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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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指出，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虽然众多，但真正在日本读完大学的并不多，以速成生、普通生和特约生为主。从出身观察，当时留学日本的学生家境贫寒者占相
当比例。早年研究中国教育行政的中央大学教授夏承枫在《现代教育行政》一书中认为：“留日学生自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增至万余人，在政府是病急乱投医，在留学者是取其价廉而成功易。”留日学生中后来成为革命家和军人的很多。舒新城说：“中国军界之重要人物的姓名，几十之九可从明治40年振武学校一览之学生名册中查出，其影响于中国军政者可谓大矣。”从文学界来说，左翼作家中也以留日学生为多。而“新月”作家则以留学英美学生为主。
上世纪80年代初，三联书店曾出版过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我当时买了一本，但没有细读，就送了一个朋友。90年代以后，费了许多周折，我才又找了一本。国内外对这本书的评价非常高，国内研究中国留学史的，还没有人能写出这样一本著作。书中有一章是专讲现代汉语与日本词汇影响关系的，材料丰富，分析细密，很给人启发。他在分析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时，认为“一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史。”书中专门有一节是讲“亡命客与留日学生”关系的。所谓“亡命客”是指当时逃到日本的中国政治家。他特别指出，当时留日学生与“亡命客”在日本志士的参加和援助下，“三类人物汇合在一起，频频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从事革命活动”。他在分析了这些人物的活动情况后说：“最遗憾的是大部分日本志士后来却挑唆日本军阀侵略中国。”这些研究视角都是很独特的。
以留学背景分析中国近代以来人才的变化是有意义的，但留学背景也有其特殊性，并不绝对与留学生的思想变化有直接关系，以留学背景为评价尺度，只是一个大概的思路。
留学制度是中国近代以来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但在后来的很长时期内，这一制度的功能便发生了变化。早期留学制度呈开放性，面向世界，英美、欧陆和日本等，都是留学的主要去向，但这个去向后来改变了，由面向世界变成面向前苏联和少数东欧国家，而且已不作为常态教育制度存在。留学生制度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各领域中主导力量的基本结构，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1）
文/高增德
《书屋》1999年第4期有关自由主义及其传统的三篇文章，尽管观点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然而却能自圆其说，自持其理。最重要的是气氛对头，各展其长，各陈其论，有学术争鸣的态势及其宽宏大量，既容许自己讲话，也要让别人说理。朱学勤先生虽然针对的是一种文风，他不仅提出应当“有话好好说”，而且自身力求体现正常的学风，我以为这本身就是自
由主义所要求的精神。
还有，就自由主义而论，对于近现代的中国来说，虽然是舶来品，虽然最终在这块土地上未成为政治主流，但是毕竟不能否定它之存在过的历史，毕竟不能不承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理念变革中国的追求和努力。自由主义作为政治思想及其制度，虽然在中国没有过实践的传统，但是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传统、学术传统却是有的，其具体的表现是：不仅形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及其学派，而且形成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及其思想遗产。不管对自由主义喜欢不喜欢，作为一种曾经出现过的知识分子群体及其学派、传统及其思想遗产，都是值得研究和重视的。
下面专门论述蔡元培及其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
如果说中国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话，我以为应上溯到蔡元培，应视蔡元培为自由主义者的代表。综观蔡元培一生，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位教育家，其业绩贡献是多方面的，尤以教育事业最为突出，集中体现在创办和治理北京大学的成就上。假如要对蔡元培进行知识分子划类的话，毫无疑问应归为自由主义者，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甚至可视为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或先驱人物。他作过教育总长，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大学院院长，前后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说是影响全国、影响后世、影响深远的。特别是在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其成就和影响更加显著，教授多数是自由主义者，凭其理念，研究高深学问、培养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维护学术尊严；凭其理念，提出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反对政府恶行，改良社会，努力实践其价值标准。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始终坚执其自由主义理念，立身行事，秉此原则，那就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蔡元培在教育思想上的主张及其实践，概括地讲主要有：其一，他提出教育应超越政党政治而独立。在《教育独立议》（1922年）、《提议教育经费独立案》（1927年）等文中，他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影响”。何以要如此？因为“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教育是进步的……教会是保守的……教育是公同的……教会是差别的。”，而于大学中更应贯彻与实现之。他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以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说到学术自由时，他强调“研究者进行学术讨论有绝对自由，丝毫不受政治、宗教、历史纠纷或传统观念的干扰。即使产生了对立的观点，也应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说明，避免混战”。更难能可贵的是以上观点，即使到了晚年，也一以贯之，坚执不渝。
其五，他坚持教授治校，视之为保障教育独立的根本要义和措施。这一主张，蔡元培早在1919年就提出，在经过几年的实践后，到1925年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一文中更加系统地作出了详述。请注意：他这篇论文是以北京大学为例来重点地介绍教授治校制度，并以此来说明这项制度在中国现代大学及其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他说到原北大行政组织时，认为“这种组织形式形同专制政府；随着民主精神的高涨，它必然要被改革掉”。而“这一改革，首先是组织了一个由各个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同时，从各科中各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这就是为许多人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
