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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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20日他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反对指责美国储蓄不足的理由。他承认，美国人从可支配收入中的储蓄率极低（saving out of US personal disposable ine），即使加上公司的储蓄（corporate savings），私有储蓄（private savings）也很低；美国政府赤字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就非常高了，这次金融危机迫使政府动用财政刺激政策（2009年2月国会通过），给政府本来就庞大的赤字火上浇油。
但库珀支持2009年的财政刺激政策。他认为在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只有政府可以逆流而上，增加总需求，带动私有经济发展。他并不是一味地主张“大政府”，而是认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人下意识地把经济生活中的成功都归结于私有经济的功劳，把经济生活中的失败都归结于政府政策的错误和政府对私有经济的干预。这种思想在库珀看来，是极其错误，也是极其危险的。没有政府提供的公平、透明、高效的运作平台，私有经济根本就不可能蒸蒸日上。而政府提供的这些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是需要强有力的税收支持的。
库珀曾经反对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的两次减税，认为那些支持减税的理由（降低边际税率会减少福利损失，提高税收效率）只是在抽象的逻辑中成立，在实际生活中的效果微不足道。他认为大多数人在决定是否接受下一个项目，下一份工作（additional work）时会考虑很多因素，但自己的边际税率多少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对那些热爱自己工作的人，边际税率就更不是一个考虑因素。他认为这两次减税只会使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为什么家庭和国家应该储蓄呢？家庭储蓄是为了供孩子读书，提供养老保险，以防万一（例如暂时失业等），或许给后代留下一些遗产。国家储蓄是为了投资，为了经济增长，为了今后有更高的收入。
对一个普通美国家庭来说，它的储蓄与我们从国家宏观统计账户里（national accounts）得出的数据非常不同。家庭房产的增值，购买的耐用品（例如汽车，冰箱等），在孩子教育方面的花销会增加这个家庭今后的收入，是一种投资，而我们从统计数据算出来的储蓄完全不包括这些。美国人对未来的信心比其他发达国家要高，所以消费更加大胆。虽然有不少家庭需要提高储蓄，但大多数美国家庭的储蓄决策，在库珀看来，基本上是对的。
那么美国是否有足够的储蓄来确保持续的经济增长呢？首先，经济增长的动力，即使在古典经济学中，也是技术革新，而不是纯粹的资本积累。诚然，不少新技术就包括在资本（机器）当中了，但这说明高投资（总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我们的着眼点不应该是净储蓄，而是总投资。虽然美国国内储蓄很低，但美国得益于大量外资涌入，总投资情况一直很好。
其次，资本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产品价格在降低，而资本的质量（quality of capital）在提高。同样多的储蓄现在可以买到更多的更好的资本产品（例如家用电器和计算机等产品）。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增加产出需要的新增资本在减少。所以我们从统计中看到的用美元度量的新增资本低估了质量的提升。
再次，库珀继续刨根问底，我们为什么追求经济增长呢？如果美国的储蓄更高，美国经济或许能够增长更快。但经济增长更快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比起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生活已经富裕了无数倍。再要求我们的祖辈生活得更节俭，为了我们而储蓄得更多，是不道德的。除了小布什和他的朋友非常在乎给后代留下财产以外，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想给后代留下很多财产，因为他们相信，每一代人都要对自己负责，创造自己的财富，不应该依靠祖辈的遗产。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技术革新的良好势头，继续为后代提供足够的教育，在经济好转后减少财政赤字，即使我们不增加储蓄，我们子孙后代的物质生活也很有可能比我们更富裕。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与全球不平衡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current account deficit）在2004－2006高达GDP的5％以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不可持续的，有必要制定经济政策逆转赤字。库珀反对这种观点。
首先，他区别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中的不平衡与经济模型中的不平衡（disequilibrium）。这两种不平衡有本质的不同。全球不平衡中的不平衡是很有可能持续的。至于这种不平衡是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不是我们喜欢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价值判断。
其次，人们常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每年5000亿美元意味着美国人平均每天从外国借债将近20亿美元。”库珀说这种解释是错的。经常项目的赤字（或盈余）等于资本账户的盈余（或赤字）。这是一个数学上的恒等式，并不意味着恒等式的左边导致了右边，或右边导致了左边，或谁管谁借钱。资本的流动在自由经济体系里其实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没有任何一方是被迫的。如果你不愿意承担可能的后果，完全可以选择不参加这个游戏。
库珀对这个恒等式的解释是：美国资本账户的盈余被用于填补支持经常项目的赤字，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在支持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上了。在他看来，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与其说是反映了美国的储蓄不足，还不如说是反映了其他国家的储蓄过剩，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石油国家的美元主要是因为油价飙升）。他们国家内部的投资环境没有美国这么好，投资机会没有美国这么多，没有办法吸纳这么多的储蓄，或者可以吸纳，但投资回报没有投资于美国的回报率那么好。
库珀认为，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有人口方面的优势：美国的自然生育率和相对宽容的移民法保证了美国人口不会像日本和意大利那样萎缩。相对于新兴市场，美国有制度和文化方面的优势：保护产权，鼓励创新，容忍失败，机制灵活，政治稳定。美国政府虽然债台高筑，但美国国债（treasury securities）的市场广度、深度、流动性几乎无与伦比。
那些储蓄过多的国家应该把用不了的钱放在哪儿呢？投资哪里能比投资美国更好呢？即使那些国家的私人由于各种原因（例如资本账户不开放）不能投资美国，那些国家的政府也会把一部分外汇储备投资在美国。尤其是那些不想让自己的货币升值以保护出口企业的国家更会这样做。只要不走极端，他们的想法及做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2004年11月1日，库珀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具体分析美国国际净投资态势（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的可持续性及利弊关系。如果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继续增加，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多于美国人在外国的投资的部分）继续增加，那么外国人就会拥有更多的美国资产（claims on US financial assets），就会有更多在美国的投资回报（yields on the seas sets），美国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就要给外国人（foreign claims on US output），美国人的收入就会因为把“饼”的一部分分给外国人而减少（reducing US ines）。但是库珀指出，这种逻辑没有把外国在美国的投资为美国经济做的贡献考虑进去。如果没有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美国人生产的“饼”的本身就会更小，除非美国人自己在国内的投资足够大，顶替了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
