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联想局-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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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谋求的生活就是造电脑。柳传志在1988年4月16日做报告说：“我们三年来所做的工作只是一个开局……周光召院长明确地向我们提出了开创外向型高科技产业，形成规模经济的奋斗目标。而我们公司全体同志的想法和愿望就是：‘我们希望能造出机器来，能造出我们真正的国产机器来，能造出我们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从性能价格比上和国外的机器相竞争的机器来！’”［1］　　　　
　　勃勃雄心甚是可爱，但他们似乎还没等到机会。他们挣了一些钱，但他们无法拿到电子工业部的生产许可，他们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技术支持。他们梦想“作为联想新世界的主人”，有时候仅仅是一种梦想而已。　　
　　但柳传志之造电脑，以长远计划遂行。至少在彼时，他已经明白，三年努力只是“开局”，联想已到了蓄势待发的时候。　　
　　　　　变化　　
　　早在1986年的时候，国家的各种管制就在发生松动。这种变化在今天似乎并无特别价值，但对于1980年代的联想来说，意义非凡。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3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3节　　
作者：　迟宇宙　　　　　　　　　　　　　
　　曾任电子工业部高官的于致田记得：1986年9月电子工业部在山东石岛召开计算机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四条发展方针：建立以四代机为基础的计算机产业；以微型机、软件、小型机、外部设备为重点；以“两微一小”（微机、微电子、小型机）建立核心产业；发展软件和外部设备，重点搞好微、小型机产业。　　　　
　　在北京，国务院召开了第112次会议，听取了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考察美国电子工业后《关于我国电子工业发展方针与战略若干思考》的汇报，认为加快我国电子工业任务艰巨，各级政府应从政策上、资金上给予支持。决定把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软件和程控交换机列为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品，在“七五”期间对这四个行业实行如下优惠政策：免征产品税；减半征收所得税；免征关键设备、仪器的关税；按销售收入提取10％的研究开发费；对重大引进项目免征进口税。为了招聘优秀人才，允许在试办的小型创业企业中，实行工资从优的政策。另外还决定，在“七五”期间每年拨付1亿美元电子发展基金。［2］　　　　
　　第一批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事业单位有151家，它们从1987年元旦起一直到1990年底将被优惠政策包围，联想也是其中的“幸运先生”。　　　　
局中人：袁保玑（3）　　　　
　　使用计算机还有补贴，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在1986年的确存在。就在那一年，国家开始了计算机应用补贴政策，每年拿出2亿元作为计算机应用专项款。　　
　　以上事迹见于官方历史中，种种传奇成分因为时代并不久远，见证者尚存，得以保持真实性。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重大演变，好像国家意图建立一个电脑的新局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0年，要追赶美国，有些迫不及待了。　　
　　　　　代理的革命　　
　　冬天很快过去，皑皑白雪开始融化。春天转瞬到来，一眨眼工夫，青草便绿了整个京城。春天到来的时候，联想似乎也赢得了自己的春天。　　
　　1987年，联想开始代理AST电脑。那时候中国电脑市场上只有四五个美国品牌。他们给AST电脑装配了联想汉字系统，导致了AST电脑在中国市场上经常脱销。在美国只是一家小企业的AST因为有了联想而获得了成功机会，它曾一度成为中国电脑市场中的霸主，一直到1995年还在处于领先地位。　　　　
　　由于当日电脑价格高得惊人，利润也高得离谱儿，联想自然大发其财。那一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7014万元，柳传志终于有足够的资本实力为联想布局了。　　
　　“联想与AST的合作对联想电脑的发展意义重大，通过代理销售AST电脑，联想了解了电脑的内部构造，了解了微处理器和各种组件之间的关系，培养了一批联想的工程师队伍，为联想90年代大举进军电脑领域奠定了基础。”［3］　　
