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线上 -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固拐问飞系囊桓龅凸取�
贾汗吉尔·卡拉马特将军召开军长会议讨论局势，因为总统和总理都要求他作为仲裁者介入此事。三军情报局证实，总统串通首席大法官想解散国民议会，其真正的目标是要赶走谢里夫总理。我们考虑了自己的选择。一个办法是给首席大法官发出信息，要他好自为之，保持中立，在履行职责时不偏不倚。而一些人认为，纳瓦兹·谢里夫利用其在国民议会中占压倒性多数席位而随意改变宪法，这是在危害国家，最好让他赶紧下台，以免发生更严重的事情。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阿里·库利将军说，如果总统败北而被迫下台，那么谢里夫也应当下台，两边都出局，我们可以实行军法管制。但我反对说：总统和首席大法官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而纳瓦兹·谢里夫是选举上台的，如果要让民主扎根和成熟，就必须让他未尽的任期继续下去。所以，我是维持总理地位和国民议会运行的坚定支持者。我认为，如果一定得有人做出个人政治牺牲的话，就应当是总统和首席大法官。我记得当时我在会上作了很久的分析。第二天，卡拉马特将军召开高级参谋会议，我没参加，但阿里·库利参加了。事后我获知，阿里·库利在会上说了很多，意思是卡拉马特将军应当接管权力，实施军法管制。几天后，陆军参谋长在官邸再次召开会议，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军长也参加。阿里·库利再次提出军队应当接管权力，让总统和总理都下台。我和阿里有一些小的口角，因为我认为他这是自我膨胀的不正确做法。我们再次想到给首席大法官发出信息，要他好自为之。但最终决定，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是劝退总统和首席大法官，军队支持民选的总理。然后就散会了。第二天，在我们都不在场的情况下，绝望的阿里·库利打出他最后的一张牌：坚决主张如果总统离任，纳瓦兹·谢里夫就必须下台，并由军队接管国家权力。卡拉马特将军不同意，他站在了总理一边。后来，法鲁克·莱加里总统决定辞职。同时，由于失去许多法官的支持，首席大法官不久也辞职了。“最高法院会战”就这样不体面地收场了。像过去一样，陆军参谋长再次被拖入这场政客间的风波，但他这次做出了正确选择。那天夜里当我走进总理办公室时，那里还有点混乱。总理坐在一张沙发上，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他告诉我，陆军参谋长已经辞职，他已任命我出任该职。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我要求他辞职，他答应了。”总理说。我略微感到震惊。卡拉马特将军的“错误”仅仅是他在海军参谋学院演讲时，提了几条关于如何改进国家管理的建议，包括主张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纳瓦兹·谢里夫竟为此摘掉了他的“乌纱帽”。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卡拉马特将军答应辞职所表现出的软弱。这在军中引起极大不满，因为士兵和军官们都感到羞辱。我知道，在西方民主社会，现役军人，尤其是司令官，不可以发表政治言论。但同样，政府和国家的领导人也从不把军队司令官拖入政治。而在一个频繁把军队拖入政治的国家，如果陆军参谋长本身行为得当，他就不能因为涉入政治而受到指责。我感谢谢里夫对我的信任。在给我带上军衔肩章时，他说：“我选择你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你是所有中将里唯一不为谋求这个职位而直接或间接讨好我的人。”我向总理敬完礼，就离开了那里。离开总理办公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接驱车去陆军参谋长官邸见卡拉马特将军，他现在是我的前任了。“长官，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他。他什么也没说，直到今天他也没告诉我他辞职的原因，而当时只是向我表示了祝贺。我能说什么呢？说“长官，我为你感到遗憾，而为我感到高兴”吗？我和他在一起待了十到十五分钟，就离开了陆军参谋长官邸。晚上我住在装甲兵军部招待所。我把这件事首先告诉了我妻子和父母，不用说，他们都很兴奋。不久后我接到阿里·库利的电话，他现在是我的参谋局局长，要负责第二天早上我的任命仪式。“佩尔韦兹，祝贺你。”当听到阿里向我平淡地表示祝贺时，我既惊讶，又痛心，因为他又以同样的声调告诉我，“明天我得去白沙瓦参加一个婚礼。”我说：“好吧，如果你非得去的话。”然后，阿里补充了一句，“也许我不再回来了。”“阿里，这完全由你来决定。”我回答说，尽量不流露出失望，“我希望你继续干，但如果你不愿意，那就随你吧。”阿里再也没有回来，他从军队退休了。他甚至不再和我说话，也拒绝回应我给他发的参加所有军旅同事宴会的邀请。
巴基斯坦（7）