2008年夏，库珀在《经济视角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发表长篇论文《全球不平衡：全球化，人口变化趋势和可持续性》（GlobalIm balances：Globalization；Demography；and Sustainability），综合阐述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日益全球化的金融市场意味着储蓄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寻找最佳投资机会，在本国投资的偏向（home bias）越来越小。根据他的计算，外国在美国的投资减去美国在外国的投资，即资本账户的盈余，不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会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继续扩大。因为资本账户的盈余等于经常项目的赤字，所以经常项目的赤字也会继续扩大。加之美国的人口和制度优势，美国会继续吸引大量的全球投资。
全球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是美国的储蓄太少，而是其他国家的储蓄太多又缺少国内投资条件造成的。由于这些根本原因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全球不平衡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所改变，即使在长期也未必会改变。如果人为地制定政策，强迫改变这个趋势，库珀担心，世界经济会有全面衰退的危险。■
七十一 库珀：美元国际地位无可动摇
基于对全球不平衡的理解和取代美元作为国际“硬货币”的门槛之高，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对美元的未来走势也相对乐观。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政府债台高筑、怀疑美元的声音日益高涨的今天，他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他不否认美国市场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这次危机对市场信任度的冲击，但他认为，美国市场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市场，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力，仍然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美元成为国际“硬货币”不是任何人或任何政府特意设计的结果，正如英语成为国际交流的工具语言不是任何人、任何政府设计的一样。这些都是习惯成自然，从实践中逐渐演变而来的，用的人越多，这种语言或这种货币就越有用（network externalities）。国际间的贸易往来，业务结算大多涉及美元。美国的国债市场（US Treasury securities）是相对低风险高回报的市场，而且其深度、广度及流动性无与伦比。
美元作为储蓄价值的手段是有缺欠的，因为它的实际购买力随汇率的变化和通胀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任何货币作为国际货币都有同样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很少有国家的连续通胀率比美国还低。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总的来说基本上是负责任的。如果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持续贬值，那么它作为储蓄价值的作用和结算国际间交易的作用会受到影响。但是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从长期来看在增长（即使在短期出现负增长），也就是整个“饼”在增长，即使美元的相对作用在减少，使用美元的绝对数量也未必减少。
取代美元有两个途径：利用现成的一种主要货币，或人为地制造一种新货币。库珀历数用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各种问题。使用欧元的资本市场是非常分散的（fragmented markets）。意大利政府债券的质量值得怀疑，德国政府债券数量不太多，短期债券数量更少，法国、西班牙的国债市场也不太发达。英国国债的二级市场流动性相对很小，人们一般都让国债自然到期，而不是在到期之前自由买卖。日元国债的数量很大，但是回报率极低。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中国的资本账户还不够开放。所以在短期内，很难想象有任何现成的货币可以取代美元。
那么人为地制造一种新货币的条件是否成熟呢？IMF特出提款权（SDR）是一个自然候选对象。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提出扩大SDR的用途，使之成为“硬货币”，以减少国家外汇储备因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而受到的巨大冲击。
库珀于2009年5月撰文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只是中国现在这样说是新的。 1978年IMF章程的第二条补充条款（second amendment to the IMF Articles）就明确表示，这是IMF的工作目标。但这个补充条款一直没得到人们的重视，现在中国央行行长这样说，就会引起人们的重视。
创建SDR就是要满足世界经济增长对流动性需求（long…term liquidity needs of the world economy）。要想使SDR具有生命力，必须要克服几个实际操作中的困难。谁会印发这种货币，在什么情况下印发，印发多少？如果是IMF，那么IMF就需要有一些世界中央银行的功能。现在，IMF每五年重新评估世界流动性，决定是否应该增加SDR的数量。评估的频率和标准都要随IMF功能的改变而改变。
影响SDR使用范围的一个很大障碍是：SDR仅仅在IMF与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之间流动，完全没有私人市场（private markets）。个人和私有机构可以按照SDR每天不同的汇率，把任何价格换算成SDR，但他们不能持有SDR，更不能用SDR结算任何交易。
如果人为地制造这种“硬货币”，那么每个国家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怎么办？一种办法是逐步取缔。全世界大约有5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自然而然地逐步取缔需要很长的时间。另一种办法是在IMF人为地设置“替代账户”（substitution account）。被取代的美元和其他外汇储备都交给IMF（或为SDR成为硬货币而产生的国际机构）。然后IMF 仍然要决定如何处理这些美元。这些美元其实代表了其他国家对美国无限期的贷款，是美国对外国的负债。（美国消耗了外国真实的物品和服务，外国得到的就是一堆纸钱。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多的外汇储备是一种浪费。）
这些实际问题并不是不能克服，只要有足够的政治决心，是可以设计机制解决的。但问题是，使SDR成为国际流通货币的好处是否足够大，是否值得克服这些阻力。要知道，SDR并不能防止通胀而带来的贬值。SDR是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按照一定比例制成的，每天的比价是按照组成货币的比价换算而成。如果这些组成货币的国家有通胀，通胀就会按比例带入SDR，使SDR按比例贬值。完全避免通胀的国际体系是“金本位”（gold standard），但库珀认为那条思路有一系列问题，在今天的社会完全不可取。
要使SDR成为国际流通的硬货币，还需要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