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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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吸引了许多一流学者、教授。
他认为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重要一点是学者、学生要有独立的思想，经常提醒大学生“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智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由于浙大是从“求是”学堂演变发展而来，他时时提醒浙大师生“求是”精神是浙大的灵魂，所谓“求是”即尊重、探求真理，只认真理、是非，而不问利害、不为名利所动，不屈服于政治的压力。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以党治校”、“党化教育”，作为国立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自然无法公开彻底反对，但在实际管理中，他总是将这类“党治”减至最低，而且一有机会，他就不厌其详地宣扬学术、教育独立。
在1936年为纪念母校哈佛大学三百周年之际，他写了《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一文公开发表，在文章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写道：“哈佛办学方针主要有两点，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的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的方策一样，而与意大利、德意志、苏联各国之政策，则大相径庭。世界各国办大学教育之分野，在这两种主张上，是很清楚的。有一点哈佛大学亦可以昭示我们的，即为哈佛大学的校训‘Veritas’，拉丁文Veritas就是真理。我们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而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如果说在国难当头，他认为这种“党治”还情有可原甚至有一定必要性的话，那么在抗战胜利后，他认为大学即应实行民主管理。
抗战胜利后，许多人都在深思中国的前途、命运，一直关心国家、社会和民族命运的竺可桢先生自有深刻思考，在1945年9月即发表了《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抗战胜利，国难已靖，大学的办学方针“应以理智为重，本校‘求是’校训，亦即此意。近年官吏贪污，学风不良，非道德之咎，实社会有不合理之处，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
竺可桢先生与国民党许多高官都是往来甚密的好友，与其中一些人还有亲戚关系，蒋介石本人对他也颇为看重，他的出任浙大校长，即由蒋“钦点”。后来，蒋又想让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为他婉拒。然而他却能“出污泥而不染”，绝未以此作为骄横之资，更未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谋任何利益，与“党国”有如此之深的渊源却能赢得包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左派师生在内的全体师生的敬重，委实不易，显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
在1949年以前，作为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并不赞同。由于校长的身份，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然而，在几次学潮中，他虽反对却走在队伍的前列，为的是保护学生，怕手无寸铁的学生“吃亏”。他虽不赞同、甚至反对左派学生的“闹事”，然而却坚决反对国民党抓捕学生，保护了不少他并不赞同其政治观点的学生。而且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受审，他一定要到庭旁听。在1949年夏国共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冒着生命危险坚决反对了国民党特务在逃跑前对左派学生下毒手。“爱生如子”，是所有学生对他的评价。
他认为“宇宙间，有两种很伟大的力量，一种是‘爱’，一种是‘恨’”，而人类的命运就寄托于“爱”能否战胜“恨”。“世界现在还充满了仇恨、残暴和妒嫉，霸道横行。这还是因为仁爱的教育没有普及之故”，因此“办教育者，该有‘人皆可以得善’的信心”，对学生充满爱，无论自己是否同意学生的思想观点。竺先生对学生这种无私、无畏的爱应成为所有教育者的楷模；所有教育者都应扪心自问：能像竺先生那样爱学生吗？
作者简介：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后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年 毕业， 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梅贻琦的选择
文/陈远
在清华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长与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适之校长卒于同年，这就是梅贻琦。梅贻琦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不过，不要因此就以为清华的校长是好当的，情形恰恰相反，
梅出长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以清华来说，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与胡适之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不过，历史自有其可玩味之处，“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这也证明了“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1948年底，傅作义将军息兵，共产党军政人员开始驻入北平。梅贻琦和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关于这一点，许多人的记忆并不相同。据梅的学生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地跟他说起当时离开的情形：“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不过，在别人的笔下，同一情形却有另一番描述，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叶公超是清华当时知名的教授，和梅的接触比较多，他对于梅贻琦的评价，大致是可信的。从梅贻琦的为人来推测，他是不大可能“什么也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的。
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当时对于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学生还曾经保护过，但是他那样做是为了保护学校，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致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列主义，也不大赞同当时的共产党。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联想到储安平“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可有可无”的话，我们可以说梅的判断和选择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了，昔日的西南联大中的南开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独独清华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元气大伤，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荡然无存。此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贻琦由美飞台，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三个大学校长（1）
文/傅国涌
大学作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传播人类先进文明和道义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
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在中国的出现不过短短一百多年，但它产生不久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让后人几乎只能仰望，这是与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蒋梦麟、竺可桢这样的大学校长分不开的。我之所以同时想起这三位大学校长，首先是因为这三位深刻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人物都出生在宁绍平原，他们的家乡相去不过方圆百十里。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竺可桢是绍兴东关人（现属上虞），蒋梦麟虽是宁波余姚人，也靠近绍兴，少时曾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两年。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20世纪前半叶，这片土地上涌现的人物真可谓群星璀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其次，蔡元培和蒋梦麟、竺可桢这两个同乡后辈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蒋梦麟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时，蔡元培是学校的监督，还是他的老师。“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南下，推荐年轻的蒋梦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长，那时他留美归来不久，尽管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位，毕竟没有实际经验，蔡元培却一眼看中了这位早年的学生。而他果然也不辱使命，在动荡的乱世中，始终稳稳地把着北大的舵。蔡元培名义上做了十年半北大校长，“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在他在职而不在校期间，就由蒋梦麟代理校长，即使蔡元培在校，蒋也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他们密切的关系，从蒋梦麟的《蔡先生不朽》、《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等充满深情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从他近似回忆录性质的《西潮》中也可以看出。
我不知道蔡元培和竺可桢最初在什么时候相识，但20世纪20年代后期，蔡元培筹建中央研究院时，就邀请竺可桢筹建气象研究所。后来竺可桢出长浙大也得到蔡的赞同和支持，竺在浙大的许多做法就是以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为榜样的。
三个人中以蔡元培年龄最大，影响也最大，他出生于1868年，受过完整的旧式教育，中过进士，点过翰林，办过学校，又长期在欧洲学习、研究，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蒋梦麟生于1886年，从小基本上受的是西化的教育，少时进的都是教会学校，留美近十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教育学博士，还是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他们两位都是以教育为志业的，都做过北大校长、教育部长。生于1890年的竺可桢从小接受的基本上也是新式教育，先后在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学习，留美8年，获得了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主要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从1936年出任浙大校长，直到1946年他还兼任了十年的气象所所长。所以他的一生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办大学不是他的专长，但正是他把一所地方性的大学办成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大学，培养了无数不世出的英才，是值得后人深思的。我以为竺可桢是一位具有很深人文修养的人士，是真正把追求真理当作人生最大乐趣的知识分子，一位“求是”人曾说：“这种传薪播火、荜路蓝缕的学术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远非职业精神、敬业精神所能涵括。它使我们体悟了竺可桢校长关于大学是‘社会之灯塔’之谓。”
正是这些深受近代文明熏陶，热情追求真理，具有崇高人格的教育家，全面提升了中国大学的品质，使这些大学迅速和世界接轨，融入了人类主流文明。蔡元培、蒋梦麟身上所体现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竺可桢身上体现的浙大“求是”精神，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明天都不会过时，也只有这些精神才可能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1792年，洪堡提出国家无权插手教育，新型的大学应该是塑造完善的个人，致力于真正的学术，教授和学生都应该成为真理的追求者，学术自由与教育独立乃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须途径。蔡元培先生长期在德国学习、研究，深受洪堡的影响。他曾说过，德国近代的发展是基于成功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小学教师，造成了一代优秀的公民。作为教育家，他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1917年，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的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