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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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思想是不危险的，完全没有问题的呢？功利主义的政治思想，个人主义至上的政治思想都各有各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景，做出不同的选择。
　　Harvey　Mansfield教授这时说，他也是一个有美德、讲道德的人　大家都笑了。他说，他不能接受桑德尔对刚才他的问题的回答。在《谁真正在乎？》这本书中，作者把旧金山这个城市（民主党为主）和美国中北部的North　Dakota这个州（共和党为主）加以比较。两个地方的人口差不多，但旧金山的人均收入高出很多。即使这样，他们给慈善机构的捐款也只是North　Dakota的一半。民主党在税收政策中倾向杀富济贫，表面上看，这是有道德的正义之举，但正是民主党人忽略了慷慨、慈悲这些美德。
　　杜维明教授说，他理解对“美德”的定义和标准的担忧，但强调培养美德和人品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开放社会里自我反思，自我检查的过程。他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空间。一种是private；　例如日记，完全不能公开。另一种是自己的，personal，但完全可以公开交流。例如，对有代表性的文献《论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切身体会，这些都可以相互交流和学习。以前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哈佛文理学院是否可以包括宗教研究（study　of　religion）。　宗教是每个人心灵上的事情，研究宗教是在研究personal　事情，不是公开private事情。
　　桑德尔举例说明宗教道德与政治生活关系的变化。　1960年当杰克。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很多选民担心他是天主教徒。肯尼迪辩解，他对天主教的信仰完全是私事（private），不会影响他作为总统（public　office）的任何决定。　四十六年以后，奥巴马在即将竞选总统时，用充满宗教色彩的语言四处讲演，阐述他相当激进的政治主张（progressive　political　agenda），与肯尼迪在1960年的声明截然相反。公民社会中公开辩论的内容和倾向总会不知不觉的影响国会——法律制定者，进而影响法律本身。如果一定要坚持国家中性（国家与宗教道德分开），那么桑德尔认为，这个议题——国家是否应该坚持中性——也应该在公民社会中展开讨论。
　　第二个观众提问是关于宗教战争的：如果战争即将爆发，我们是否还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桑德尔回答，他说的是一般原则，在战争即将爆发的特殊情况下，可以做特殊处理。这时巴巴教授插言，或许保持道德正义和其他目的紧张矛盾的关系（keep　this　tension　alive）就是捍卫道德正义。
　　第三名提问的观众说，她认为肯尼迪在1960年的声明和2006年奥巴马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肯尼迪意在排除天主教对总统处理公务的影响，并不排除道德对总统的影响。巴巴教授说，我们的确不能把道德等同于宗教。
　　第四名提问的观众是一名中国学生。他说，那段引起北大学生争议的《论语》段落是说，如果父亲偷了东西，儿子不应该随意揭发父亲。杜维明教授说，《论语》确实有这么一段话。　如果儿子不分事情原尾立即举报父亲，孔子对此表示不满，因为这是不通人情的。人与人的关系不同，对正义需求的程度也不同。　儒家传统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桑德尔笑着说，他儿子就坐在观众席里，他希望儿子对他有一定程度的包庇。　大家都笑了。　他接着说，他热爱人文学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喜欢在具体的人与人关系的情景中理解体会人文主义。　紧张矛盾的关系永远是政治的一个主要特点。　从个人这个个体到社会这个大群体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中间范畴，正是在这个范畴里我们努力建立一个公共空间。　在这个中间地带，如何划分什么属于“私”的，什么属于“公”的，这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不是固定的。
　　时间很快就过了两个小时。主持人巴巴教授说：这个中间地带有很大的调节、对话、阐述的空间和需要；就让我们以此作结吧。■


八十九　杜维明离开哈佛，前往北大之际
　　迎来七十寿辰的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即将离开哈佛，前往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孔子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杜维明也在追寻这一境界。
　　现代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教授即将离开哈佛，前往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同时他迎来了七十寿辰。为此，4月10日，哈佛大学多个系所联合为他举办了为时一天的学术会议。
　　这些系所包括：东亚语言与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哈佛亚洲中心、和哈佛艺术与人文院院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Dean　of　Arts　and　Humanities）。
