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徽商浙商致富秘诀-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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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爷不一定就有经商的才干，即使能胜任大掌柜，在能力相同的情况下，依然选用外人。这并非对少爷不信任，而是必须恪守晋商商号的“组织原则”：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少爷本是“少东家”，是商号自然的所有者，如果再做大掌柜，那所有权和经营者就合二为一了，其中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把亲情关系加于商号管理、经营、用人等等诸事都会受“自己人”的掣肘，少爷还会把老爷的老一套照搬到商号内，导致商号缺乏应有的活力。当然，如果少爷真的才干出众，那用少爷“自东自掌”的例子在晋商中也有不少，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东伙制“组织原则”始终没有错。如果用少爷“自东自掌”了，身兼二任的他既是当然的东家，享有商号的所有权，又是掌握经营权的大掌柜，本来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就变成了自己监督自己了。少爷手中的权力一旦失去了监督，那渎职和“腐败”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是独资的商号，那少爷最有机会和条件成为商号的“土皇帝”了，谁能奈何之？商号只能走自生自灭的不归路了；如果商号是合资，那其他持商号银股者，对少爷的行为能有多大的约束呢？他们除抽股、避免血本少受损失外，恐怕难以再有别的办法了。
相对于“用亲”，“用乡”有很大的好处。“用乡”虽非“自己人”，但也是知根知底的人。聘用同一个村，或邻近几个村里的人，东家往往是“看着他们长大的”，不仅对其本人的一切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还对其家庭，乃至祖宗三代都一清二楚，整体素质是用不着“面试”和“政审”的。只要用他做生意就行了。
“用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保人制度。这也是从根本上保证商号利益的极为重要的制度。“使用之人，委之于事，向来轻用重托制，乃山西商号之通例，然经理同人，全须有殷实商保，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须先弃抗辨权。将保证人与被保人之关系，如无特殊牵连，最不易找，倘保证人中途废歇，或撤保，应速另找，否则有停职之虞。同人感于如此严厉，再受号上道德陶冶，故舞弊情事，百年不遇。”大德恒票号经理这番感慨，道出了“用乡”、“轻用重托制”的核心内容，把伙计与东家用“连锁关系”连在一起，与“赔东家不赔伙计”的分红办法，在一起就构成了责、权、利一体化的较为完备的东伙制。
东家始终是商号的所有者，伙计也一直是伙计，下至学徒，上至分号经理乃至总经理都是伙计，没有担保是不能用的。保人的担保起防范作用，作保人必须与被保人为至亲，或至友，能对被保人的一切“负完全责任”，这就是所谓的“特殊牵连”。这种牵连，必须是经济上的和法理上的。被保人“倘有越轨行为”，保人就要“连坐”，欠银子还银子，损物品赔物品，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
任何企业，只要能任人唯贤，尊重人才，重用人才，不徇情，不嫉贤，不分门户，就能兴旺发达。反之，以亲疏划线，任用无能亲朋为伍，事业没有不失败的。晋商用地缘乡情把人的责任感和创造性发挥出来并加以利用，从一方面促进了商业经营的成功和辉煌。
严以考察，敬以为用
晋商把对员工的培养教育看作关系到自身生存发展的大事，对于初选入行的伙计，他们要派遣资历较深者或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系统的培训，训练的科目种类繁多，并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办法。
比如蔚丰厚票号驻外庄掌柜李宏龄曾经建议总号设学堂，学业务，学外语，培养人才。他说：“自五口通商以来，明为中外两益，实则开一商战世界。各国通商，必须语言文字相通，方能便于办事，国家所以设立学堂，实因外交而起。”因此李宏龄认为票号“亦需培养人才，择年少才美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学堂延请教习，俾各号各码皆有一二通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易。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洋文者，更可保持全号，不较之携账而逃又高一筹乎！”
