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联想局-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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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局：命运之路（2）　　　　
　　马雪征说：“理论上，神州是可以打元庆了。元庆的承诺是一年。现在都已经过了期。现在在法律上，出现任何竞争问题，都不犯法了，都过了期了。”　　
　　的确，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是两家独立的上市公司，它们各有自己的股东，为各自的股东利益负责。“它怎么扩展业务有好处？买长城对它有好处。你不能说不准买长城，因为我有一个儿子是做PC的，那是你那个儿子的问题。这没有办法。”　　
　　马雪征相信竞争已不可避免。“谁知道，20年之后谁和谁结合了？如果联想现在万一做电视，没准10年之后电视和电脑搁一块，不又打起来了吗？员工感情上，不算激烈但还是很敏感。元庆专门在高层会上讲：我们的品牌是一路打出来的，当年几乎是零的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IBM，是HP，大家集中精力跟这帮人竞争。事到今天，我们已经获得当年IBM在中国的地位了。你该怎么做怎么做，你不要人为地或者行政的方式去抑制任何人。他还要求所有人不许在外面乱说。”　　　　
　　马雪征那天开完总裁室会，她没有觉得那是一个大问题，她早就看清了这两家公司的本质：“因为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分拆三个问题：第一，财务怎么分，怎么说服股东？第二，怎么说服员工？第三，以后打起来怎么办？我当时就知道，肯定是这样的。这就是神州发展的过程了。”　　
　　　　　各自的路，各自的局　　
　　传说中的杨元庆是一个严厉到连公司内鸡毛蒜皮小事都管的人，他看到员工把茶水直接倒在地上、口香糖乱吐都会愤怒。中国抽烟风气很盛，杨元庆特别发出命令，禁止员工在办公区抽烟，有人就躲进厕所去抽，杨元庆竟直冲到厕所逮人。有媒体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联想这个责任太过重大，杨元庆求好心切使然。”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78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78节　　
作者：　迟宇宙　　　　　　　　　　　　　
　　杨元庆曾说：“柳总真的是放权放得很充分，给年轻人宽广的施展舞台。最大的感受是没有退路、没有依赖、也没抱怨。”联想很多人形容杨元庆耿直，其做事以魄力见长，决断快速，但有时不近人情；郭为则较杨元庆老成持重，以说服属下达成目标为目的。他们二人相互竞争、学习，郭为私下希望员工学习杨元庆的效率，而杨元庆则试图学习郭为与属下和谐相处的技巧。　　　　
　　另一个传奇人物是朱立南。联想分拆大局已定时，柳传志暗令朱立南寻找一支队伍渗透进风险投资领域。2001年4月，联想投资公司成立，柳传志任董事长，朱立南以联想控股副总裁之身份兼任联想投资公司总裁。　　
　　就在巨头们获得成长机会时，陈国栋受命进军房地产业，担任了融科智地的总裁，许国兵则成为物流公司志勤美集的总裁，王建成为餐饮公司金白领的总裁。　　
　　2003年12月2日，中国银行副行长张燕铃在中银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银11月与花旗和联想签订了不良贷款处置协议。尽管张燕铃既未透露所售资产的账面金额，亦未透露任一细节，但敏感的《华尔街日报》还是发出了消息。　　
　　外界始终猜测不定的购买者“联想”其实便是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若是参加过2003年8月下旬联想的“入模子”培训，则不会存在任何疑虑。　　
　　联想控股所购中银的不良资产本为设在香港的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所有，其所出售的亦只是一个资产包，账面价值约7亿港币。这是内地资产管理公司和商业银行对不良资产打包处理中，第一次获得国内投资者买包。　　
　　2003年12月8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说：“美林方面有消息透露，美林已与中行成立合资公司处理所购不良资产，由美林控股。参照美林模式，联想也将与中行成立合资资产管理公司，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是联想80％，中行20％。两家合资公司都属于阶段性运营，不良资产一旦处理完毕合资公司就自动终止。”　　　　
　　尽管联想控股始终讳莫如深，但本书作者却有机会清晰其图谋：他试图在新一轮国资改革浪潮中分一杯羹。收购中银不良资产，只是他将联想控股投资事业部孵化为一个投资性质的子公司的试水。在柳传志原来的规划中，这家叫弘毅投资的子公司本应诞生于2003年9月，显然，柳传志对其准备并不满意。　　
　　在2004年4月26日，一个叫赵令欢的年轻人终于获准登台表演。柳传志在那天的翠宫饭店会议厅里宣告弘毅投资公司的成立，那是一家投资性质的公司，柳传志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对其前景的看好。　　
