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联想局-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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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多月后的12月28日,机电部副部长胡启立在技贸中心会议室里对柳传志、李勤他们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胡启立鼓励他们:“你们整个的目标很好,我很赞成。你们在2000年赶上宏,我看是应该这样做。中国应该有自己的IBM,有自己的跨国公司。你们走这个路很有志气。”
胡启立并没有以官员的身份与柳传志他们对话,他事实上更像在谈心。他推心置腹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苦恼和困惑:
“我们计划工作的同志们常常苦恼,机电部的同志也常在一块探讨。计划工作经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经常有计划半天,定点支持,然后定了,下面是政策倾斜,给优惠,给资金,结果越做越起不来,而这边根本没人意识到,没人管它,结果它自己发展出来了,冲破了重重困难,面向市场起来了,生命力还田鳖旺盛,长起来了,联想集团就是这么个例子。我们这边政策倾斜,注入了资金,为什么还是飞不起来呢?原因是有靠山,反正这碗饭是给我们的,我们一个人吃,别人不能吃,没有竞争意识,也没有危机感——保了,这边我们给保起来了,那边我们没有保,它就拼命地挣扎。它要自己去自我奋斗,否则的话没人给它做底。它就要拼命干。”[15]
那一天胡启立告诉他们以后支持发展比较好的企业一定要用新办法。这个新办法不是去管企业,恰恰相反,而是不管它们,“不要过多地干预企业”,因为“一管起来就管死了”。他告诉他们,机电部再也不会有“亲儿子”和“干儿子”,说要采取一些新的手段来保护民族工业:
风暴(6)
“比如一个小孩。我们希望他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获得者,将他放在恒温间里,一点冷风也不吹,结果长得挺好,但一出门就感冒。那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出去锻炼,让他经风雨见世面。但这是有限度的,为防止他淹死还要给个救生圈,这样锻炼才能成长。”[16]
柳传志今天已不能回忆起当日的激动心情,但他肯定隐约感觉到中国要发生巨变。没有人知道这巨变将在哪一天发生,但它似乎一点都不遥远。他们一代人为之努力的一切,似乎因为时代和观念的冲突被放大了千万倍,分成了若干个层次,在理智与情感、附近与遥远、内与外,和平与暴力之间徘徊,现在它终于能够获得一次新的机会的遮蔽,去迎接一个新的命运了。
联想局似乎要发生转折,似乎又要发生冲决。柳传志似乎应该兴奋不已,也似乎应该无动于衷。多年来他经历了太多,他知道国家一定会走向这个方向。但这个方向到来的时候,谁又能明白他内心的真实念头呢?
【注释】
[1]、[2]《什么力量使我们冲过黑色风暴?》,柳传志,联想档案A01…1991…8…7。
[3]参考《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4]《在海外打市场的一点体会》,柳传志,联想档案,A01…1991…8…8。
[5]、[6]《李总在91年业务二部高级管理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李勤,联想档案,A01…1991…8…16。
[7]《李总在业务二部落实岗位责任制、消灭库存积压总经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李勤,1991年7月26日,联想档案,A01…1991…8…19。
[8]《变化》,凌志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9]、[10]《柳总讲话》,1991年8月31日,联想档案,A01…1991…8…5。
[11]、[12]《柳总对管理学院全体工作人员的讲话》,柳传志,1991年9月11日,联想档案,A01…1991…8…6。
[13]《经济改革》第13期(总第135期),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1年4月5日。
[14]、[15]、[16]联想档案,A01…1991…6。
平凡一年的插曲(1)
官方资料显示,联想史上的1992年全年都无大事可叙,各个公司歌舞升平,虽然也不时会有坏消息传来,甚至能使柳传志和李勤感到烦恼。联想重要的史料汇编中都不曾出现1992年文献的只言片语,有的只是柳传志和李勤为1992年画下的蓝图和事后对于1992年的评价。1992年,在联想的历史上只是平凡的一年。