晋商很重视商业人才的选择和使用，通过考其德行才智、察其断事析理能力，并广泛听取他人的评判，以决定是否任用。在德行方面要求职员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
在对人才日常行为考核内容上主要是要求员工必须奋发进取，节欲杜弊，如：不准在号内借款，不准携带家眷，不准相互送礼，不准搬弄是非，不准吸食鸦片，不准闲坐闲聊，不准向财东和掌柜送礼，不准推诿包庇过失，不准结伙营私，不准不听调动和指挥。违者将受到惩处或开除。经过测验确实可用后，才分派各分号任事。
蔚丰厚票号驻外庄掌柜李宏龄给总号的信中特别强调了对号伙的考核。他说，“故知人用人为整顿号事第一要义”，“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全在乎日留心体察，临时方可得人”。并且提出，对人的考核应与对顶身股的“加股减股”结合起来，根据其人的才具劳绩秉公行之，不能存一毫私意情面。只有这样，真有才干的人才能奋兴，各码头分号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反之，不考核则不能知人，“不知其人，安能用之得当；用之不得当，则号安能得手！”所以顶身股的股份制度必须建立在选用贤才的基础上，倘若凭私意任人唯亲，让庸碌之人进入号内，即使只作一个普通伙友，最终也会导致不良后果的。这一点正是晋商特别谨慎的独到之处。
经过严以考察，合格的人就会被敬以为用。晋商对经过审查合格进号工作的人称“请进”，意在人才之请入，前途不可量。山西平遥的西裕成颜料铺财东李箴视以伯乐之姿态寻找千里马雷履泰，后来二人合力创家日升昌票号的故事，一时成为美谈，为后人津津乐道。
雷履泰是平遥县龙跃村人，少年家境贫寒，在跳槽到西裕成之前，他住在平遥城内北门头拐角宝房内，是个看宝盆的把式。看宝盆是宝房（赌博场所）的专业术语。当赌徒揭开宝盆（赌具容器）盖，显露出几颗骰子上的点数，就要计算出赌银输赢的数额。
一日，西裕成老板李箴视心血来潮，到宝房看热闹。当宝盆揭开时，雷履泰脱口而出报出数额，其反应之快，让李箴视大为惊叹。几年后李箴视又在这个宝房与雷履泰相遇，看到他洒脱自如，气度不凡，觉得这位“脱口秀”的同乡很有潜力，便上前拱手相邀，把雷履泰请到了西裕成颜料铺。
果然不出李箴视所料，雷履泰是个人才，他先是在北京、汉口分号担任经理，又回到平遥总号做总经理，生意越做越红火，这期间，李家的西裕成颜料庄开始发展为全国性的大商号。后来雷履泰向财主李箴视建议成立专门经营货币资本的金融机构——票号。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一，平遥城大街上挂出了“日升昌”的崭新招牌。李氏和雷履泰等人都没想到这一举动，竟在中国近代金融界掀起一场“大革命”，晋商沿着“票号”登上了“天下第一商”的宝座。
重金聘用，礼遇贤才
商号之间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晋商除自己培养人才以外，还不惜重金，从同业及各方面聘用贤才。任用贤者，就要给贤者以应有的物质利益，贤者才乐意为财东服务。如果只使用而不关心贤者的物质利益，或者论资排辈压制贤者，贤者就可能辞退出号另谋他事。
山西票号在各号之间相互重金聘用或拉走人才的现象多有所见，而每一个被聘用拉走的人才都给另一方票号带来了好处。这里所说的重金，主要表现在顶身股的份额上。
宋聚源最初在其昌德票号做事，协同庆票号特许顶身股4厘，把他从其昌德拉走；随之派往兰州、凉州分号管事，因经营有方，获利丰厚，账期又加顶身股2厘。后来其昌德资本家又把宋聚源反聘回来，委以总经理，允顶身股1股。
宋聚源弟弟宋聚奎，在蔚泰厚票号做事，位至副总经理，顶身股9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介休洪山乔英甫新开宝丰隆票号，聘宋聚奎为总经理，特允顶身股1股2厘。所以有人说：今昔票号总经理顶身股皆以1俸为满，唯独宋聚奎破例。
山西票号业兴起时，祁县最有实力的富商乔致庸眼看着财源滚滚流向他人，他却因缺乏票号经营管理人才，无法开办自己的票号而暗暗着急。乔致庸心里十分清楚虽然票号赢利丰厚，但是没有精通业务的人才是万万不能的。就在这时，蔚长厚票号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原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祁县籍人阎维藩因给年轻军官恩寿垫支银10万两作为其升官活动费，受到总号的责难，并准备查处阎维藩。不想恩寿官运亨通，不久将擢升汉口将军，以后给票号带来的好处自在不言中，总号查处阎维藩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但阎维藩从此心中不快，决心离开蔚长厚，另谋高就。