　　在柳传志等人象征性地传递了其希望和祝福后，赵令欢登台讲话。他回顾了筹备弘毅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所承受之巨大压力，说到动情之处，声带哭腔，几近哽咽。在感动他人之前，他已使自己感动，但其夸张的讲话，不可避免地使一小部分台下听众感到做作和表演。　　
　　不过赵令欢还是展示出坚强的一面，他向柳传志承诺，一定会全力以赴，给弘毅投资公司带来一个美妙的前景。但有人怀疑道，赵令欢持有美国绿卡，像柳传志这样一个温和的中国鹰派企业家，怎么可能完全信任一个美国人呢？　　
　　然而，当2004年12月8日联想宣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时，怀疑论者突然发现，温和的中国鹰派企业家已开始信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但信任他们，他将他们一个个推上了执行官的位置。他们都将在联想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都是柳传志为一个新的联想局布置的棋子。　　　　　　
新局：命运之路（3）　　　　
　　没有人知道这些“海归”和“洋娃娃”将成为多么重要的棋子，没有人知道他是否会与杨元庆、郭为、朱立南一样，成为联想局中的“关键先生”。但毫无疑问，他将与杨元庆、郭为、朱立南、陈国栋、许国兵与王建一起，走上一条尘土飞扬的命运之路。他们还来得及回头，但他们也许永远不会回头。　　
　　然而现实依旧残酷和扑朔迷离。先是在1月下旬传出联想集团并购案可能流产的流言，联想在香港股市上的股价依旧小幅下跌，因为投资者对该传言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　　
　　1月27日，联想集团召开了特别股东大会，其与IBM的交易获得了99％股东成员的支持。也正在那天，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上，有人就“美国国会很担心中国公司购买美国公司会影响到美国的安全”进行提问，但外交部发言人孔泉给出的答复是：　　
　　“关于IBM的事，我认为这是两个公司的事。两个公司具体的合法项目、并购内容等都是外界无法揣测的。如果你一定要了解中国政府对此的看法，我建议你询问信息产业部。也许他们能够提供准确答复。”　　
　　中国政府至少不会反对联想的孤注一掷，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则未必——联想对IBM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要经过其调查批准。　　　　
　　那是一个由美国财政部设立的机构，负责审核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收购行动，主席由美国财长担任；其成员还包括美国司法部等11家联邦机构，拥有调查和批准所有外国公司出资1亿美元以上收购计划的权力。虽然其调查往往只是例行程序而已，但此前和黄收购环球电讯未获成功便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从中作梗。　　
　　1月29日，美国传来消息。联想与IBM的交易被延长调查。　　
　　在未知的岁月里，这两家性格、文化、背景各异的象征公司又要迎接各自的宿命，走入或走出各自的新局、旧局。　　
　　在一个伟大而残酷的联想局中，柳传志、李勤及其联想，用一种附生于中国文化之上的智慧赢得了20年的尊重。在这20年里，他们一次次布局，一次次破局，一次次结局，又一次次重新走回局中。　　
　　他们曾拼命演习国外最优秀的管理智慧，但他们最终发现，在中国这片泥土上，只有中国智慧可以真正引领他们走向通往跨国公司的道路。　　　　
　　因为联想是中国企业。这是他们的选择。　　
　　补记：2005年3月9日，联想、IBM宣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已经批准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　　
　　3月10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北京代表团驻地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联想控股总裁、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代表没有掩饰获悉联想并购案顺利通过审查后的喜悦之情。同时柳传志透露，一个多月后他将不再担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　　
　　后记：因为时代在变　　
　　2001年11月12日，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发件人是联想控股公关部副总经理张涛，一个我从未谋面亦未有任何往来之人。头一天，我的老师和好朋友钱钢向我提到张涛会与我联系，让我对联想正在进行的事情提点建议。　　
　　张涛的邮件介绍了一套“丛书”，说：“联想……在17年艰苦创业的历程中，联想突破了‘四道关口’，走通了高科技产业化之路，并且在管理与运营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此，联想高层领导经讨论决定，出版一套关于联想的丛书……对内进行历史性总结，对联想发展史中的某些重大问题定性。”　　
