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联想局-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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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串联到西安，他们在西军电讲话，将北京造反的情况告诉这些远离首都的年轻人。他们说江青称阶级斗争已经到了他们家，一个张文秋的政治骗子想方设法把女儿嫁给了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　　
　　柳传志听到这话，顿时吓了一跳。“张文秋是我爸爸的老领导，我去过他们家。张文秋是老革命，当年两次结婚，都是丈夫被杀时她被陪绑。她是一个非常豪爽的老太太，而且对毛主席真是忠心耿耿……”他开始觉得文化革命不太对头。　　
　　他们开始琢磨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把门一关，两个同学一议论，他也这么想，”柳传志后来说，“西军电有一些军队高干子弟，他们熟悉北京的动向。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受到批判，但是他没写信跟我说，我还真不是因为他……”　　
　　冬天到来，柳传志脱离了文化革命运动。为了排遣内心压抑，他边踢球边搞对象，顺便还设想毕业后的人生。他后来很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说：“如果我昧着点良心，在那时候出头的话，文化革命完了后一定会被当成‘5·16’抓起来，因为我的能量比他们大。政治良心还是很重要的。”　　
　　转眼到了大学毕业分配，他和同班一个叫龚国兴的女孩子到了成都，在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那个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　　　　
　　柳传志正是从那时开始“对一切事都另有看法”。到了成都后，他对文化革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多年后曹之江回忆他们在成都的生活，说：“柳总那时候找到我说，我们不要再参加什么斗争，不要再斗来斗去了。我们要好好工作，要对得起国家这么多年对我们的培养。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曹之江当时既震惊又感动，他从此抛弃文化革命，开始了庸常而怡然自得的生活。　　　　
　　那一年，柳传志27岁。他对局势做出了清醒的分析与判断。他对未来没有任何想像，只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父亲所希望的“正直的人”。　　
　　　　　白藤岛：往事并不如烟　　
　　1968年，柳传志离开成都，开始了新一轮的颠沛流离。他到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接受人民解放军对他们的考验。他依旧没能扮演一个“驯服者”的角色，反而给人民解放军惹了不少麻烦。　　
　　白藤农场在白藤岛上，生活在那里是一种痛苦记忆。除了与龚国兴结了婚，收获了李天福、老贾和曹之江几个创业老兄弟外，柳传志几乎没得到什么。　　
　　“当时那个情况，真的惨不忍睹，”他后来回忆说，“像我穿的衣裳全都破成一条一条的。脖子上挂一个口袋，里边装着饭碗，走起路来叮当响。腰上拿绳系了块破塑料布，一下雨好把塑料布挖个洞，头套进去，拿绳子系起来……”　　
　　都是些刚离开校园不久、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他们一起接受锻炼还算愉快，但他们内心感到压抑、愤懑，感到前途无望、政策冷漠。很多人在白藤岛入了党，但柳传志没有。他叛逆，他反感，他无法接受文化革命的现实。　　
　　多年之后，柳传志对自己敢跟解放军作对而洋洋自得。“我真的跟他们作对了，”他说。广东的冬天异常阴冷，水沟中几乎冰彻骨髓，挖完了水沟，腿上便沾满了湿泥巴。傍晚收工，解放军叫他们赶紧回家洗干净腿换上干净衣裳（事实上他们并无什么干净衣裳），再按惯例排队向毛主席“晚汇报”。有一天柳传志终于遏止不住愤怒，厉声呵责他们：“干嘛你叫我这样？你这样对毛主席不尊敬。毛主席就愿意看我们这样？”接下来就是司空见惯的争吵，有时候还有谩骂。　　　　　　
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3）　　　　
　　柳传志说，哪里会有什么乐趣？在广东的大夏天里劳动，无论插秧，还是割稻子，都是痛苦不堪的事情。没有希望的生活整整持续了两年，它改变了柳传志，改变了一个青年的一生。在那里，那个青年结婚了，然后在绝望中等待奇迹降临。　　
　　1970年，奇迹似乎真的降临了。北京的国防科委愿意接纳他们。曹之江说，他们能够到北京，纯粹是偶然的结果、命运的安排。当时隶属国防科委的计算所与部队“统一口”，急需人才，成都那边既愿放人，北京便接纳了他们。　　
　　柳传志的父亲那时已被定为“阶级分子”，国防科委并不知道这情况，所以柳传志告诫自己：“千万别惹事，赶紧给我弄过去再说。万一中间知道我家里有‘阶级分子’，就不要我了，给我再教育。”他果然开始保持缄默，直到回到北京。他后来说，他两年“劳动改造”的最大收获，就是又回到北京。　　
