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线上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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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现实主义电影而著名。因此，当听到印度经常与巴军冲突和交火的假消息时，我们并不感到惊奇。实际上我们后来就像听娱乐新闻一样收听他们编造的军事行动，其中还包括各种细节，如“敌人”如何发动进攻和他们如何“勇敢”抵抗。后来，这些伪造的交火竟然成为奖励“勇敢者”的理由和晋升的依据，我们简直乐不可支。很久之后，印度高层军官发现了其前沿部队玩的这套把戏，军事法庭也处理了几个缺乏道德且严重失职的军官。有几次，我们截获了印度部队伤亡以及由于恶劣的天气和地形印度方面无法实施救援的消息，有时士兵死了好几天，才会有直升飞机来把尸体运走。大雪和低温造就了天然停尸房。星峡冰川的冲突是我们和印度在世界屋脊上的主要冲突之一。另一次更严重的、几乎导致全面战争的冲突是卡尔吉尔事件，这一事件我在后面的章节里再谈。除了上述两次冲突，自由克什米尔与印控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上也一直冲突不断，几乎每天发生交火、炮击和狙击行动。这一切表明，当两个邻国处于敌对状态时，即便是复杂的地形和恶劣的气候也不能阻止双方之间的交战。
巴基斯坦（5）
在军法管制司令部工作与我所喜爱的指挥部队的工作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也可以说有些不自然）。然而，在这里我明白了一个人可以在建立公正和改进管理方面做出很大贡献。在旁遮普省五个专区之一的拉瓦尔品第专区范围内，我做出了有限的一点儿贡献。我所从事的工作为我提供了一次观察文官政府运作的机会，教会了我如何与文官相互沟通。这段经历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收获，但都对我后来管理国家有所帮助。齐亚将军军法管制时期有一种严厉的惩罚方式，即对犯人施以鞭刑。我注意到，只有穷人才会受到这种惩罚——即使他们只涉及轻微犯罪。而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即使涉嫌严重犯罪和腐败行为，都能设法逃避这种特殊形式的“正义”。一天，我决定到拉瓦尔品第监狱去了解鞭刑。面对这种令人厌恶的事是一种折磨，这是我所看到过的最没有人性、最令人羞辱的事情。狱卒为我搬出一张沙发和一张桌子，摆上我喜欢的各式糕点。这时，我的脑海浮现出古罗马斗兽场的情景，而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命令狱卒立刻撤去糕点。那个可怜的人要被鞭打五鞭。他只穿一条内裤，四肢叉开被紧紧捆在一个Χ形木架子上，丝毫不能动弹。鞭打的人穿着运动短裤，像个摔跤运动员。他先在犯人的屁股上画一条线做出记号，标示出要鞭打的准确部位，再在地上画一条线标记出他要站的位置。然后后退五步，开始助跑，到线时使尽全力打出第一鞭，犯人的肌肉立刻绷紧了。第二鞭时犯人痛得扭曲着身体，第三鞭时他开始尖叫。我不忍心再看第四和第五鞭，我想他已经昏过去了。人们松开他后，他面朝下摔倒在地，我看到他屁股上满是鲜血。这时来了一个粗鲁的医生，他先检查那个可怜的人，然后却做出最令人气愤的事：他双脚踩在那个犯人的屁股上。此刻，突然听到犯人发出了更大的惨叫声。我愤慨极了，不仅仅是不满这种非人道的惩罚方法，而且认为这整个事情都是不公平的。我向拉菲·阿拉姆少将讲述了我看到的情景，请他至少在他的管辖范围内阻止这种残酷的行为。感谢人类的良知，他接受了我的请求，告诉法院不要再对穷人苛罚鞭刑。之后，我接受了另一项军管任务，命令警察抓捕破坏社会治安的捣乱分子，改善当地法制和社会秩序。于是他们不假思索地抓捕了所有在警局有两类前科的人。我被告知那其中包括在拉瓦尔品第红灯区拉皮条的人、鸨母和乐师。我责骂了这些警察，要他们把这些人放了。这时，发生了令我非常尴尬的事，这些被放的人跑到军管司令部高喊支持我的口号：“穆沙拉夫执行官万岁！”我只好对他们说，如果不赶紧离开就再把他们抓起来。还有一次，我们命令把所有的涉毒案件送到军事法庭来审理，结果这一命令很快变成了闹剧。警察开始到处抓人并起诉那些在街头贩卖或吸食小剂量毒品的人。结果军事法庭人满为患，我们只好撤消了这一命令。简而言之，这就是我参与军法管制的经历。从中我总结出一些教训。首先，只要军队卷入军法管制，就会分散精力，无从顾及重要的军事责任，军事训练和快速反应能力会遭到削弱。其次，当把军法和军队置于文官政府之上时，文官政府就发挥不了作用。而军法管制撤消后，文官政府仍然效率低下，这只会使其发展受到阻碍。我还认识到，无论军法还是民法，穷人总是压制手段的受害者，而富人和有权势的人通常会凌驾于法律之上。我在军管司令部任职期间，曾尽力帮助穷人，对他们很宽容，而对特权阶层坚决打击。我相信，一个贫穷而饥饿的人偷盗是事出有因，国家没能给他们提供生计；但富人受贿却应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因为他们已经很富裕了。