　　张涛介绍了“丛书”的进展，说准备邀请几位顾问（其中包括钱钢），“拟订邀请业界知名的，拥有IT背景并了解企业实际运营、文字功底扎实的记者在充分了解联想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撰写相关文稿。”　　　　
　　我收到邮件后，遵照钱钢的“指示”迅速与张涛进行了联系。我们约了一个傍晚在联想的小食堂里碰面。张涛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们似乎有类似的阅读背景，对于写作有近乎一致的判断。印象中那天我们聊得很投机。　　
　　当日受邀请的记者除我之外还有《环球企业家》主编李甬和《中国青年报》的熊波。前者是我在《南方周末》工作时的老同事，后者则是新朋友。　　
　　后来机缘巧合，李甬因为工作忙早早宣布只看档案不写书，熊波坚持到了7月，2002年7月，因为到了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工作被委以重任，工作亦是忙碌不堪，考较之后亦选择了退出，于是我便成为唯一选择了。　　
　　最终我到了青岛，以海信作为写作蓝本，进行了我个人商业史写作的训练。《海信史：十年再造的关键时刻》完稿于2003年2月，7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海信史》完稿之日，我才对自己写这本书多了一点信心。　　
　　整个2002年迅速地被耗费了，其中大量时间被《海信史》的写作占用。2003年到来，我短暂地移居到上海，回到北京到联想看档案时，正逢“非典”，虽非幸事，却使我能够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阅读联想档案，与朋友们一起讨论写作。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79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79节　　
作者：　迟宇宙　　　　　　　　　　　　　
　　那一年夏天，我完成了对联想档案的阅读，也完成了对关键人物的采访。8月下旬我参加了联想控股公司的“入模子”培训，培训前柳传志总裁辗转传递我一个信息，要我身着正装混入受训者内部。我干得还不坏，甚至参加了他们的拓展训练及最终的考试，因为阅读了联想档案，考试得了99分，据说与志勤美集的许国兵总裁并列第一名，只是传说，我并未求证。　　　　　　
新局：命运之路（4）　　　　
　　9月我到《新京报》社工作。在忙碌、兴奋和理想主义的状态里，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我开始动笔。写作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每天可以安静写作的时间太少。　　
　　2004年3月，我终于写完了最后一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内心郁结之气终于得以舒展。天空很高很蓝，春天很温暖，这样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在2004年初春，我从互联网上看到了对联想道路的争论，我无意介入这场争论，即使我反对他们的意见，我也要捍卫他们表达的权利。但是，那是一场毫无价值的争论，一种王莽式的争论。　　
　　一个与联想毫无干系之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意见，却又怎么会设身处地、站在企业的角度思考成长？不联想到中国局、中国大历史，不思考历史本身的偶然，就不会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而只会像《周礼》所规定的那样，设计出天圆地方的思想。　　
　　我的书写完了，任务既已完成，心中便觉轻松；虽然此前联想似乎对我颇不放心，又邀请凌志军先生写作另外一书。　　　　
　　事实却并不让人轻松，接下来与联想的交涉异常艰难。有一次与柳传志总裁及联想控股若干官员对书稿的内容，双方就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分歧：我主张“以史实带观点”，力求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柳传志总裁则希望“以观点带史实”，寻求证据以佐证既定之历史观点。我猜测柳总裁对我使用“局”的概念并不太高兴。总之，联想众官员一并附议柳总裁之倡议。我既坚持我的观点，便只好答允另写一书出版，以保证《联想局》的完整性。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联想控股一位官员请我吃饭，席间委婉地问我能否放弃写作，其提出三个建议，大意如下：比较名气、以往的成绩，凌志军老师更具竞争力，能不能我写的书后出，凌老师的书先出，以免两本书冲突；能不能补偿我一笔钱让我放弃写作；能不能用一笔钱把我的《联想局》买下来，永远不出了。我拒绝了其建议，在给柳传志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后宣布放弃写《联想局》之外的“御制书”。柳总裁回信对我的心情及选择表示理解。　　　　
　　后来与联想又颇多交涉，终于获许在《联想局》中使用联想档案（因此前曾签署保密协议），条件是凌志军老师的书出版之后再出版《联想局》；除此之外，联想还给予我一笔小额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