　　“对联想来说，代理业务在其发展史上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代理业务，就没有今天的联想电脑和联想激光打印机，就没有出色的联想管理和成功的渠道管理。”［4］联想走上了自己最早的多元化之路，其结构虽显简陋，意义却非凡。　　
　　AST并非与联想合作的第一家国外厂商，惠普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它与联想合作，其目的无非寻求联想为其代理产品。联想代理的第一个惠普产品是绘图仪，从此便与惠普水乳交融，结下了不解情缘。　　
　　联想那时候成立了代理部，柳传志亲自抓代理，他学会了如何做贸易。杨元庆以惠普为师，从惠普那里得到了他日后管理PC事业部的经验，最终他赢得了权力，也赢得了IT领袖的声望。　　
　　就在联想为AST和惠普做代理的时候，柳传志已开始了他的布局的思考。在1987年，联想面临着无数种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可改变历史，使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同时产生不同的结局。　　
　　一种选择是继续推广汉卡，但其市场毕竟有限；二是开发自由品牌电脑，虽然有利可图，但一无资金二无实力，又不可能得到电子工业部的生产许可，即使偷偷摸摸地干了，也会落下先天不足的毛病；三是代理国外电脑积累资金，顺便了解最先进的技术，为自己建立起可靠的销售网络。　　
　　柳传志开始看到一个清晰的未来，他曾设想通过代理将优秀产品引入中国市场，然后水到渠成地引进生产线，最终完成技术转移。他后期计划最终没有实现，生产线及技术转移因为AST的傲慢与偏见始终不能成为现实。然而却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使联想史走上了另外一个路口，所遗下的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　　
　　　　　那一年　　
　　1987年的1月24日，周光召给柳传志发了封贺信，祝愿他能办出一个“中国的IBM”。他肯定了联想的道路，还赞扬其为科技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柳传志看到贺信不免有些飘飘然，又不免要进行更多的改革了。　　　　
　　他在6月颁布了联想的章程，说要按一定比例提取企业发展资金、职工福利资金和利润分配资金。稍早前，他与海淀供销合作社签协议，要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计算机技术公司”，联想出资120万元，海淀供销社以1400平方米场地作价出资80万元。他们最终在6月签订了“联营合同”，一个月后获得了中科院的首肯，要他们“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变化总是那么快，仅仅过了一个月，联营公司的注册资本便变更为3000万元，联想以2680万元持股89％，海淀供销社以320万元持股11％。到了1989年，公司又变成了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8年后他们提前终止了“联营合同”，联想又变成了联想自己的联想。　　
　　那一年，就在这不停的变动中度过。那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冬天过去，一个新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将带给他们新的震荡，而这震荡甚至影响了他们中很多人的一生，改变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荒野之中的管理　　
　　关注联想的人总是冀望获得联想创业时的管理经验，他们大半要失望而归。曾经给联想做过诊断的专家认为早期联想“惊人的混乱创造了惊人的效益”，柳传志虽然很不高兴，却又不得不承认那是事实。　　
　　自1984年冬天联想诞生到1987年冬天走过“自为年代”，联想及柳传志都雄心壮志，生气勃勃，但视角转移到管理，当中是一段长期的混乱和令人失望。　　　　
　　然而，将之定义为联想的“黑暗时代”则不正确。虽说这段时间管理处于无序状态，各种会议若断若续，但大规模的扩张和决定性“战役”都取得了胜利。若非如此，则以后的联想便会面目全非，局面将会杂乱无章。好在历史不能假设，旧事不会改变，纵然有些此起彼伏，如今看来也无关宏旨。　　　　
局中人：袁保玑（4）　　　　
　　从1984年底至1987年，这一时期的总体特点是产品少，人员少，经营额小，资金短缺。这一时期联想采取的是“平底快船”的管理模式，即总经理直接指挥，权力高度集中；人员和部门一专多能，只要是市场需要什么事都要干；资金则分批量投放然后快速回笼，联想称之为“小步快跑”。这种管理模式对规模很小，处于创业阶段的联想十分有效。［5］　　　　
　　好事者说那时的联想处于“平底快船”结构之中，联想###及柳传志本人都不记得曾有这种总结。彼时他们忙于开创新局面，少不得独辟蹊径，将所创局面布置妥当，其间费时虽多，但管理的印象却不深刻。若确有管理，亦只是人事上的纠葛，及以盲人骑瞎马般的勇气纵横于荒野。　　
　　然则局面已经打开，就会出现气象一新的捭阖，就像黄仁宇形容的一段历史：“两岸的绝壁既已垂直的掉入水中，其下一段景物本来也是别有洞天，经过一段耽搁，越是意料之外，出其不意的展开，越能令人寻味。”［6］　　