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８年的十三年间，我在军旅生涯中从中校成长为陆军参谋长，跨越了许多台阶。同时，在参与国家高层政治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巴基斯坦政坛不断重复着这样的模式：民选的政府产生腐败，创造了军队接管的条件；而反对党和其他各阶层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也在此时站出来，呼吁军队夺取政权或改换政府。在这期间，其中也包括我所说的始于１９８８年的“可怕的十年民主”，我目睹了巴基斯坦多次的政权更迭和日益紧张的印巴关系，我自己也又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虽然我已不在前线，却感觉与在前线无异。１９８５年我晋升准将军衔，同时被派回国防大学任教官。巴基斯坦的陆军军官有指挥、参谋和教官三种任命方式，根据个人的素质和业绩进行轮换。能够胜任全部三种职位的军官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我被看作一个全面的人才，所以常常在这三个职位中轮换。国防大学教官是武装部队教育系统中的最高职位，我从中受益良多。任职期间，为了掌握战略、战术、作战和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我必须进行大量阅读和研究。同时，这也是一个总结自己思想的好机会。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６年当了两年国防大学的教官后，我被调往卡里扬装甲师任炮兵指挥官。说来也怪，我在每一个军阶都有被派到卡里扬任职的经历。这是我可以在指挥车或吉普车上悬挂旗帜的第一个职位，我感到非常光荣。这一时期，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原因是印方动用几个军的作战部队在巴基斯坦南部沙漠地区的边境附近实施大规模军事演习。由于印军一反常规演练模式，携带了他们的全部武器装备，所以巴基斯坦非常重视。印军此次演习的代号为“事实真相”，是由陆军总司令松达基将军一手策划的。对此，我们决定从战略高度作出强硬回应。我的装甲师和其他作战部队奉命在旁遮普省北部的锡亚尔科特地区集结，直接威胁通往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交通线。由于部队的这次调动，使人们看到了众所周知的巴基斯坦的“战略定位优势”：我们能够比敌方在更短时间内对更多的对方敏感目标构成威胁。我们的回应遏止了印度的进一步冒险行动。对峙僵持了好几个月，直到印度方面终于恢复理智，双方开始谈判以避免交火。在这次对抗过程中，巴基斯坦军队始终士气高昂。我激励我的部队，使他们犹如蓄势待发的弦上之箭，而且人人也都渴望能有一次为１９７１年发生在东巴基斯坦的一切报仇雪恨的机会。也就是在我的这个任期，我被提名为总统齐亚·哈克将军军事秘书的候选人。我是由齐亚总统的前军事秘书马哈茂德·阿里·杜拉尼准将（后来晋升为少将）推荐的，他被调来卡里扬任旅长，大家昵称他为“疯子”（２００６年他被任命为驻美国大使）。当时，有人要我做好随时奉命上任的准备。我也告诉我妻子赛赫巴，说我可能很快会带一些简单行李离开驻地，要她也做好随后离家与我团聚的准备。但是，五天过去了，我没有接到任何正式通知。后来得到消息说已经任命纳基布准将担任此职。我感到非常失望。事后，我的上司法拉克少将对我说了内情。原来齐亚总统给他打过电话，告诉他已经挑选我担任总统军事秘书。但是，法拉克将军回答总统说，我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如果担任军事秘书将不利于我的前程，因为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指挥过一个步兵旅。如果一个军官出类拔萃，想继续高升，无论他来自战斗部队的哪个兵种，他都必须具有在其军旅生涯的某个阶段指挥步兵旅的经历。这个小插曲，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也挽救了我的生命。后来我荣任驻巴哈瓦尔普尔第２５步兵旅旅长，纳基布成了总统齐亚·哈克将军的军事秘书。我在那里待了大约有八个月。就在我离开后一个月，即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７日，齐亚总统乘坐的C－１３０飞机在巴哈瓦尔普尔坠毁。同机遇难的巴基斯坦陆军高级军官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赫塔尔·阿卜杜尔·拉赫曼将军、一位美国准将、美国大使阿诺德·拉斐尔和纳基布。是真主的仁慈救了我，也感谢法拉克少将当时为我着想。那次事故的原因至今依然是个谜。事故调查报告指出：在坠机现场检测到了钾、氯、锑、磷、钠等化学物痕迹，而这些元素一般与飞机的自身构造无关，所以飞机坠毁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内部的阴谋破坏。令人奇怪的是这一事件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调查，飞机的黑匣子找到后，也没有为事故提供任何可疑线索。看起来好像是有人使用了某些气体使飞行员失去了行动能力，但到底是谁释放了这些气体，我们并不清楚。当然我只是自己有所怀疑。