　　会议的题目是“从各种视角看中文世界”（The　Sinic　World　in　Perspective）。　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Wilt　Idema　教授主持会议，十几名哈佛教授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发言。
　　杜维明于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曾先后职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至今；从1996年到2008年，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他曾获多种荣誉称号，包括1988年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es　and　Sciences）院士，2001年被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任命为“文明间对话杰出人员小组”（Group　of　Eminent　Persons　for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成员。
　
肯定成绩
　　在介绍完杜维明个人简历和学术成果之后，系主任Idema说，杜维明赴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正逢也是儒学在中国复兴之际。儒学在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过时的传统，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富有活力的传统；人们谈论它，辩论它，受它的影响。儒家思想已经渗入到人们行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a　living　tradition）。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Elizabeth　Perry主要讲杜维明作为燕京学社社长的贡献。他说，杜维明是燕京学社第六任社长，是任期最长的社长，也是第一位有亚洲背景的社长。他把自己对亚洲的熟悉和洞察力带进了燕京学社，增强了学社的信誉，扩大了各种项目。在他的领导下，从中国大陆来哈佛的访问学者数量迅速增加；这些学者屡次表示，他们在哈佛的学习生活从根本上转变了他们学术生涯。
　　Elizabeth　Perry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哈佛政府系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出版《文明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这本书之后，杜维明一直在促进文明间的对话。亚洲文明对这项事业有重要贡献。他们对学习和教育的重视仿佛教徒对宗教的重视，以致于不断学习、兴办教育的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杜维明在任期间，燕京学社的基金（endowment）从8500万美元增长到2。3亿美元。
　　Elizabeth　Perry说，“或许麦克斯·苇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应该写新教徒伦理（protestant　ethic）而应该写儒家伦理。”观众都笑了。
　　孔子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Perry说，虽然我们为杜维明离开哈佛而难过，但相信杜维明一定是跟从他的心灵，做他想做的事，也一定是正确的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历史系教授叶文心（Wen…Hsin　Yeh）寄来一封贺信，由一位哈佛历史系教授宣读。信中回忆1975年春天，叶文心还是一位学生，正在在选择读哪个研究生院，把伯克利与哈佛相比较。当时，杜维明正好在伯克利教书。他说，你一定要选择伯克利，波士顿的冬天寒冷难耐，漫长无比，和这里的气候根本没法比。叶文心最后选择了伯克利，成为杜维明的学生。叶文心说，杜老师总是把她的研究课题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使她的题目更有意义，也使她显得比实际更聪明。她欢迎杜老师在任何时候回到伯克利，无限期的居住，既可以躲避波士顿的冬天，也可以躲避北京的沙尘暴。
　　哈佛亚洲中心主任Arthur　Kleinman　教授发言说，杜维明来哈佛教书的时间与他自己差不多，他们是近三十年的同事。他敬佩杜维明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涉及历史、文学、哲学、宗教与科学等交叉学科。其中，杜维明在创建“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这个概念中体现出的人文精神——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定义文化——对他的人类学领域（anthropology）来说是一个根本变化（a　major　intellectual　shift）。在哈佛教书几十年，他还不知道任何人对中国学者思想的影响有杜维明这么大，这么深远。　
　　费正清中心主任William　Kirby称赞杜维明在燕京学社的领导作用，在哈佛大学教书育人、促进学习气氛的贡献。他说，杜维明离开哈佛大学去北京大学是“哈佛的损失，北大的收获”。
