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婚恋的性学分析-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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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在极左时期，尤其在“文革”中，找婚配对象的基础和标准是“阶级分析”和“政治挂帅”，造成了日后许许多多破碎的婚姻。　
　　现代西方婚姻观主要是建立在浪漫爱情基础之上，并以双方各自的自我实现为目的。然而，这种婚姻观也不一定能使婚姻稳固。婚姻可由“浪漫爱”而得，也可由“浪漫爱”而失。　　　
　　异族通婚的文化调整　　　
　　任何婚姻都是参与者双方学习如何共同生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必须不断互相调整自己，克服个性、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和情趣爱好等差异，以便相互适应。这种调整也许是自然性的，也许是人为性的。　
　　异族通婚的参与者当然比一般婚姻的参与者要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难题，这是因为文化的差异甚至冲突。一对中美结合的夫妻，有了孩子以后，马上就面临几个问题：起什么名字？叫张小钢，还是叫詹姆斯？哪一种宗教礼仪？是接受教堂洗礼，还是到佛庙烧香请愿？怎样开庆生会？是美国式晚会，还是中国餐馆的八大桌酒宴？　
　　一个中国丈夫的老父去世，按规矩，应跪拜行祭礼，而美国白人妻子，因自己的宗教信仰可能会拒绝这样做。　
　　一个中国丈夫不习惯美国妻子与她的其他男性亲友接吻拥抱，而美国妻子则不习惯中国丈夫的亲友们一点身体接触的亲热都没有。　
　　一个美国妻子过婚后第一个生日时，因为没有收到中国丈夫的礼物，也没有收到男方亲友的任何贺卡而懊恼。　
　　一个中国妻子在请客的饭桌上用自己的筷子为客人夹菜，在她看来是尊敬或亲切的表现，而在她的美国丈夫看来，却是一种很恶心的举动。　
　　现代婚姻是双方志愿签订，而后必须遵守相关规则的一项契约。也有人认为，同其他社会关系一样，实际上是一种博弈或游戏，参与者必须在认可的规则下和范围内展开活动，只不过，这种规则相对稳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加以调整和修订。所谓异族婚姻也不例外。　
　　美籍华裔性学家郑文兴（译音）认为，一个成功的异族婚姻并不在于持续很长或没有离婚，而在于双方参与者不断进行“文化调整”，达到和谐的共同生活。　
　　所谓的文化调整，有三种模式比较常见。　
　　一、一元单向型调整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异族通婚参与者的某一方放弃自己原有宗教、语言、饮食和社会活动等文化习惯，而服从另一方的全部文化习惯。因此，在“婚姻游戏”中出现某种零和结局，即“一赢”状态。　
　　这种模式的原因恐怕有三。　
　　一是某一方的文化背景极强有力或具很强的排他性，自然主导家庭的生活方式。例如：一个嫁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教徒的中国女人，往往会皈依这个宗教；一个嫁给美国白种男人的中国女人，可能会让孩子完全放弃学中文而只讲英语，甚至在家里也只做西餐，不做中餐。　
　　二是某一方的个人人格影响力极强，而另一方则很弱，强方总是以自己的面貌来塑造家庭生活，于是，弱方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习惯而顺依强方。例如：一个美国丈夫强烈地要让儿子学打橄榄球，而中国妻子虽然觉得这种运动太剧烈粗暴，但还是依着丈夫的决定办；一个美国妻子坚持要在银行里开自己的户头，而中国丈夫虽然觉得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但还是顺着妻子的想法做。　
　　三是现实环境的作用。　
　　有的时候，某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并不完全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某种特定环境或具体物质条件的制约或许可。例如：一个嫁给美国人的中国妻子，在美国，通常必须学开车自己到超级市场购物；一个嫁给中国人的美国妻子，在香港，则要学着与当地富人一样雇用佣人为自己服务。　
　　二、二元双向型调整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异族通婚参与者双方都比较宽容和包容，由于各自并不放弃原本的文化，同时又对对方的文化并不反感甚至还加欣赏，于是，在相互妥协和通融中，采取“轮流坐庄”的方式。因此，在“婚姻游戏”中出现“双赢”的结局。　
　　例如：一对东西方情侣在婚礼中，不可能同时用天主教和佛教两种方式，结果妥协的方式是，上午用天主教方式，而下午则是佛教方式；一对中美夫妻约定，家中的菜单采用轮换制，一天是中国餐，如锅贴、炒面，另一天则是美国餐，如牛排、汉堡包；一个中美通婚家庭，支起圣诞树庆祝圣诞节，几天后又用“给红包”来庆祝中国传统的春节；很多中美通婚的家庭，采用中英文双语教育孩子，或以中西医合璧的方式来治疗家中的病人。　