然而,既然中国局在那年发生重大转折,那不平凡的一年一定会为联想局深埋下转折的种子。它们就像一团团地火,压力无法阻挡时,它们便会喷薄而出。
中国局的转折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7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7节
作者: 迟宇宙
柳传志在1月17日安抚联想老同志说要从个人角度去考虑其房子、劳保和职称诸方面的想法,从公司角度考虑个人与公司之关系及区分骨干与一般员工。
柳传志说这番话那天,农历是腊月十三。这个日子之所以清晰,是因为一位叫邓小平的老人,他两天后出现在深圳。一篇著名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形容那一天说:“一月的鹏城,春意荡漾。”这个故事也就变成了“春天的故事”。
《南方周末》的创始人左方有一天经过广州的一座幼儿园,他听到有几个小朋友在练习“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和“欢迎邓爷爷”。他立即意识到邓小平可能出现在广东。他虽然没敢贸然行动,却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将发生重大转折。
后来中国局果然发生了转折,因为邓小平说出了咄咄逼人的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在去珠海的一艘快艇上,他又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大人南巡”自此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开始成为一句口头禅。我在一本书中写道:
一首叫做《春天的故事》的歌曲绘声绘色地表达了某种热烈的情绪,当年高考的时事政治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目,中学和大学的政治教科书旋及进行了修改,一切都按照邓小平既定的计划前行。
那一年,国务院出台“股份公司管理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条例”,开始有了现代企业的游戏规则。
那一年,比尔·盖茨的软件帝国落户于北京新世纪饭店511房间,从此对比尔·盖茨创业传奇的万众传诵,对一个微软拓展其全球帝国时所显现的强大与光荣的尊敬,和“起来,抵抗微软”的某种民族情绪始终笼罩在软件业。[1]
这场由伟人发起的形势逆转,其背后是广泛的社会情绪,是民众的势能。这场观念上的逆转迅速演变为一场思想上的解放,继而演变为生产力的解放。中国局开始转折,开始向一个看起来似乎更美妙的方向行进。
重压下的一个春天
1992年春天看起来很美。2月下旬,柳传志有机会大谈其创业体会,3月12日,联想则在龙泉宾馆开了一个“务虚工作会议”,联想历史上叫作龙泉会议。
柳传志告诉那些年轻人联想面对全球化所要采取的策略,就是要抢碗里的饭,做软件和激光打印机,还要搞房地产,实行股份制。他还特意分析了股份制的好处。联想“公司大事记”后来总结说其在公司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它标志着公司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内部管理上,都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总结倒也没什么不妥,却忽略了柳传志最关键的关键词——“股份制”。那是柳传志第一次抛出“股份制”之说,他从此再未改变他的初衷,在经历了“拐大弯”之后,终于在2001年拿到了产权证,明确了科学院持股65%,员工持股35%的比例,成为股权改革的典范。后来很多国企进行股权改革都试图参照“联想模式”,迄无成功之案例。他们垂头丧气,但若他们知道柳传志为此耗费了10年精力,步步为营地推进了无数次之后,也许便不会感到那么沮丧和悲哀了。
3月28日那天,柳传志在1992年干部工作会上说起要实现销售方式、管理形式和激励方式的三点突破。他第一次谈论联想上市的意义,不过是解决资金问题、扩大影响、对内部运行机制的影响和做大海外市场。
柳传志谈论联想要上市的背景是那一年中国又开始了加入WTO的努力。海外普遍认为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了,终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希望中国加入WTO。柳传志看到了中国加入WTO的可能性,也预测了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风险,他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10年后才完成对WTO的最后跨越。