他的行为有些古怪。毕竟，他是一位中将，也曾是参谋局局长，更重要的是，他是我的朋友和战友。如果不出那些事的话，他会为自己的朋友当了陆军参谋长而感到高兴，也会成为我的参谋局局长。显而易见，我们的友谊结束了。他应当记得那句古老的格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贾汗吉尔·卡拉马特的被迫辞职在军队中引起的不满超过了我的想象。而那位在议会拥有大多数席位的傲慢总理，正忙于把所有大权都揽到自己的手中。通过宪法修正案，他不仅在其党内，也在议会内使反对派保持沉默。他的党徒激烈围攻最高法院，安全摄像机已记录下了他们所有恶劣的行为。他贿赂和胁迫法官，还企图限制媒体的言论自由，逮捕和虐待大批记者和编辑。他把总统贬低为傀儡，使总统不再具有罢免腐败无能的政府、要求军队干政的权力。因此，专横的总理和军队之间失去原有的“制衡”而直接面对。纳瓦兹·谢里夫只是简单地说一句话就解除了陆军参谋长的职务。我上任后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军队，我们的任务是尽量以各种方式帮助政府，尤其是在政府要求我们提供帮助的方面。我们应当从卡拉马特将军被迫辞职的事件中解脱出来，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我们不能再次蒙羞，要防止总理再做类似的事，但我们只限于做出反击，决不主动挑事。我只当了一年的陆军参谋长，军队就被迫反击纳瓦兹·谢里夫了。我与他的工作关系刚开始时相当好，尽管在解除两名少将、任命两名中将和他要求军事法庭起诉一名记者叛国罪这几件事上产生了小的分歧。我必须说，他的工作风格让我感到可笑：我从未看到他读过或写过任何东西。我们的关系恶化起因于卡尔吉尔事件和纳瓦兹·谢里夫１９９９年７月４日访问华盛顿时在比尔·克林顿面前突然屈服这件事。卡尔吉尔事件极为紧张危险，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进行核武器爆炸后的第一次冲突，需要单独用一章来说明它。
１９９９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同年还发生了针对我的暗杀事件。１９９８年秋天和１９９９年发生的事件，戏剧性地把我从戍卫国家推向领导国家。这些事件也使两个核大国（南亚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处于战争的边缘。现在该揭开隐藏在神秘外表下的真相了。为更好地理解卡尔吉尔冲突，我需要强调的是，卡尔吉尔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行动，而是在实际控制线附近被冰雪包围、难以接近的北部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战术层面上所进行的一系列行动和现代军事对抗中的最新一次。
阴谋（1）
我得承认，当谢里夫总理突然解除我陆军参谋长职务，随后强行改组军队最高指挥层时，军队毫无准备。这是一场政变。
“长官，飞行员请您到驾驶舱来。”军事秘书纳迪姆·塔吉刻意低声说道。当时我正在想着其他事情，但他焦急的声音将我唤醒。“怎么了？”我很惊讶。如果飞行员仅仅是想让我从驾驶舱观察飞机降落的景象，塔吉的声音不会如此焦急。命运时常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打上记号，我预感这次想必也是命运的光顾。我们正从２４００米的高空下降，这架商业班机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飞往卡拉奇。此时“系好安全带”、“请勿吸烟”的标识不断闪烁。我向窗外张望，看到飞机下方卡拉奇市灯火通明。在科伦坡，机场遇到强风暴，大雨倾盆，淹没了跑道，飞机被迫推迟５０分钟起飞。中途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停留时，又因有些乘客逛免税商店误了时间，飞机再次推迟起飞。后来证明能有这两次耽搁对我来说是极其幸运的。除此之外，飞机一直平安飞行。我对即将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无法预见到地面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这不但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２日下午６：５５，我乘坐的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８０５次航班的空客飞机预计十分钟后降落在卡拉奇机场，机上还有１９８名旅客，其中有许多学生。起飞不久，大家在飞机上吃过饭，有些孩子跑到飞机头部我的座位前，希望得到我的亲笔签名并与我合影。我很喜欢跟小孩在一起，因为他们想法新颖，看事情别出心裁，无忧无虑，没有成年人那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一会儿，舱内灯光转暗，大家都静了下来。这只“大鸟”发出的嗡嗡声很容易使人陷入沉思或是昏昏欲睡。赛赫巴坐在旁边靠窗的位置，眼皮垂下进入了梦乡，而我则陷入沉思之中。客舱中一切都显得很平静。“长官，飞行员请您到驾驶舱。”军事秘书重复道，语气显得更加坚持。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我带到飞机前端，告诉我，飞行员得到通知，地面控制台不允许本次航班在巴基斯坦任何机场降落，要求飞机立即离开巴基斯坦领空。