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卷七)-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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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听到他的事迹之后，我很感动，觉得：一个有知识的人，应这样活。丁
大夫的精神就是从这里来的。
“《蜕变》最初上演时，蒋介石曾经看过。他确实是很灵敏的，看过之
后，把张道藩骂了一顿，马上就梦演了。后来有人说这样不大好。过一个礼
拜，又开了禁，一个国民党的宣传大员跑来对我说：‘委员长看过这个戏了，
有几个地方没有看懂，请你解释一下！’他提出几个问题：剧中一再提起的
‘抗战必胜’那本书究竟是一本什么书？既然是医院，为什么不挂委员长的
照片？还有，为什么在戏煞尾的时候，丁大夫手里要摇红旗？原来，全戏结
尾丁大夫送李连长他们出发时，小伤兵送给丁大夫一个红兜肚，北方的肚兜
都是用红布做的，结果，台上一摇晃，就像一面红旗在台上招展了。我把理
由都讲了。他还希望我更动一下。我说：‘写戏还是我们内行，这样的事还
是我们自己来搞吧。’
“《蜕变》的前两幕是真实的，后两幕就架空了。现在准备把后两幕重
写一下。当初我写梁专员，本来是因为在生活中看见一个老共产党员才写的，
现在想仍然恢复他的面貌。梁专员是在当时打入国民党的一个地下工作者。
由于他来，这个医院暂时变好了。后来，国民党发现了他是个‘异党分子’
要抓他。最初，丁大夫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只是觉得这个人怪，不像官。
而梁公仰也从来没有在她面前露骨地宣传过共产党。有一次，丁大夫正需要
梁公仰的帮助，来找他时，忽然不见了。因为被通缉他走了，代之出现的仍
然是那个马登科和‘伪组织’。马因密报有功，又官复原职了。丁大夫最后
感到，她看到了光明；但是光明不在这里。梁公仰好比是乌鸦中的一只凤凰，
乌鸦和风凰本是两种东西；凤凰飞了，乌鸦还是乌鸦。‘蜕变’指的不是国
家和社会，而是指的像丁大夫这样有良心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心里的变化。
“这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想法。”他沉吟一下，说：“我怕这样改法也不
一定对。”
话题又转向《日出》。曹禺同志说：
“我在《日出》前面引的那几段《老子》和《圣经》，所安排的顺序，
原是有些用意的。”
我忽然想起，曹禺同志在《日出》的《跋》里曾经说过：“那引文编排
的次序都很费些思虑，不容颠倒，偏爱的读者如肯多读两遍，略略体会里面
的含义，也许可以发现多少欲说不能的话藏蓄在那几段引文里。”但是，究
竟是什么意思，我却不懂得，经曹禺同志这一提，逗起了我的好奇心，很想
知道其中的寓意。
“我写戏的时候，常常是在没有动笔之前就有了其中的台词。我在天津
时，看到到处都是荒淫无耻的官商、流氓、妓女、烟馆，跑到上海，也是同
样的黑暗。当时恨不得发来一阵洪水，情愿自己也一起冲掉。只要有一个‘大
改变’，哪怕自己因此死了，也是好的。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读《商书·汤
誓》时的那句话：‘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句话主说出我对当时社会
的心情。没有写《日出》以前。那句‘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
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的台词，早就有了。太阳会出来，我知道；
但是怎样出来，我却不知道。我在前面引的那八段引文，就是说明这个道理：
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必定毁灭，而‘新天新地’是一定会出现的。
“现在排演《日出》的人，常常问我，陈白露为什么死？方达生怎样演？
过去是很少有人向我提出这样问题的。
“从陈白露在旅馆里花钱的方式可以看出，她和一般所谓的交际花是不
太相同的。一般的交际花都知道怎样弄钱，存钱，保护自己、根本不会像她
那样挥霍，像她为了小东西对待黑三那样的举动，一般的交际花也是不会干
的。她在悲观和矛盾中活着，她任性，她表面上有些玩世不恭，有些自暴自
弃。她说馄到什么时候就算是什么时候。但她毕竟还是一个认真的人，因此
方达生的来，可能使她燃起了一线希望，但她终于又仿徨起来。因为她在生
活中失去了勇气，从诗人那里，她可能听到一些投向光明的道理，她却不能