以上所说的，主要是蔡元培在主办北京大学时思想及其主张，他办学校，就是要办成高等学府，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他强调，想做官的不要到大学来，要做官去读法科大学，要做生意，要发财，去读商科大学。他甚至主张北京大学只办文理两科，道理就在于此，要研究高深学问。这个高等学府是殿堂，这里就是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在这里，我以为唐振常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今天强调北京大学的传统，北京大学的传统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自由主义，而不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任何学校、任何参加爱国运动的人都有的。而北京大学，它的传统，它所独具的东西，就是自由主义。今天回过头来说蔡元培是个自由主义者，是指理念上的自由主义，我看是非常恰当的，应该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先驱。”
当然，蔡元培的自由主义，不止于教育方面，而他之办大学的思想及其主张，本基于他社会政治思想的扩大和延伸，应该说他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们从《蔡元培全集》中，不难从《社会改良会宣言》（1912年）、《关于不合作宣言》（1923年）、《我们的政治主张》（1922年）、《与〈国闻周刊〉记者的谈话》（1926年）、《〈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序》（1935年）等篇中，领悟到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理念追求，那就是以人权、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标准；以公开而受监督、为全民利益、保障个人自由、促进个性发展为基本原则；以教育与学术为根本途径；以阶级互助、和平渐进方式推进社会发展，主张与恶势力不合作；重视人权问题，大力宣传人权思想，长期为保障人权而斗争。
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2）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1922年4月，以蔡元培为首发表的政治宣言，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者共16人，除蔡先生外，另有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征、丁文江、胡适。在16人中北京大学占11人，可视为自由主义的大聚合及其政治宣言。宣言发表之初，曾影响当世，后来成立的王宠惠内阁即被称为“好人政府”。但是他们的努力最后失败了，其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中国恶势力强大，没有民主基础，即使好人政府也难敌之；中国民众觉悟及其要求不
高、力量不强，仅有一些知识分子难成气候；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见实际上并不统一，后来发生分化是必然的；先前兴起的好人参加政府，时间不长又演变为好人退出政府的行动，蔡本人即不止一次地提出退出政府的主张。在他看来，不论好人参加政府，还是好人退出政府，都是自由主义者的理念体现。
虽然这次好人政府的行动并未成功，但是所提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要有两个涵义却有着深远价值。这两个涵义是：“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还强调“好政府”要有三个原则：一是一个“宪政的政府”，“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二是一个“公开的政府”，“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三是“有计划的政治”，这种“计划是效率的源头”。
当然这种“好政府主义”，从理论上来说，主要是针对无政府主义，从实际上来说，是针对北洋军阀这个坏政府。它所代表的是北京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及其政治的努力和追求，显然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据《胡适的日记》载，在1922年5月11日胡适拟撰出《我们的政治主张》后，“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请几个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于次日，约会者均在蔡元培家开会商议，“他们都赞成了，都列名做提议人”。从这里可见，蔡在《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件事上，他所扮演的角色，称他为领袖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当然称胡适为主角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这里，我们还需指出，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是蔡元培开创和奠定的，而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继任者是认可这个传统和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可以说从1917年至1949年这个历史时期所一以贯之的，正是自由主义传统。
下面恕我再引用这几位继任者的言论，来说明他们在坚持自由主义传统方面所作的努力。
蒋梦麟1919年任北大总务长，1923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30年重返北大任校长。他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他指出：“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有，决非偶然之事。……这是什么缘故呢？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上，作激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已屡经试验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精神。……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蒋梦麟不愧为蔡之得意门生，从这番话中不难看出是得真传的。故蒋对接续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是有他的功劳的。
胡适的一生精力，可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北京大学：于1917年回国后，就深得校长蔡先生的赏识和信任，并委以重任，成为一直是有职有权的人物。头年是哲学研究所主任，次年为英文部主任；1919年代理教务长，翌年转为正式教务长；1922年成立国学研究所，就任编辑部主任，主编《国学季刊》，并兼校务委员等职。先后任过哲学、外国文学、英国文学、教育、中文等五个系的主任；1931年出任文学院长；1946年担当校长，直到1948年底止。可见胡适在北京大学的作用和影响，在形成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远非一般人可比。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衍化为一种与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