　　中国古代史教授Peter　Bol说，杜维明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他敬佩杜维明从中国古代思想中汲取精华，思考中国当代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能力。他试举三例，形象地描述作为老师的杜维明。有一次，杜维明走进一个坐满了研究生的大教室，张口就说，“你们都是新儒者（Neo…Confucianists），尽管你们也许还没意识到这一点。”还有一次，Peter　Bol邀请杜维明到他的班里讲儒家思想。那个星期，杜维明正好没有时间。等杜维明下周来讲的时候，课程已经到了讲道家思想的时候，所以杜维明只能讲道家思想。事后，Peter　Bol问学生，杜维明讲得怎么样。学生回答，“好极了，现在我们都信奉道教了。”Peter　Bol心想，难道儒家没有任何对道家的批判吗？大家都笑了。Peter　Bol说，杜维明曾经一连好几年在哈佛最大的礼堂　——桑德斯讲堂（Sanders　Theatre，容纳将近一千人）——讲儒家思想，学生人数比现在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课程里的人数还多。Peter　Bol问学生，为什么杜维明如此受欢迎？学生回答，“因为杜老师让我们觉得，我们比实际上还好。”
　　会议中也有点滴趣闻。午饭过后，会议主办方特意留出十分钟时间给杜维明的妹妹杜维滇，让她从家人的角度介绍杜维明。杜维滇是居住在美国北卡州（North　Carolina）的一位科学家，她用一组照片说明杜维明的成长经历和家庭生活。杜维明是四个孩子中的老二，也是母亲最喜欢和最懂事的孩子。照片中最稀有、也最珍贵的几张是在抗战期间和抗战之后的昆明照的黑白照片。在破旧棉衣、棉裤包裹下的童年杜维明依晰可见。以后上学、工作和接受各种荣誉的照片就不必细说了。

　
部分学术内容
　　杜维明于曾1991年在Daedalus（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出版的季刊）　发表关于“周边”（periphery）与“中心”（center）关系的论文，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的发言即围绕此展开：“文化中国，多文化中国，超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　Multicultural　China；　Transcultural　China）。
　　王德威说，杜维明的这篇论文是从海外华人的角度定义什么是中国，发人深省——难道被边缘化的海外华人还可以成为中国中心？杜维明定义文化中国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些以汉人为主的大中华圈；第二层是居住在大中华圈以外的世界各地的华人；第三层是指所有愿意了解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他们愿意把有关中国的知识和文化带入他们自己的社区。杜维明对中国的定义不是基于种族或语言，而是基于文化，使中国的定义更加平面化，更加分散（decentralized）。
　　杜维明的这篇论文引起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认同的对话。哈佛大学以前的中国文学教授李欧梵总是把自己摆在世界公民的角度，而不是从中国为中心（sino…centric）的角度看待中国及世界。哈佛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Philip　Kuhn则把中国放在近500年的历史长河，研究移居海外的中国人的文化（immigrant　culture）。清华大学当代思想家汪晖把中国看成是一条有连续不断历史的整体，容纳了元代的蒙族文化和清代的满足文化。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延续、也挑战什么是中国（或华夏，Chineseness）这一话题。如果说，那些说标准普通话的人是“中国人”，那么那些说普通话不标准的人算吗？贾平凹写的《秦腔》就用了很多山西方言；用中文和英文写作的哈金算中国人吗？用中文和法文写作的高行健算中国人吗？有不少海外华人学者称自己不是中国人（say　no　to　Chineseness）。2004年至今中国大陆一直提倡和谐社会。如果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不同意见，他就说，“我想与你协调意见（以达到和谐的效果）。”现在杜维明即将要从周边转移到中心，王德威希望他不要被“和谐”了。最后王德威以《论语。　泰伯》中的一句话作结，“士不可以不弘义，任重而道远。”
　　费正清中心前主任、东亚问题专家、哈佛社会学系退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明确说，他对杜维明非常尊重，也有几十年的友谊。他回忆六十年代初，他作为助理教授刚刚登上哈佛大学讲坛，讲中国社会的运作：户口、单位等等。他的班里有两个非常出色、非常聪颖的台湾学生。一个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文学教授李欧梵，另一个就是杜维明。因为杜维明曾经是他班里的学生，杜维明一直把他看作师长，但事实是他从杜维明那里学到的东西更多。杜维明非常与众不同，他既有完整的中国古典文学教育，又吸收了各种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的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把儒家思想输入中国，改变“周边”与“中心”的关系。他在新加坡、香港等地也相当活跃。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承认，即使专政（authoritar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