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一位经营票号业务的能手，当他千方百计获悉阎维藩有离开蔚长厚的心事时，就拿定主意要将阎维藩拉过来为己所用。恰在这时，阎维藩要返乡。乔致庸认为时机已到，便命其子乔景仪在途中迎接阎维藩。地点定在子洪口，子洪口为交通要道，是阎维藩返乡必经之地。
乔景仪等人在子洪口一连住了几天，才等到阎维藩，阎维藩见乔景仪迎接他的盛况，先是一惊。当乔景仪将其父乔致庸请他相见之意转达后，阎维藩感动不已。心想：“自己在蔚长厚受到冷遇，乔家财势赫赫，富名远扬，能如此待己，可谓三生有幸”。乔景仪遵从父命又请阎维藩乘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阎维藩感到乔家如此敬他，十分难得，自己也应自谦，不能让年长的乔公子骑马。二人你谦我让，最后阎维藩只好把衣帽放在轿内，算是代他坐轿，本人则与少东家乔景仪并马而行。
这下可便宜了抬轿子的，16人轿夫换抬一空轿，抬起轿来如脚下生风。接到下人报信的乔致庸早已在家门口等候多时，迎入屋内，嘘寒问暖，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又摆下丰盛的宴席款待阎维藩，极尽东家之谊。乔致庸暗中察看阎维藩，见他仪表堂堂，举止有度，谈吐有节，精明而不失稳健，自信而不失谦逊，谈起票号业务，真知灼见，如数家珍。当乔致庸得知阎维藩年仅36岁时，更是赞不绝口。两人越谈越投机，乔家当场聘阎维藩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总经理。阎维藩也决心报答乔家知遇之恩，愿为乔家商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从此，阎维藩主持大德恒票号26年间。阎维藩身怀雄才大略，善于经营，使大德恒票号业务繁荣昌盛，每逢账期，每股分红达到一万两左右。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事件、辛亥革命中，由于社会动荡，有不少商号、票号遭受影响而倒闭，而大德恒票号由于阎维藩主持有方，每逢变故均能及时采取措施化险为夷。所以说，阎维藩为乔家立下了卓越功勋，而乔家也确是慧眼识人才。
商场上的竞争与其他任何行业的竞争一样，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智力的竞争。请到高明的人才，你在竞争中才能占据主动地位。而真正的人才一般都有傲骨，他们不会随随便便屈尊于人的，他们也在选择能够认识到自己价值的“明主”。因此，能识人，还要会请人，真正做到一流人才一流对待才行。慧眼识人才，还要给人才以很高的礼遇才行。乔致庸做到这点请到了阎维藩，就像当年刘备请到了诸葛亮。
任人所长，不拘一格（1）
晋商认为，人有贤愚之分，贤者又各有所长。一个人文笔很好，处理文书十分得力，若任以分号经理则差，因为他缺乏帅才。有帅才的人，又分为稳健派和进取派，有的善于在逆境中求发展，有的善于审时度势，决定进取。所以要任人唯贤，还必须知人善用，用人所长，才能发挥贤者的作用。
知人善用，任人所长，首先有要知人之智，从长避短，也就是要看清所用之人长在何处，何以长；短在何处，何以短。用人既要知人，又要明事，二者缺一不可。知人则知长短，明事则明顺逆，以长从顺，因逆避短，如此，乃可“出言则听，举事则成”，而“不困”也。不过，“从其所长，避其所短”之运用，除知人明事之外，更须注意灵活机动，不必拘泥。
在这方面，山西票号总号的经理们有许多知人善用的典型，为票号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协同庆经理任用赵厚田主持各分号事，先是“冒险姑苏，急难臬兰，回翔成都、重庆之间二十余年，能使全局营业，恒操胜算，皆赖赵君之力”。
蔚丰厚票号任用李宏龄轮番主持北京、上海、汉口的重要分号，官商从无巨额倒欠，被同业誉为贤才。李宏龄善于审时势多谋利，人弃他取，常获盈利。清光绪中叶，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连续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在这多事之秋，李宏龄依据形势变化，在逆境中求发展。
比如1894年秋，李宏龄由北京调往上海。在未动身前，中日宣战，人心惶骇，京官携眷纷纷外逃，各票号均停止收交款项。李宏龄默察时势，通电各分号照常收交，不过汇费要加重，交款期要延长。同时，将收汇的款项和吸收的存款调至南方有关分号放账，事定后再调回京号，结果获利颇丰。
同年9月上旬，他由京往沪行至扬州，正遇总号令扬号将存款全部退还，并停止收汇上海款项，如不遵办，则以号规论处。扬号本来主要靠做上海和南京的生意，接电后扬号经理白子直大为作难。李宏龄回答：“旧存款不但不还，有新款尽管收存，皆归上海借用。如有汇沪款项，若扬号放出能赚利，也尽管收汇上海。如总号违令见责，与扬号无干，宏自能回复。”结果，照李宏龄意见去做，扬号年终结利3万多两。反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