　　多年后，没有人知道白藤岛上的生活如何改变了那个骄傲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时候他与曹之江、李天福、龚国兴一起忍受非人的生活，李勤则在另一处承受自己的命运，曾茂朝已然是计算所里前途无量的干部，张祖祥开始成为工程师，倪光南因其出身，在计算所的生活也并不幸福……　　
　　杨元庆和郭为还是不懂事的“小屁孩儿”，命运垂青他们还要等上20年，吕谭平还是香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蛊惑仔”，整天令其母亲担心……　　　　
　　很多后来出没于联想局的局中人彼时都未展示出其未来风云际会的征兆。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谁又敢预想自己的未来？　　
　　　　　计算所来了一个小伙子　　
　　1970年，计算所来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张祖祥记得，六室那个特别英俊的小伙子见了谁都笑嘻嘻的，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他还喜欢踢足球，喜欢踢前锋。　　
　　这个年轻人丝毫没有争取进步的迹象。不久之后，他的父亲就从干校回来了，“阶级分子”的帽子摘了。有一天，老人告诉他的儿子说：你还应该努力、积极，还要相信共产党。共产党是执政党，你们真要想有作为的话，就应该入党。他还告诉儿子说：你老婆入不入党关系不大，她是典型的技术型人才，你一定要入党。他相信自己的儿子，日后一定会有所作为。这个年轻人说：“后来我就听了他的话，努力靠拢……入党对我后来当总经理极其重要，因为是国有企业，不入党当不了。”　　　　
　　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生活越来越压抑。有人后来回忆说，这个英俊的小伙子经常叫上几个朋友，一起喝二锅头，喝得醺醺然时大骂“江青是个婊子”。　　
　　这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说：“酒没喝过，我不太会喝，经常一块说这些话那是真。不说你说活得了吗？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在说，只有少数人不说。到了1976年‘四五’之前还看不明白事，那就是傻蛋；还有人不说，是怕。那时候，真的像一间黑屋子，里面没有氧气，不是少数人醒了，而是绝大多数人都明白过来了。那空气缺氧，怎么办？大家的屋子，要为它冒什么风险？都已经到那时候了……”　　　　
　　这个叫柳传志的年轻人，在压抑的生活中被埋没。他在计算所的人流中并不奇特，他的技术能力并不特别出色。他成为伟大科学家的机会微乎其微。但有一次，他让有1500多人的计算所都认识了他。他后来很得意地说：“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我在大会上的一篇发言极其精彩，全所的人都认识我了。”　　
　　事实上，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让计算所感受到了他的能量，只是在一个压抑的年代里，人们缺乏激情，对生存或者死亡都视而不见，更何况他瞬间爆发出的灿烂的人性光芒。　　
　　1976年4月4日，柳传志记得是个礼拜天。他召集六室的同事们去天安门。他想去悼念周总理。他要在那里朗诵自己为周总理写的悼词，以表达自己的爱戴和悲痛。有些人跟他去了，一些老成持重的人留了下来——那时候纪念周总理也需要胆子。那些随他决然而去的，有刘金铎和老蔡，他们后来都变成了联想的高官。　　
　　在天安门，他跳上了台，开始激情澎湃地讲话。台下是密密麻麻的人，有人回忆说还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柳传志朗诵完了，献上了花圈，就回到了中关村。“后来就抓人了，那是4月5号出的事，”他后来说，“4月4号晚上就开打了。”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6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6节　　
作者：　迟宇宙　　　　　　　　　　　　　
　　不久之后工作组便开始四处搜集材料，计算所六室“真的是叫恐怖”。柳传志说：“纪念周总理的人，讲过话的，上面都要开抓。当时计算所是个重点，派了一个工作组，开始抓人。斗啊，弄得非常紧张。我当时写过匿名信支持天安门运动。反正也折腾了……当时实际上对我自己的信念是个很重要的考验。”　　
　　在天安门，柳传志搜集了很多照片。工作组到来后，要收缴所有的“罪证”，要依靠这些“证据”抓人。柳传志与龚国兴商量了一番，就拿油毡纸把照片包起来，藏在房顶木板下面。　　　　
　　“我们怕若干年后真的说不清楚了，这些纪念周恩来的人，真的就变成了反革命，”他说，“我们把那个藏起来了。那时候抓人抓得很厉害……真的压力很大。他们原来不知道，打倒‘四人帮’后的那次大会讲话是我自己要求上去讲的，他们谁都不知道我对这个事早有极大的预谋，要把这个放射出来。”　　　　
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4）　　　　