　　我们检讨联想的这段历史，发现当中浪漫事迹远远超过后来被媒体夸大渲染的高速发展阶段。逻辑成分又少，出色的男男女女，在青史上留下了名字，却很难综合出更为深远的意义。　　
　　柳传志既已完成联想的“自为年代”，观测到清晰远景，则他告别“黑暗”，突袭光明，开始布一个“联想局”，便是顺理成章的故事了。在他的布局中，他将面临的磨难不知凡几。　　
　　【注释】　　
　　［1］《联想》，第1期（试刊），1988年6月17日，联想档案案卷号Z04…1。　　　　
　　［2］《中国计算机工业发展概况及其相关政策研究》，于致田。　　
　　［3］《联想集团发展历程》（1984—1998），联想提供。　　
　　［4］《企业导师》，路晓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5］《联想集团发展历程》（1984—1998），联想提供。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4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4节　　
作者：　迟宇宙　　　　　　　　　　　　　
　　［6］《中国大历史》，黄仁宇，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　　　　　　
一个局的作为（1）　　　　
　　2003年，在河北徐水县发生了著名的“###事件”，农民企业家###被公安部门以“非法集资”的名义抓将而去。10月31日，柳传志给###的儿子孙萌发了一份签名传真，以示支持。他告诉“尊敬的###先生”，他是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他看了中央电视台有关孙的报道，对其境况很同情。　　
　　“希望你在这个时刻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因此乱了方寸，我在当年创业时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虽然没有你现在所遭遇的困难大），但是都挺过来了。只要你保持你的这种奋斗精神，就一定能渡过难关。”　　
　　这封被孙萌“不慎”泄露给媒体的传真迅速引起了互联网上的争论，对###的褒贬瞬间转变为对柳传志行为的赞赏或质疑。有人说柳传志借机沽名钓誉，也有人说他对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暗指他进行个人炒作。　　
　　只有柳传志自己知道，他是多么理解###，他多么清楚创业的艰难，他多么深刻地体会到，做一个有良知的、清白的企业家要付出什么代价。　　
　　在1988年，柳传志曾经伫立于香港的荒野雄心勃勃，他试图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却不知自己要经历的磨难到底凡几。　　
　　　　　香港联想的诞生　　
　　1988年初，柳传志开始布局。他不知道自己的局到底会如何作为，却知道布局是实现“造电脑”梦想的希望。他遭遇了一段段插曲，去迎接一种既成事实、不可逆转的趋势。　　　　
　　1987年，联想开始在中关村拥有自己的“大门市”，他们因之与四通产生种种恩怨。为与四通一比高低，联想曾在楼顶树了一块大牌子，四通气愤不过，就树了一块更大的牌子，横亘于整个楼顶，占据了联想“地盘”。为了牌子，双方先是扯皮，然后争吵，不可开交时便诉诸上级，冀望官方力量来维护己方利益。　　
　　既是两家大公司，又都有中科院背景，官方既不敢得罪也不敢怠慢，便协调商议和起稀泥。只是联想和四通积怨日深，刚消停几日便又吵将起来，惹得官方烦恼不已，就连周光召也忍不住讽刺他们比阔就像美国黑人戴粗大的金链子。　　
　　到了1989年，四通的###出逃国外；联想的柳传志则未在改革中犯错误；联想占了上风；四通低调起来。　　
　　吕谭平到北京时，柳传志刚把“大门市”租下来。他兴奋不已，硬拉着吕谭平去看。一边看，柳传志还一边手指正在装修的门市对吕谭平说：“一年租金要70多万人民币。”吕谭平连连点头，说：“相当不错，相当不错。”　　
　　快到年底的一个下午，柳传志给吕谭平打了个电话，说：“吕先生，你考虑一下，咱们两家可以合作办一个公司，将饼做大。”　　　　
　　吕谭平撂下电话，就去和自己的合作伙伴吴礼益、章立基商量柳传志的提议，没用多长时间，吕谭平们就决定和柳传志们一起干。“饼干”与“比萨饼”之间的“大小”道理谁都明白，关键是能否信任对方，信任对方的人品与能力，吕谭平通过和柳传志的生意和交往，信得过柳传志。［1］　　
　　吕谭平后来在“联想走向世界”报告会上夸赞联想“与内地其他单位有很大不同”，“他们讲究信誉，说到做到，并且效率很高”。他恭维柳传志，说以他为首的联想管理层在电脑领域很具战略头脑，“办事认真，计划周密”，办公司的目标是“创办电脑产业，要生产自己设计的机器，到世界各地去比比高低”。　　
　　“我们感到和他们志趣相投，思路吻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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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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