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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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美国新闻及世界报道》，按照《财富》为大企业排名的方式，即以学术声誉、生源质量、资金捐助、师资力量等诸多项目对大学进行综合排名。后来这种标准被中国的大学引用，成为高中生报考志愿的重要指南，许多大学将排名当作衡量自己工作的重要标准之一。云南大学1998年排名在54位，到1999年，下滑到72位，2000年又有所下降，其中生源质量在综合大学中最差且一年不如一年。在痛心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质疑大学教育是否可以标准化？
实际上，大学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加工厂”，尤其是在教育产业化之后更加突出。另一个尴尬的事实也出现了，作为教育的消费者，我们竟然无法选择其他的产品，即使我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教育过早转型改变了教育本身的目的与方向。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人性的充分实现或人格的健全发展，大学应该是引导年轻心灵追求智性、激情和创造力的土壤。而这片土壤已变得干涩了，她越来越缺乏人文情怀与思维的乐趣。不重视内心与灵魂，不关心想像力与创造力，只灌输大量的事实，成为教育的毒瘤。许多教师主要关心效益，告诉学生信息社会需要什么，尤其是学分制下，大多数教授的知识都是以学分形式标明“现金价值”，这种价值在教授的各门课程之间很少区分或全无区分。学生只需在一定学习时间内便可以机械地取得学位。赚取学分成了学生修习相关课程的惟一动机。他们从来不问，为什么把这些东西灌给他们。令人谅异的是，许多大学生的抱怨只是对“大学工厂”的不满，停留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缴了钱，却没有取得相应的资格证（英语四六级，计算机等级……）？于是许多培训学校在高校周围遍地开花，迅速走红。学生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只是为了把自己铸造成好的螺丝钉，以便更好地去适应社会需要？如果有人读了一本教师没有指定的书，马上有人不解，那会有用吗？对于这些人来说，背英语单词远比看托尔斯泰有价值得多。读书的目的和理由仍是它可能带来什么外部奖赏。
这样的教育是危险的，它导致学生过于重视社会角色，而忽略自我；视学生为机器或动物，而忽略自我，视学生为机器或动物，丝毫不触及内在价值选择。近来媒体披露的“26岁腐败”现象，充分说明了这点。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拥有高学历和高收入，为什么会过早腐败，原因很简单，教育培训了他们很好的技能，却没有塑造他们健全的人格。一面提醒学生不要沦陷为“空心人”和“边缘人”的金子强教授，一面却将课堂讲学模式化和僵硬化，并不时周旋在各种企业的花环之中，灵魂教育变成一场可耻的谎言。
吴松校长所要面对的，除了把新的云大推向世界以外，最大的难点还在于如何还原出教育本来的目的与功用，如何延续云大固有的学术与文化传统。既然有“三四十年代的辉煌”，云大的复兴之日就有日可待。在大学已并非个人英雄时代的前提下，我们每一个云大人都有理由承担起建设云大的任务，也要有献身终极价值的勇气，并主动改造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云南大学：被遗忘与被损害的（2）
当乔传藻先生在课堂上痛快淋漓地斥责北学楼二楼的两个厕所臭不可闻时，我依稀看到了另一幅景观：更多的阅览室，更丰富的书刊和更好的阅读环境。把充满大量动漫图书和时尚杂志的租书室理解为“厕所”，是我所听过最为过瘾的见解。没有谁会相信，画着胸脯比头还大的漫画书会给人什么创见。大学三年多的生活，我找到了某种内心丰富的途径，为自己庆幸之余，也为那些终日奋战在英语单词中的人担心，更为那些兜售廉价和伪劣知识的老师感到悲哀。也或许，内心丰富的途径不只一条，但愿每个人都能找到。
作者简介：周重林，出生于1980年。曾供职于《中国青年》，后为大番茄传媒媒介经理。与友人策划出版“快乐阅读·时光书系”之《丽江的柔软时光》、《乌镇的似水年华》、《大理的游侠时光》等。独立主编有《天下普洱》。现为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研究员，首席策划。
复旦与南开 李登辉与张伯苓
文/王昊
