就质问道:“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④又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何〕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何〕托天下?”⑤ 
  《黄帝经·十六经》中有《前道》一篇,主要是谈如何运用哲学所阐明的客观规律治国,以达到大有作为的。其论有“治国故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阴阳之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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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黄帝经·十六经·立命》。 
  ② 《老子·第十章》。 
  ③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④ 《老子·第二十六章》。 
  ⑤ 《老子·第十三章》。   
  主张愚民而治、大谈“无为”的老子,亦对此进行攻讦,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① 
  所以,我的认识是:老子之著《道德经》,旨在反对黄帝的治国思想理论,而为夏、商、直至西周以来业已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奴隶制君主独裁统治,精心制造统治理论的。 
  在哲学理论上,《易》经、《黄帝经》、《论语》属于中国古典哲学一派,其源头就是伏牺之道;《老子》是为另一学术派别,它是以取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以及部分哲理,神而化之,宣扬愚民观点的。它事实上是《洪范》思想的哲理化产物,其主旨是以反对五帝时期形成的以《黄帝经》为代表的以道立法、制定社会道德规范明民而治。唯其如此,就大反特反仁、义、礼、智、教化,反对明民,反对以法治国,竭力鼓吹愚民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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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老子·第三十八章》。                    
第十二节 对待战争的理论差异 
  自从私有制度的历史性产生,从而导致了战争这种破坏生产、生活安定,以杀人为手段的“怪物”出现之后,战争与和平也就成了人类社会中的首要大事,也是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们不断研究与讨论的重大话题。更是任何一位政治家谈论如何治理国家,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在这方面,黄帝与老子的理论,也同样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到底是哪一种理论正确,哪一种理论错误,我们只要将进行一点对比,也就会清楚了。因为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经过鉴别,就能判断其优劣。 
  黄帝极其反对战争,对战争论之很少。且有这样三个明显特点: 
  第一,谈富民强国,强调要“强兵”。 
  在黄帝的治国思想中,明确地主张富民强国,必须走强兵道路。强调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只有国富才能强兵,只有民富、国富、兵强,才能算是国强。才能做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使国家立于安定而不败之地。其言如“万民和辑而乐为主上用,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敌。”①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即使是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之下,也要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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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黄帝经·经法·六分》。   
  念。这就要注重分析形势,掌握和利用好自然规律于战争,“因天之杀也以伐死”①,并“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困之”②,促使战争形势、军力对比,都向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变,然后抓住有利时机,奋力战而胜之。 
  第二,反对称霸与好战。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黄帝明确反对以强凌弱,穷兵黩武,肆意侵略别国土地的称霸行径。尤其反对治国者“好凶器”,“纵心欲”,“伐无罪”,“杀服民”,“戮降人”。并将“好凶器”、“纵心欲”、“行逆德”列为治国之中的“三凶”。说:“一国而备‘三凶’者,祸反自及也”③。 
  第三,谈战术言论极少。 
  我们知道,在中华文明历史上,轩辕黄帝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更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和丰富战争经验的军事家。他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以静制动,妙用天时、地利、人和,巧摆战场,密布伏兵,包一层天机、人谋、地利的神鬼莫测之术,开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的战例之先河,迄今仍令我国现代军事专家所折服。所以,黄帝并非无战术绝招可言的人。但是,他在除了论及治国之中谈到一点战略思想、以及反对战争的观点外,既不专门谈军事,又绝口不言战术。这实际上就是视战争为“凶器”,恐遗战术理论于后世,被那种“好凶器”、“纵心欲”、“行逆德”者掌握,而危害人类社会的忧虑有关。所以,对于黄帝的军事思想,也只能凭现有史料,作一个粗略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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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黄帝经·经法·君正》。 
  ②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③ 《黄帝经·经法·亡论》。   
  以道治军观点: 
  治军非比用兵。治军是加强军队建设,其道理同于治国之道。黄帝的以道治军观点,是建立在以民为本,以道治国的基础上的。故其治军观点是:顺应民心,施以德政,使民获利,选贤任能,连什为伍,严明号令,用刑政以正不肖与违令犯禁者。以及教军以道,审时度势,明白知己知彼之理,懂得“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攻,反自伐也。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①等基本道理。 
  杀伐多祸观点: 
  黄帝认为,治国必须富国而强兵。强兵的最根本目的,绝非兴杀伐,行掠夺,图霸业,穷兵黩武。而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绝对不受强国之侵犯。假如因国富兵强而恃强凌弱,大兴杀伐,就是逆道之行,就是违背天道而积人怨,祸反而及己,谓之“自伐”。故言杀伐多祸。黄帝这样说:“用国而恃其强者,弱。兴兵失理,所伐不当,天降二殃:逆节不成,是谓得(‘得’似应为‘失’字)天;逆节果成,天将不盈其命,而重其刑。”②“所伐当罪,其祸五之;所伐不当,其祸什之。”③  
  当机立断的观点: 