　　柳传志喝酒骂娘藏照片的那所房子，是由自行车棚改建，每到雨天，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就是这样一所房子，也是努力争取而来。他们原来都住在集体宿舍，六个人住一间。柳传志和龚国兴分居两处，生活甚是不便。　　
　　1972年前后，他们开始住在一起。先是住在机房里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屋中只有一张床，床下是地板，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后来他们才分到了一间12平方米的自行车棚改建的宿舍。刚搬进去的时候，柳传志和龚国兴都激动万分，“感觉那叫满意，觉得部长的房子也就这样。”　　
　　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他们便开始“盖房子”，今天看来就是违章搭建一个小厨房。很多人来帮忙，有一个叫马文豹的，后来成为联想11个人之一。柳传志和他一起骑车上班的路上总是讨论那些压抑的生活。盖房子时马文豹做饭，李勤干难度最大的把角。还有很多人，为了柳传志家的小厨房，裤腿子上也沾满了水泥。　　
　　好多人的宿舍下雨时漏雨，最厉害的是周晓兰家。“他们家有八个地方同时漏，”柳传志说，“我们家还能弄点水泥修修。”修房子的水泥是偷来的，是从一个叫戴明发的人管的料厂里偷来的。那时候计算所院里有一个料厂，里面堆放着水泥、砖头和木头，各种各样的材料，戴明发负责看守料厂。柳传志他们去偷木头和水泥的时候，大多约好两三个人，他先去跟戴明发搭讪，跟他一起抽颗烟，然后李勤他们去帮他拿点油毡、木头和水泥出来。　　　　
　　很多年后，联想已成中关村明星，柳传志摇身变为“民族英雄”。有一天他回家，发现门口站着不少计算所里有头有脸的人，他没跟他们打招呼。突然，他抬头看见戴明发，顿时满脸堆笑上前招呼老戴，把戴明发紧张得不得了，就连龚国兴看了都觉得挺奇怪。后来回想起来，柳传志发现那是一种条件反射，是对自己当年偷木料、油毡和水泥的回忆。一想起这些，柳传志就偷偷地乐。　　　　
　　李勤他们帮柳传志盖好的小厨房有4平方米，原来的自行车棚有12平方米，又另外违章搭建了4平方米，柳传志这下拥有20平方米的住房了。说是20平方米，可以住人的，依旧是原来的12平方米。最多时住了八个人。　　
　　生活如此，现实折磨他们，他们却没有怨言。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即或那些大知识分子、著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周晓兰的先生1956年大学毕业，他们住的房子与柳传志并无二致，想到这些，他们也就坦然了。　　
　　　　　偶像的诞生　　
　　就这样浪荡了十几年，1984年，柳传志终于等到了机会。那一年，他40岁。他开始创业。他此前在六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研究。“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　　
　　柳传志已经“憋得不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突然来了个机会，特别想做事。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2］　　　　
　　柳传志已经40岁了。他串联办公司的背景是：中关村已鳞次栉比，办起一片公司，计算所也开始有人走出去帮人验机，取得每天三四十元的验机收入。　　
　　曾茂朝想让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上缴点钱给所里解决急需。柳传志则要改善生活，他迫切地需要富裕和改变。他已不在意是否会失败，他说：“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最糟了，还能怎么糟？”　　
　　他们互相都有需求，他们都要借助对方的势能。　　
　　1984年11月，柳传志出任“联想”副总经理，1986年7月正式接任总经理，从实质和形式上双重取代了王树和。后者事实上在1986年初便已失去联想，只是柳传志拥有总结1986年和展望1987年的权力还要象征性地等夏天到来罢了。　　
　　他从此成为一个偶像，一个奇迹，一个“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他被认为是一个创业的传奇。有人说，这个传奇的意义不仅在于他领导联想由11个人20万元的小公司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更重要的是，他的传奇故事对许多立志创业的青年人来说，是一种激励，这个传奇让每一个中关村创业青年都可以怀有这样一个希望——“如果我足够地努力，也可以像柳传志那样地成功。”［3］　　　　
　　【注释】　　
　　［1］《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美国，商务印书馆，1979年5月第1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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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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