对于多少南开和复旦人来讲，2004年与2005年将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南开和复旦将分别迎来她们建校的百周年纪念。除了与时下许多大学各式各样的百年纪念有着相似之处外，南开和复旦的百年则更具特殊意味。这是因为，假使中国历史上没有南开与复旦，不独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史，甚而一部近代中国教育史都会是另一番模样。历史虽然不可能被改写
，但是少了复旦和南开，一部近代中国的教育史一定不会有那样好看，不会那么异彩纷呈。
其实，从个人角度讲，很久以来却不愿意“走近”复旦，更不愿将她与南开两相比较，这种情感多半是基于一种妒羡。近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复旦的发展十分骄人，此评价若是复旦人的夫子自道，则未免有自夸之嫌。不过，只要稍微留意，便不难发现，现在从贩夫走卒到墨客骚人，一旦话题关涉到中国大学，则言必称“北有北大、清华，南有复旦、南大（南京大学）”。此种议论，俨然已经成为时下评价中国大学的一种思维和话语定式。相形之下，南开的发展则略显沉闷，甚至南开人自己看来，南开这几十年的发展多少有些默默无闻，缺少激情。因之，每当论起复旦与南开，不免让人有些气短，会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复旦的陈思和先生曾提到，解放后的院系调整，使得一大批著名学者进入复旦，从而一举奠定了复旦的学术重镇格局。这是复旦人的自识，不过，陈先生后来讲的更为精彩，那就是即使在国家意识成为教育主导的岁月中，复旦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精神依然能够被新老复旦人自觉地承传。可见，复旦厚积薄发的关键还是在于复旦几辈学人的精神传承，在于复旦优良的学术环境与学术传统。本来，对于复旦的成绩，作为外人总要有些阿Q精神，“我们先前比你好得多呢”。然而，口舌上的义气之争，于己并不能获得什么更多的好处，徒增自大与无知，最终不免为人耻笑。
话说回来，一个学校的发展总会因时代际遇、社会环境、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影响，每个学校的发展，也会受到办学者办学理念的左右，自然不必追求同一路数和模式，也不必对他人亦步亦趋。但提起复旦和南开，特别是解放前的复旦和南开，两者间确实存在着不少引人兴味的相似之处。上海、天津；马相伯、严修；李登辉、张伯苓；复旦公学、南开学校；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同样骄人的话剧与体育……复旦与南开本身有着不尽的可相比较的话题，有心人自会细细体味。
在追怀两校百年的光荣和梦想之余，更令人不能忘怀的自然是两位校长，复旦之李登辉，南开之张伯苓。在当年国人的心目中，民间办学北有张伯苓，南有李登辉。很多复旦和南开校友在回忆文章中，对此也多有涉及，复旦校友梁大鹏先生在《怀李故校长登辉博士》的文章中，曾讲：“国人皆知，李故校长毕生致力教育，和岭南大学之钟荣光校长，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校长，同一作风，互相辉映。”张、李二人，一位北方大汉，铮铮然，讲话掷地有声，极富亲和力；一位儒雅之士，亲切平和，不事张扬。两人身上都不乏一代文化精英的魅力，据后人回忆，“张伯苓演讲一口纯正的天津话，那绝不是被某些影视中混混儿亵渎了的天津话，那是一口极其纯朴、厚重，极具感染力、鼓动力、号召力的乡音。”纯朴、厚重，还应加上一点——坚毅，这足以让我们对伯苓校长的人格魅力展开无尽的遐想。对于李登辉校长，因为毕竟是复旦门外之人，不能对李校长的音容笑貌妄加揣度，不过，从复旦校友的回忆中，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李校长当年谦谦君子的风度与气质。唐振常先生曾回忆，许多老北大校友在怀念蔡元培先生时，多情不能已，涕泗滂沱。这种情感同样体现在老复旦与老南开校友的身上，李登辉、张伯苓两位校长，同蔡先生一样感动后人。张、李两位校长毕生服务于中国教育，尽管他们的教育生命和实践已经终结，但是他们留下的教育事业依然枝繁叶茂，他们的教育思想依然会给人以无尽的启示。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翻开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不难发现，多少私立大学都已经灰飞烟灭，虽然如今的复旦与南开亦非当日的复旦与南开，但至少复旦精神、南开精神依然被传承了下来，被融入了复旦人和南开人的血脉之中。