　　有时异族通婚的参与者会用一种中庸的妥协来对付差异。例如：一个中国丈夫按中国孝顺双亲的传统，给老母亲寄100美元，但按美国妻子的习惯是不给父母钱的，“讨价还价”的结果就是只寄50美元；如果在一对通婚夫妻中，一个强调“多子多福”，而另一个则强调“独生子女”，那么，各让一步的结果就可能是一个不多不少的中间数。　
　　另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混合”。例如：在美国式的家庭晚会上，可以放中国音乐、吃中国菜肴；在房屋装潢中，美国式与中国式的风格和情调可以相映生辉。　
　　三、多元创新型调整模式　
　　有的异族通婚参与者，可能互相既不喜欢自己的文化，又不喜欢对方的文化，于是决定各自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而创立一种两人都可以接受的新方式。例如：一对中美爱侣，既不喜欢教堂结婚的方式，也不喜欢洞房花烛的方式，于是，干脆来一个旅行结婚。　
　　有时，异族通婚的参与者们，为了避开由各自文化引起的太多麻烦、烦恼和冲突，而有意发现第三条道路，甚至随机性选择。例如：照西方的规矩，在晚宴中，女士们先入座，然后才是男士；贵客应坐在女主人的旁边，男性和女性则一个隔一个围坐在桌旁。而照中国的规矩，则是按尊长辈分和社会地位的高低来安排座席，这样一来，当然是男士第一了。贵客必坐离门最远处，而男女主人必须是离最尊贵客人最远处。面对这种麻烦，有的中美夫妻干脆舍弃上述两种礼节，采取一种不管男女尊贵，一律随机入座的方式。　　　　　
　　中美婚恋的性科学分析　　　
　　打破中美婚恋研究的传统局限　　　
　　1996年，在英文《美国亚洲杂志》上，两位华裔学者考琳·方教授与珠蒂·杨教授，在《寻求合适的婚配：华裔日裔美国人的异族通婚》一文中，提出了较新的研究角度：一是过去的异族研究大都注意亚裔女性与美国白人男性之间的婚恋，而现在应该同时注意亚裔男性与白人女性之间的婚恋；二是过去的研究大多注重人口统计的数据，而现在应该更重视实质性的个例面谈；三是过去的研究大多对异族通婚作一种同化主义的解释，例如认为异族相互之间在身体和社会差距上得到缩小之后，才可能真正谈得上浪漫爱或和谐婚姻，而现在应该打破这种偏见。　
　　但这两位学者仍偏重旧华裔移民及他们下一代的异族通婚，而没有注重新移民，尤其是中国大陆新移民和留学生。例如她们访谈的19名女性和24名男性都是出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代表了废除反异族通婚法和民权运动的一代。　
　　经过访谈，这两位学者总结了七条：（1）可接近性是异族性爱与协调的先决条件。所有访谈对象的异族通婚都是有充分接触的机会，如在同一学校或同一工作单位相知然后亲近，然后在浪漫爱的基础上建立的婚姻关系。（2）对本族异性没有有效的接触或时机、地区不对。有的女性被访者原本打算找一个同文化的异性对象，但在婚龄期或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却没有机会碰到本族的异性，而接触的几乎都是异族异性，于是担心年龄大了将来更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便在白人中凑合找了一个。（3）对本族异性的不满。许多访谈者，不管男女，认为本族异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如白人男女更有吸引力。此外，亚裔女性认为本族男性对她们不能平等对待。（4）认为美国文化优于一切文化，而本族异性落后于流行的美国文化，在价值观、爱好、生活态度方面都太过时。（5）对自己父母属于原属文化的婚姻不以为然。不少被访者企图避开老一辈的婚姻模式。（6）担心近亲交配和“乱伦”，因为被访者的一代的同族圈子很狭小，血缘关系很近，很容易有自家人的感觉。（7）持“攀高主义”的婚姻观，认为找一个种族或社会地位“高”一些的配偶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上述七条对中国大陆新移民和留学生来说，有的大致适用，如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三条；有的不太适用，如第五条和第六条；有的虽适用但表现形式不很相同，如第四条和第七条。　
　　传统的方式通常把亚裔归为一类，或者稍细一点把东亚，例如华裔日裔同列为一项。与这种方式不同，本书主要谈华裔，而且着重谈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和留学生。　　　
　　美国男人眼里的中国女人（1）　　　
　　一般美国男人对东方女人的看法非常笼统，甚至不少人在外形上都不一定分得清日本女人与菲律宾女人的区别，更不用说她们之间的内在区别了。　
　　根据阿尔伯特·果顿在20世纪60年代的统计，美国白种男人比白种女人对异族交友和通婚要宽容得多。例如：持“很不愿意”态度的，男的比女的低3％；在愿意与日本人结婚的比率上，男性也比女性高达近一倍。　
　　最初，一般美国男人大多是在纽约、旧金山唐人街或中国餐馆、洗衣店里看到华人女性的。　