那样做。然而她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又非常不满。我曾想，她吞服安眠
药之后，如果遇了救 （这是很可能的），又活了，那会是怎样一个下场！我
曾经见过这样一个女人，她被人救转来又活下去了，她后来成了一具活尸首，
一个在心灵上也是老而丑的‘老枪’。‘负债’不是陈白露死的主要原因。
陈白露死时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女人。认真、热情、年轻、冲动，没有多少人
生经历，都使她在一时解不开人生的纽结时，向死亡的道路撞过去，如果，
她是一个三十几岁以上的女人，在生活里真‘混’过一阵的话。她是不会自
杀的。
“解放后，怎样表演方达生，有一些变化。过去，往往把他表演成傻子，
书呆子，很少有人把他当活人来演。现在确实改变多了。”
从《日出》的演出，又谈到目前在北京舞台上的《家》、《雷雨》、《北
京人》、《原野》。他说：
“我的剧本写得太长，尤其是舞台指示写得更是啰唆。我看，不要太顾
到那些指示，还是多从人物本身的真实去考虑的好。《北京人》可能是喜剧，
不是悲剧，里面有些人物也是喜剧的，应当让观众老笑。在生活里，老子死
了，是悲剧；但如果处理成为舞台上的喜剧的话，台上在哭老子，观众也是
会笑的。同祥，《家》里的洞房那场戏，也是喜剧。觉新处在那样大家庭里
是痛苦的，但不一定是时时刻刻都是痛苦不堪的样子。故事是这样的：他爱
的梅没有得到，反倒和一个陌生的女人结了婚，似乎是痛苦的，但是，真的
觉新未必时时刻刻，总是那样痛苦。真的觉新对梅的爱情不一定那样专一不
变；他对梅的爱情不专一，也不一定说这个人就坏了。他见到瑞珏，觉得也
被吸引，这不一定就是不好。在洞房里，他想看瑞珏，内心又觉得对不起梅，
又不去看，我们才感到他矛盾，可笑。在这一刻，他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在恋
爱中追求幸福，要尽量领略‘愁滋味’的少年。不过，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不一定对。”
最后，顺便问了一下他的写作计划。曹禺同志正准备写一个关于工商业
改造的剧本。他说他不准备离开北京很远，乃是因为他比较熟悉北京和北京
的语言。他说：
“在北京一带，人们常常只说了一个字，我便能懂得这个字中所包含的
许多意思和感情，但在外地，我就不行了。”
（原载《文艺报》1957年第2期）
曹禺同志创作生活片断
一
今年四月中，曹禺同志到上海视察，我和他一起到上海，作为一个热爱
他作品的读者，有机会在短短的时间中听到他的许多教每，真是感到十分幸
运。
剧作家曹禺同志的作品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但当我们和一些年轻剧作者
请他谈淡写作经验时，他总是谦虚不肯多谈。他平时很少写文章谈自己的创
作，除了他在年轻时候写的《雷雨》的序和《日七》的跋之外，我们几乎很
少看到他写这类文章。但我们知道，在他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活中，他积累了
很丰富的写作经验。
从一九三三年起，曹禺同志开始写作《雷雨》，剧本初稿经过巴金和靳
以读后在一九三四年发表在《文学季刊》上。据曹禺同志告斥我，在写作《雷
雨》之前，他并没有写过剧本，只写作过一篇短篇小说，翻译过一个独幕剧、
几篇莫泊桑小说，和同学们编辑过一种羊生的文学刊物而已。因此有些人觉
得曹禺同志当时那么年轻，而第一部作品又写得那么好，仿佛他开始走向写
作道路是特别幸运以的，仿佛主要是由于他的天才。当然，曹禺同志是很有
才能的，但也必须说明一下，在他写作《雷雨》之前，他是经过了许多辛勤
的劳动和充分的创作准备的。
一九三三年，曹禺同志写作《雷雨》的时候，虽然还只是一个一十三岁
的青年，他当时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外文，但是他接触戏剧是在他童年的
时候。除了在家里向私塾先生学习古文，诗，学习五经、四书、史记等书外，
茬幼小的时候他母亲带他去看大戏 （京剧）、小戏 （地方戏）和文明戏 （郎
通俗话剧），看了戏后就和书房的小朋友们咿咿唔唔地扮演起来，有时按着
故事演，有时就索兴自己天南地北地编排，总要闹到塾师出来干涉才罢。他
看过很多有名的演员的戏，他说他居然听了一次谭鑫培，他坐在别人的怀里，
才三岁。以后在他开始懂得看戏的时候，便看了龚云甫、陈德霖、杨小楼、
余秋岩、王长林、裘桂仙、刘鸿声。。等，这些艺术家们使他懂得“戏原来
是这样一个美妙迷人的东西！”他也十分欣赏当时那些优秀的“文明戏”的
演员，有一位老艺术家名叫“秦哈哈”，他的绝妙的演技和才能至今使他念
念不忘。
曹禺同志没有读过小学，每天他从书房里摇头晃脑背完了“子曰学而时
习之。。，，以后，就溜入一间堆存旧书旧物件的房间里，专找一些“闲书”
看。他的父母并不顽固，有时也介绍一些他们认为可以看的小说给他看。什