  战争是交战双方的事,并不是你不想要战争,战争就不会发生。有时候,敌对的一方,就是要把战火烧到你的身边,将战争强加在你的头上,你想避也避不开。在这方面,黄帝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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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黄帝经·经法·君正》。 
  ②、③ 《黄帝经·经法·亡论》。   
  点是,要想避免战争,只有强兵不懈,震慑敌人,遏阻战争的发生。若是做不到这一点,也要先礼而后兵,先雌而后雄。战争中要抓住有利战机,当机立断,坚决消灭对方,以战而去战。其论曰:“兵不刑天,兵不可动;兵不伐地,兵不可措;刑法不入,兵不可成。参之天地,正之雌雄,圣人则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因时秉天地,必有成功。圣人不达刑,不襦专,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①  
  以强示弱观点: 
  战争,不仅是交战双方政治、经济、军力、科技等方面实力的综合性较量,更是交战双方军队素质的较量,是双方指挥者勇与智的较量。战争与治国正好相反,治国用正道,战争用奇道;治国用明道,战争用诡道。所以,它要求指挥者,尽一切方法、手段,详细、全面、及时地了解对方的情况,而又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将自己一方的情况严密封锁,不使敌方知道。并要极其巧妙地利用敌方指挥者的心理、性格、弱点,欺骗对方,诱使对方做出错误的判断,造成其指挥上的失误。黄帝对此的说法举例为“战示不敢,能示不能”②;“实者示以虚,不足者示以有余”③。虚虚实实,因时、因事、因人、因情,变通而用,一切以诱使对方上当为准则,以战而胜之为最终之目的。 
  敢与不敢的辨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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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黄帝经·十六经·兵容》。 
  ②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③ 《黄帝经·经法·论》。   
  敢与不敢,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一个辨证应用、同时交互作用的观点。黄帝认为,当战争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时候,在强敌面前,在战略上一定要树立敢打必胜、一决雌雄的信念。其在谈及战蚩尤之前的思想时这样说:“夫作争者凶,不争者也无成功。”“于是,出其将士,奋之戎兵,身提鼓鞄,以御之(蚩)尤。”①然在战前的一切军事部署方面,则是慎之又慎,而“立于不敢,行于不能”,绝没有半点轻敌思想。而是做最周密的军事部署,绝不给蚩尤留半点可乘之机。这,又是敢中之“不敢”。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之中 ,则又是敢与不敢的交互为用:既教兵以一当十,敢战敢拚,有以弱胜强的决心,又在每一战争发展环节上,都“慎案其象,不擅断疑”,“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困之”……黄帝认为,善用敢与不敢而为战,“其民劳而不怠,饥不饴,死不怨……战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名声彰明,顺之至也。”②  
  对不同性质战争的后果分析: 
  黄帝以其时社会上所存在的不同性质之战,以及可能发生的性质转变及后果,进行分析,而将战争性质列为三种:为利,为义,行忿。认为:为利者,事实上得不到多大利益,甚至因此而受害;为义者,往往不容易把握分寸,因此而导致不断地扩张与兼并,最后所造成的是众之所死,和发动战争者的危亡;至于行忿者,不仅不合道义,还极其容易由此而丧失理智,因忿而自不量力,结果是自取灭亡。 
  对于这个问题,黄帝是这么说:“诸库藏兵之国,皆有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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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黄帝经·十六经·政》。 
  ②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所谓为利者,见(其国)民饥已极,国家不暇,上下不当,举兵而伐之。虽无大害,亦无大利焉;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①对此,若“诛禁当罪,而不私其利,能令行天下,而莫敢不听。自此以下,兵战力争,(则)危亡无日,而莫知其所从来。”②因为,此时之所谓“义者,众之所死也。是故,以一国攻天下,万乘之主兼并,稀不自此始,鲜能终之。非心之(不)恒也,穷而反矣;所谓行忿者,心虽忿,不能徒怒,怒必有为也。成功无以求也。即始兼并矣,非道也。”③ 故,“天下有三死:忿不量力,死;嗜欲无穷,死;寡不避众,死。”④  
  而老子因为强调治国的“无为”,则是不区分战争性质,不讲正义与非正义,对战争一概而论,采取坚决的反对态度,这就是一种是非不清的荒唐“理论”了。因为,在哲学理论上,首先要概念清晰,逻辑严密。倘若概念不清,逻辑混乱,就会因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老子这位所谓“哲学之父”是怎么说的: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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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③ 《黄帝经·十六经·本伐》。 
  ②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④ 《黄帝经·称经》。 
  ⑤ 《老子·第三十一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为不道,不道早已。① 
  世间事物,都有其相对性。而老子言事物,都往往是以绝对而言,而不谈其相对性。都是先给出一个没有严格定义、不能稽考的笼统结论,而后就此展开论述。如此,便到处出现似是而非的言论。在对待战争与和平这个问题上,同样是以人们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普遍愿望,先抹平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界限,而不分是非地反对一切战争。并以中国上古因重视强兵但反对恃武称雄形成的礼仪制度为例,反对治国强兵之策。进而以言“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的主张。这就是不确之论了。如果照老子的话办,我们就不可以进行现代化的军队建设,就不能为保卫祖国的安全,为维护国家的主权而走强军道路了。这能证明老子思想的正确么?至于其宣扬“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的理论。又是以自然规律的“无为”以为证,归其“无为而治”的一贯主张,就是明摆着的谬论: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②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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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老子·第三十章》。 
  ② 《老子·第七十三章》。 
  ③ 《老子·第六十九章》。   
  老子之言,在谈哲理之中,处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与客观自然规律表现为“无为”之间的重要区别,处处以自然规律的无思、无为而无所不为,要求人之学哲学,也同样与客观自然规律等同,也必须做到无思想、不作为,辩称如此便可达到无所不为。这就是其全书的一个本质性荒唐论点。对此,一般不学哲学的人们很难辨别其谬误而不上当。现在,我们常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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