李勤也提到了国内外形势,他说“关贸协定打破了国家封闭状态,逼着我们走向国际竞争这样一种险境”。他给联想定下了微机销售万~万台,汉卡销售万~万块,代理产品营业额达到亿,确保可分配利润达到2000万的任务。他说:“我们就像象棋的小卒子一样,只有勇往直前。”[2]
平凡一年的插曲(2)
令柳传志和李勤开心的事情接踵而至,4月3日那天他们与惠普公司在香格里拉饭店举办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告诉那些记者他们要合作开发和生产汉字喷墨和激光打印机。两天后,他们在深圳的出口基地正式开工投产。李勤从北京赶到了深圳,在典礼上他意气风发,提出了联想的奋斗目标是:
到本世纪末达到10亿美元营业额,形成若干有影响的产品;1995年国内外股票上市;1992年国内外总营业额20亿人民币,深圳联想出口基地完成5400万美元出口额。他暗示联想希望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柳传志和李勤他们来不及松一口气就要面对新的问题,它们琐碎但困扰他们太久。他们在4月中旬的西郊宾馆再次教训那些年轻干部,使后者明白联想处于危机之中,他们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才可摆脱持续的“黑色风暴”,实现龙门一跃。
柳传志告诉他们,自3月28日以来,总裁室里人人心情紧张。他们自觉龙泉会议上进行了透彻剖析,定下了活命指标,拿出了整套方案,此刻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心情应当比较平静。但他们又惧怕这平静,希望有一种类似陈毅在黄桥战役前坐在那儿下围棋的劲头。他们却又做不到。
他们现在紧张而烦躁,而非陈毅那样对整个战局有把握:“对客观情况,对今年市场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看不到底;对主观情况,对我们内部队伍的状况还很不放心。所以能不能按预定部署,打个漂亮仗,能不能度过今年的风险,我们心里还是没有把握。就是说金色鲤鱼在这个阶段能不能跃上龙门,我们依然是担心的。跃不上,将会元气大伤,后果如何,现在确实还不好设想。”[3]
形势的确逼人,联想的利润既然来源于自制产品,那么中国开放市场便会对联想构成致命威胁,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的、韩国的微机将大举入侵,国内计算机企业也要“搞活”,内忧外患一起到来了。柳传志其实并不担心内忧外患的威胁,他和李勤为联想制定了“跃龙门”的计划,觉得只要挺过两年一切风暴都将无法吹倒他们。但是,他现在担心他的队伍是否能够执行他的计划,是否能够拼命抢住市场份额,是否愿意付出主动降低利润率和甘冒风险的代价。他看不清楚。
他已经感受到了海外电脑的入侵,几天前他们派去参加银行工作会议的人告诉他,他们给银行系统的电脑报价比台湾的品牌机高出了2000元,昨天他又拿到了机械电子部的通报,说是计算机行业2月份较之1991年总体利润下降了26%,其中长城公司下降了53%。他有些庆幸地说:“营业额上升了,利润大大下降了,是多卖了东西,多赔了钱。这点充分说明风来了,打到的不是我们。”
但是联想早晚会被打到,柳传志在香港时听到一位台湾电脑商说决心到大陆争一争,“用北京话翻译过来讲就是要来搅和搅和。”他感受到了压力,他知道内地的计算机利润厚,本来进不了内地市场的厂商现在冲进来每台挣100美金他们就感到满意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每天都有香港和台湾电脑公司的办事处出现,他们一下子就给内地的计算机市场造成了价格混乱。
柳传志感到不安。联想电脑至少得获15%毛利才勉强可以活命,其中包括的税,5%的维修费用,1%的培训费,1%的宣传广告费,发工资、吃饭、坐车开销也少不了。“这就让大家也感到海外的黑色风暴刮进来的那种滋味。有可能今年内地整个计算机市场将呈现一片混乱的场面。”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8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8节
作者: 迟宇宙
价格战终于到来了,长城这样机制不灵活的企业首当其冲,损失将更严重,但市场才不在意你到底损失有多严重,超过了临界点就得完蛋。龙泉会议才过了半个多月,刘金铎就告诉柳传志说确实没有想到风暴真就这么快地来了。但有人认为柳传志对形势估计得有些严重、危言耸听。他们说:“柳总说得跟真的一样。”
的确跟真的一样,只是他们没长上敏锐的触角。他们不知道柳传志已怀抱背水一战的念头,不知道柳传志担心“闯不过这个关,就会窒息而死”。
柳传志给他们出了主意,要他们打主动进攻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