巴基斯坦（6）
１９９７年，贾汗吉尔·卡拉马特将军担任陆军参谋长时，要挑选一名新的陆军参谋局局长候选人。当时多数陆军军官认为我能够或者说我应该得到这一职位。我也知道卡拉马特将军对我作为指挥官和参谋时的表现非常欣赏。他也曾经是我军事学课程的教官，我当师长时的军长，他当参谋局局长时也是我的上司。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挑选了阿里·库利·汗·哈塔克中将。在我看来阿里·库利只是一个平庸的军官，必须承认当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和失望。我甚至想以中将军衔从陆军退役。我跟赛赫巴说，应该感谢真主，因为我们已经走得够远了，在中将衔军官中我排名第三。尽管这是在前陆军参谋长瓦希德·卡卡尔将军的操控下排出来的，他把第一位给了他想提拔的阿里·库利。如果没有这种不公正的操纵，我将排名第一，而且在考虑提拔下一任陆军参谋长之前阿里·库利也已经退休了。然而，最终选择阿里·库利为陆军参谋局局长人选说明，卡拉马特将军想在自己退休后由他接替陆军参谋长，因为众所周知，拥有任命陆军参谋长权力的巴基斯坦总统法鲁克·莱加里和阿里·库利曾是同班同学。我是一介庶民，一名普通军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社会关系，也根本没有这样的政治手腕。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７日晚饭后，７：３０左右，我和妻子正在位于曼格拉的家中看电视，突然接到谢里夫总理要见我的电话，我说我第二天早上就赶去伊斯兰堡。“不，长官，他现在就要见您，越快越好，就今天晚上。”总理的国防秘书说。我的背马上绷紧了。像这样在晚上召见一个中将，是非同寻常的，何况陆军参谋长就在总理的隔壁，可以随时处理任何军机要事。“好，”我说，“让我通知陆军参谋长。”“不，”国防秘书说，“这是高度机密，您来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意识到事件非同寻常。“召见我为了什么事？”我问道。“长官，您到这里来就知道了，不要对陆军参谋长说这件事。”“我可以穿军装来吗？”我问道。“是的，请尽快赶来。”我穿上军装，召集警卫，出于谨慎，还别上了我心爱的格洛克１７型手枪，出发赶赴约９０分钟车程外的伊斯兰堡。我被告知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车刚驶进伊斯兰堡，就接到朋友伊贾兹·沙准将的电话，他是三军情报局拉合尔分局的司令。“祝贺你，”他说，“你要当陆军参谋长了。”“你在胡说些什么？”我说，“卡拉马特的任期还没满，我怎么会当陆军参谋长？”“陆军参谋长已经辞职了。”我的朋友说，“所有的新闻都在报道这事儿。”我回想起几个月前在陆军总部开军长会议的事。当时卡拉马特将军宣布，谢里夫总理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总统解散国民议会和政府的权力，他本人现在有权任命三军参谋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记得当时阿里·库利中将的脸色变得很阴沉。他是总统法鲁克·莱加里的朋友，多少有望被选任为下届陆军参谋长。但如果由谢里夫来做决定，他的希望就落空了。一些朋友告诉我，我当陆军参谋长的机会又回来了，但我对这个看法无动于衷。因为我觉得，即将离任的陆军参谋长在退休前仍会力荐阿里·库利将军。虽说有宪法修正案，任命下届陆军参谋长的委任令还得由总统签署，因此莱加里总统对此事仍会施加影响。此后，以总理为一方，以总统和巴基斯坦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为另一方，双方之间发生了公开和极不体面的冲突。按过去的做法，两边都来拉陆军参谋长从中仲裁。法鲁克·莱加里总统试图让首席大法官宣布宪法修正案违反宪法。如果那样，总统就可以解散国民议会和不听话的谢里夫政府。谢里夫总理说服一些法官站在他那一边，这些人又通过了一个反对首席大法官的决议案。然后，总理让他的党徒在最高法院开会时围攻最高法院大楼，而他自己却躲在幕后以免遭受打击或失败。说得婉转些，这是巴基斯坦政治史上的一个低谷。
贾汗吉尔·卡拉马特将军召开军长会议讨论局势，因为总统和总理都要求他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