说到人格魅力，梁先生的“同一作风”，真是一语破的，对此，复旦和南开的校友们自然会心有戚戚焉！尽管李校长之后，钱、吴、章数位校长出长复旦，但是在复旦人眼中，李校长对于复旦却有着更为特殊的象征意义。李登辉致力复旦大学的建设40年，一句“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让多少复旦人铭记于心。张伯苓校长亦毕生奉献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他对南开人的要求和希冀，至今为南开人心口相传。时人每论教育家的思想和教育理念，则必称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大学、大师、大楼之论，其实，当年张、李两位校长亦有相似之论。大凡有为之教育家必会有高屋建瓴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岂非私见！
张伯苓之于南开，李登辉之于复旦，从文化的角度应该有极有意思的文章可作，至少很能钓复旦人和南开人的“胃口”。比较复旦和南开两校，自然也有着更大的可发挥空间，同为私立学校，在办学体制、学科结构、教育方法、教学管理、人才培养等诸方面均有可资挖掘的内容。研究这两所在中国历史上较具代表性的私立学校，不仅仅是为了从当日中国教育资源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为当下中国民办教育提供一些办学思路和观察视角，为中国教育发展寻找一个观念的突破口，将中国高等教育引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作者简介：
王昊，1977年生，山东招远人。现工作于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南开校史研究。
老清华教授面面观
文/唐少杰
老清华（1911…1949年）的师生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回眸的一个群体，当年的校园刊物中很多文章在谈论着他们，今天读起来仍然兴味无穷，从中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人文气息，那真是一个令人流连的时期。
没有一个大学生没有议论过教授，但也很少有像清华的学生如此大胆又如此深情地大面积、公开化地大谈特谈教授甚至是校长的。我们不得不为当时学生的大胆惊叹，更不得不为那时的宽松的师生氛围惊叹。从中能够领悟出的远不止是一幅幅教授众生相。
常言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句话好像特别为我们的刘叔雅先生而设的。
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即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猿……
——一幅多么不堪的形象。这是发表在1934年《暑期周刊》上的《教授印象记》中刘文典先生的画像。一位有着清新优美的文笔、绵密新颖的思想的学者，在学生的想象中该是位风流倜傥的摩登少年，至少也得是个状貌奇伟的古老先生，怎知是这副尊容！作者是真的失望吗？其实不然，他先抑后扬，马上极力抒写刘先生学问的渊博精深，对学生的恳挚，对国事的热忱，其精神的力量远远盖过了相貌的不足，矗立着的仍然是一个可敬可爱者。
在学生笔下遭遇相同命运的远不止一个两个：
比如俞平伯先生：“一个五短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他就的的确确是俞先生么？”——这是相貌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陈寅恪先生：“里边穿着皮袍外面套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孑孓而来。”——这是衣着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冯友兰先生：“口吃得厉害。有几次，他因为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把脸急得通红。那种‘狼狈’的情形，使我们这般无涵养无顾虑的青年人想哄笑出来。”——这是口才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还有的“汗流浃背，喘呀，喘呀，上课的功夫大半用在揩汗、摩肚皮上面”，或一开口就“唾沫星儿，一串一串地迸出，又好像过山炮弹，坐在前排听讲的同学们，怎会不大遭其殃，连声叫苦”，或“下堂了，大家还没有完全走出教室，一支烟已经又吸掉了三分之一”。——这是举止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但千万不要以为清华的学生在贬抑他们的先生，恰恰相反，他们为拥有这样看似与平常人无异而实际上是些天才们的教授而深深地骄傲，而且不论他们的外貌举动如何乖戾（当然只是一小部分），个性如何的奇特，却无一例外地都渊博、尽职、和蔼与可爱，是一些不会混淆、不可取代的学术泰斗。
虽则面上严肃一点，而心肠是最软不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