　　有社会学家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唐人街上的华人永远是第一代，不管100年前从广东台山来的老一代移民，还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一代移民，一直如此。这是因为当第一代移民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语言文化的隔阂，使他们或她们很难甚至不可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美国人对华裔一类的亚裔女性有一种看法，认为她们娇小、善于屈从和甘作被动的泄欲工具。对争取个性解放、事业性强、敢于追求的西方女性感到头疼的某些美国白人男士来说，也许东方女性的这些“特点”更能吸引他们。　
　　当俗称ABC（American　Born　Chinese——美国出生的华人）的第二代逐渐被同化，成为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受到完整的美式教育、语言训练和全盘文化熏陶，有着很强的专业能力，成为白领化的中产阶级，当然再不会留在唐人街。一些受过教育的美国男士，可能在大学的校园里，看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或第几代的华裔女性。　
　　另一个现象就是，有一批与唐人街的华人不同的另一类华人移民，他们或她们在故土就有良好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素养，战后，随着美国社会的开放，一批接一批，又来到美国留学，获得高学位和高科技训练，并在美国的大公司或高等学府谋到高就。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是来自所谓非共产主义国家或地区的华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变。　
　　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大陆留学生来到美国深造，其人数竟在外国学生比率中名列前茅，甚至常常排在第一。中国学生学成后，又因为各种政治或个人的原因留在了美国，其中许多人在美国主流职业市场占有了一席地位。在这一类高学历和高科技的新型移民中，女性占一半或至少接近一半。　
　　于是，受过教育的或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美国白种男人，在校园里，可以轻易看到大批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或新加坡等其他东南亚国家来的华人女生；在高科技等专业领域，也可以轻易看到大批从上述地区来的华人女士。　
　　与几十年前不同，更与一百多年前不同，在美国的华人女性的成分更丰富多彩，更趋多元化。　
　　如今，华人女性的形象再也不仅仅是昔日清一色“广东台山式”或某个“有限地域式”。且不说台湾、香港或其他海外华人地区，仅近20年来，以各种方式来到美国的中国大陆女性就够使人眼花缭乱。　
　　京妹子、海妹子、川妹子、湘妹子、鲁妹子……北妞、南妞、东北妞、西北妞、西南妞……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干部家庭出身、军人家庭出身、民主人士家庭出身、工人家庭出身、农民家庭出身……老大学生、老三届、小三届、六八式、前红卫兵造反派、“老插”知青……女影星、女歌星、女舞星、女球星、女画家、女模特、女教授、女作家、女记者、女官员、女医生、女科学家、女工程师、女经济师、女设计师、女建筑师、女武术师、女企业家……多得无法枚举。　
　　几乎国内所有的类型，在这里都应有尽有。　
　　这些众多的新移民女性，抱着实现美国之梦的理想，来到这个异国他乡。虽然，她们没有在美国受过教育，英语不甚灵光，但由于在故土原有的身份和地位，使其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期待，都与唐人街的旧式移民女性不可同日而语。　
　　与一般美国白种男人不同，一些有教养、有学识、有阅历或有较高人文精神的美国白种男士，就会打破传统的偏见，对华人女性做出重新认识。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华人女性之间的某些相异性，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在美国白种男人的眼里，中国女性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这恐怕要从与三个“参照系”的相比较中得到答案，即从与白种女人、与其他异种族女人及与其他黄种女人的相比较中才能得到答案。　
　　例如：不少人认为美国白种女性过于独立自主，女权思想过浓，家庭观念不强，脾气易变，对婚姻不太忠实而容易感情转移，身材易发胖，发育虽早熟但也易衰老等等。　
　　与其他各国女性相比较，一般说来，在美国白种男性看来，中国女性有下列特点：（1）性情温顺，待人贤惠，处事得体，任劳任怨；（2）家庭观念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