么《红楼梦》、《水游传》、《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聊
斋志异》、《镜花缘》、《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
现形记》、《九尾龟》等等，他读了一大堆。这时林琴南翻译的说部丛书很
风行，他开始从这些用文言译述的小说里，接触西欧的文学。到了南开中学，
他起始学习外国语文，摸索着读原文的外国小说和剧本。这一段时期他非常
爱读“五四”时期作家的作品，这些革新的前辈作家启发他必须关心中国的
社会问题，使他知道文学要反映人民的疾苦，并且要给人民指出道路来。
中学的时候，除了接触中国的戏曲外，曹禺同志相当喜欢易卜生的作品，
他挑了几本易卜生的戏，读得很熟，据他说，当时并不是完全能够理解，但
他从易卜生的剧本中了解了话剧艺术原来有这许多表现方法，人物可以那样
真实，又那样复杂。但他说：“这位大师的作品却无论如何不能使我像读‘五
四’时期作家的作品一样的喜爱。大约因为国情不同，时代也不一样吧。甚
至于像读了《官场现形记》一类清末谴责小说，都使我的血沸腾起来要和旧
势力拼杀一下，但易小生却不能那样激动我！”
南开中学的戏剧活动培养了曹禺同志对话剧的兴趣和舞台感觉。他演过
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和《娜拉》，他记得演《国尺公敌》时正当大革命的
前夕，天津的军阀诸玉璞以为有一个姓易的青年写了《国民公敌》骂他是“革
命”的敌人，派了督办公署的爪牙勒令师生们停演。这件事情给这个小小的
演员 （那时曹禺大约十七岁）一个很深的印象。他回忆当时的黑暗，不禁说：
“仿佛人要自由地呼吸一次，都需用尽一生的气力！”除了易卜生的剧本外，
他还演过莫里哀的《悭吝人》，丁西林的《压迫》和“五四”剧作家的作品。
曹禺同志说，当时学生的戏剧活动大半是和政治结合的，在“五卅”活动时，
为了抵制日货，他们就演了自己编的或者改编的许多戏。
曹禺接触西欧的古典戏剧是在大学的对候，他很喜欢希腊三大悲剧家。
他比较用心地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 （中学时，他说他得到一些国外名演员如
爱伦·特蕾 （EllenTerry）的读词唱片，反复谛听，对于他了解莎士比亚有
很大好处）。在这一个时期他也读到了高尔基，肖伯纳、奥尼尔 （美国剧作
家）和俄罗斯剧作家契诃夫的作品。此外他涉猎许多十九世纪英国、法国和
帝俄时代的剧作和小说。他平时非常用功，在清华大学时，有一段时期他整
天在图书馆里读书。而大部分是读剧本。和曹禺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靳以同志
告诉我，曹禺当时读了很多剧本，而且都很仔细地做笔记。
在他写作《雷雨》之前他已经不止读过几百个剧本了。同时也已经养成
了经常不断地观察生活、观察周围人物和经常思考问题、分析事物的习惯，
他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观察他的朋友、亲戚、同学以及一些偶然遇见的陌生人。
《雷雨》于一九三四年在郑振锋和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发表后，收
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据说，第一次演出《雷雨》的是一群爱好戏剧的中
国留学生们 （导演是杜宣和吴天），第一次翻译《雷雨》的是影川三郎，日
译本有日本左翼作家秋田雨雀写的介绍的文章，前面有正在日本的郭沫若先
生写的序。曹禺同志说：一部作品从发表、演出，直到出单行本，要经过多
少人的辛勤培植与劳动，这些师友们在编辑和介绍工作上所用的精神使他很
难忘记，经常提醒他：“文学是集体的事业，我们要关心人，要关心时时刻
刻出现的新的作品。”
《雷雨》演出的成功开始了曹禺同志的创作生活，一九三四年他第一次
到上海，接触当时这个光怪陆离的大都市。当时上海充满了买办、流氓、妓
女。帝国主义者在马路上趾高气扬，洋车夫被打，巡捕侮辱中国人，外滩这
一带都是洋商、豪贾、外国人。总之，当时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曹禺那时
就开始想写《日出》。《日出》在一九三六年发表在《文学月刊》上。这个
剧本的第一个导演是欧阳予情，由复旦大学剧社在该年演出，演陈白露的是
凤子。靳以同志告诉我：“《日出》中的翠喜是确有其人的”，曹禺曾引他
一起找过这个人。提到这个人时，曹禺同志很感慨地说：“这个善良的女人，
恐怕被糟踏到连骨头也找不到了！”这个善良的妇人的性情给予他很大的启
发。几句翠喜的台词确是这个人当时说的。谈到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