而飞机燃油只能再维持一小时十分钟航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指令听起来莫名其妙。我马上要求女乘务员关上驾驶舱门，拉上帘子，不准任何人进入，以免旅客发觉而产生恐慌。总部助理和军事秘书告诉我已经试着接通卡拉奇军军长及其参谋的三个手机号以确定地面状况。他们不停地换着位置以便更好地接收信号，但还是无法连通。我们还试图通过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地面传播备份系统获取信号，但也没成功。而在他们向我汇报情况时，飞机已经消耗了十五分钟航程的宝贵燃油。我进入驾驶舱询问机长情况如何。他回答说，空中交通控制台拒绝给出不准降落的原因，只是重复命令飞机立即飞离巴基斯坦领空，在国外机场降落。他说：“长官，我认为这跟您有关。”事后看来的确如此。飞行员清楚巴基斯坦文官政府和军队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他的话还是给了我当头一击。虽然我知道他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许这架航班在卡拉奇或其他国内机场降落？我只能猜测谢里夫总理对我下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谁也不能置许多无辜生命于危险之中。直到紧张的空中一幕结束，我才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飞机燃油只够飞一个小时了。”飞行员绝望地说。我让他再次询问空中交通控制台，在飞机燃油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许飞机降落。飞行员问后无果，又过了四五分钟，那时我们在继续飞往卡拉奇机场的航线上，控制台回答：“升高到２１０００英尺（６４００米），离开巴基斯坦，随便飞往什么地方。”这次控制台仍然没有做任何解释。飞机飞往哪里他们无所谓，他们甚至要飞行员跟航空公司联系。荒谬！航空公司经理能说什么？控制台让我们飞往孟买、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或者伊朗阿巴斯港，就是（因为某些原因）没提迪拜。控制台还通知说，他们已经告知国内所有机场不得允许这架飞机降落。真是太歹毒了！印度是离我们最近的国家，飞机燃料有限，我们也许别无选择只能飞往印度。但那样我们将落入最危险的敌人之手。巴印之间打了三次残酷的战争，让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参联会主席坐着本国飞机飞往敌对国家，这太匪夷所思了。控制台不敢发出这种荒谬和大逆不道的指令，这肯定是最高层的命令。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巴基斯坦军队都不会赞成把自己的陆军参谋长交到印度人手中。这事只有巴基斯坦文官政府做得出来，除总理之外再无他人敢发布这样的命令。将陆军参谋长撤职是一回事，但劫持一架飞机并胁迫飞往印度可是罪大恶极。令人吃惊的是，谢里夫总理发动针对军队的政变之时，也不想想这种举动对印度来说可是一大胜利。到现在我仍然觉得不可思议，谢里夫当时怎么就没有想过，把自己军队的陆军参谋长逼到敌对国家是多么难堪的事情。巴基斯坦民众则会认为这是最大的背叛。我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与地面指挥中心的直接冲突，更是与纳瓦兹·谢里夫政府的针锋相对。“我们能去哪里？”我问飞行员。他回答可以到印度的艾哈迈达巴德或者阿曼，但必须尽早决定，因为燃料所剩无几。“除非踩着我的尸体，否则别想飞往印度。”我愤怒地说。驾驶舱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但我要保持冷静。我在军队待了多年，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指挥官，我已经逐渐养成危机时刻处乱不惊的习惯。对于死亡，我认为如果它不可避免，那就来吧。我倒不是宿命论者，但是我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不能在危急时刻理性思考，就绝不可能摆脱困境。“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准降落，”我说，“这是商业航班，怎么能改变航向？”飞行员把我的问题转告控制台。又是长达四五分钟的令人不安的等待。后来有人告诉我，之所以要等这么长时间，是因为问题和命令都需要一层一层传达。飞行员问控制台的问题先被转达给民航总局办公厅主任，办公厅主任向上级汇报，民航局长给伊斯兰堡总理军事秘书打电话，军事秘书再请示总理。从飞行员到谢里夫总理总共有六个人，加上我是七个人。考虑到谢里夫回复时间如此之长，想必他正深思熟虑各种回答并与身边的人商量。这种残酷而缓慢的联系过程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燃料。历史上头一次，空中飞行的飞机被地面的人劫持，而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宣誓要保卫本国公民的总理。等待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