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演讲在清华-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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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苏联，因为苏联强大，但是从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上说，我们和美国的差距更大。在文化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是宗教，欧盟和美国有矛盾，但是他们都是央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苏联一旦把军事大国的帽子摘掉，他们和美国的文化差距并不明显。我同意赵老的观点，加强公关，但是公关的重点必须找出来。我在美国，一个6岁的小孩听说我从北京来，ok；Ihateyou，但是hateforwhat？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公关的重点和方向。我们现在中美关系的研究，经常就是出现了一个case研究一个case，现在是中美撞机，研究原因，过一段是什么其他的，就又要找原因。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宣传的方向。我们过去对美国的议会工作是不重视的，对他们的官员部长花的时间比较多。请部长吃饭比较愿意花钱，议员的工作做的不够。我在加拿大和美国都呆了好几年，每到十一是庆祝我们国庆的时候，到了10月10日是国民党庆祝双十节的时候。他们的庆祝队伍人数十倍于我们。按规定，我们国庆升国旗是合法的，但是没有几个人去升，而国民党庆祝他们的国庆是非法的，但是他们的庆祝队伍浩浩荡荡。确实他们也有钱，但是他们的公关也做的好。
　　　　同学：赵老，您说游说的祖宗是孔子，我觉得您倒不如举苏秦、张仪，第二是听了您的谈话，我觉得您的古文底子比较好，我想问一下您的古典教育是怎么样的？
　　　　赵浩生：我这个年龄，都进过私塾，老师在上面念，我们都像小和尚一样，在底下跟着读。
　　　　同学：赵老，听了您的问题，对我的启发比较大，我有一个问题，由于中国政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没有注意到游说的重要性，所以中国的国家形象在美国公众、美国政府包括美国参众两院都比较差，所有很关心中美双方关系的人都很着急这个事情，我的问题是您觉得从内容上来说，中国政府要在短时间内提高中国的国家形象，突破口在什么地方。
　　　　赵浩生：公关和游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事实拿给人看，去年有一个新闻，就是外国记者报道中国的孤儿院的事情，说孤儿院情况很坏，国务院新闻办就安排记者去看，去孤儿院看，用事实来说明一切。中美之间的问题很多，中国都有她理直气壮的理由，就是没有反映到外国去。比如西藏问题，我从小在知道西藏的名字以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中国在多少年就不清楚的提这个问题。比如中印边界的问题，中印边界到底在哪里，突然冒出一个麦克马洪，麦克马洪是老几啊。他说他划了一条线就是这条线了？这种问题中国一定要站起来，用现实来说明问题。比如中国一定要计划生育，不计划生育还得了。那么我记得一次在耶鲁大学，我请韩素音去演讲，突然有一个印度的学生站起来问，韩女士，我听说现在在中国男孩子女孩子不准自由交往，我从来没看见男孩子和女孩子在街上拉着手走的，韩素音就回答，那就奇怪了，如果真是这样，中国怎么会有人口问题。所以你要大胆的幽默的，理直气壮的面对这个世界。

　　　　同学：我认为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弱势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攻击会减弱很多。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刚才都在说中国怎么在国际传播上开展工作，我觉得这和信息垄断有关系。我自己也学过新闻，我知道在发稿量方面，美国为主的西方传媒垄断了80％，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俄通社、塔斯社，只能占到20％。而且咱们中国目前的这种体制，尤其是在软件和硬件的投资上还很少，硬件上主要是传输渠道这方面，我自己感觉也是没有像美国那样发展通讯卫星，不够尖端。软件这方面从一些事情的发稿量和内容来看也不够。这些事情能够引发中国国内的思考，中国在这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目前中国有了16个报业集团，说白了在新闻资源上美国有着一些共享，在设置上也少了一些不必要的环节。但是中国一直都没有像美国的美国在线这样的非常综合的公司，可以进行传播的各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认为中国要想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声音，需要4到5个大的传媒和他们竞争。大家都知道中央电视台在全世界的传媒当中，98年和99年的广告收入还只是57名，小小的一个巴西就是第十名。咱们全国养活一个中央电视台都没有突破，而且他每前进一名都是非常难非常难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改革我们目前的国内新闻体制。要出现能够和美国竞争的大的传媒。关于对美国的游说我认为是一个方面，但不是最主要的方面。最主要的方面在国内，比如你允许外资来投入，占到50％，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如果你连国内都解决不了，就想让美国来了解你，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李希光：这个同学提的我都同意，第一点我想做一点补充。很多人强调通过我们国内的改革成为西方那种自由的新闻体制，或者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完全西化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会不会好。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世界上第一大自由民主国家，印度新闻传播系的教授或者是印度的新闻工作者对美国的意见比中国的更多，为什么？为什么印度在美国的形象还赶不上中国。但是为什么中国人比较生气，因为印度和美国之间没有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但是印度老百姓的形象、社会安全保障在美国社会中形象不好。再说俄罗斯，已经彻底变了。俄罗斯在美国的形象不仅不好，而且是消失了，美国媒体基本上不注意他们。要是注意他们，形象一定不好，印度的学者曾经这样比较，为什么每200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才有1篇关于印度的报道。中国人说了，我们看到200篇全是骂我们的，印度人说我们宁愿200篇骂我们的，说明美国人注意我们，这样将来我们做公关也好，做贸易也好，要是不理我们，等于我们不存在一样。
　　　　张庆年（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任）：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刚才有人说共产党的形象现在不如过去，这是事实。我们当前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就美国来讲，中国的形象都是从媒体造出来的，议员听了就告诉老百姓，老百姓就代表了民意。这时候议员更可以说我代表民意了。所以中国在美国的形象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国有腐败，但是这是中国老百姓痛恨的问题，美国人痛恨吗？不见得，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大家仔细思考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好，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的态度和国民党有鲜明的对比。另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各方面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那时候的官不像现在的官，现在官越做越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但是从美国来讲，比如说西藏问题，不是说我们的地方政策有什么错误。过去西藏的老百姓苦成那个样子，做农奴，他们美国什么时候表现过人道主义？从来没有。但是现在突然间表现的不得了了。西藏有他特殊的问题所在。他要从那个方向控制你中国。其实像台湾问题等等都是很明显的，他们要以此下手把中国控制住。我们国内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强大起来，能不能更好的发展，能不能给老百姓带来福利的问题。但讲到美国那个方面，要比这个复杂的多，是一个关系中国发展空间的问题。所以谈到传媒，我觉得必须要从好几个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游说，不是说我去游说你去游说都可以的问题，要看到这个需要，该花的钱要花，公司要找。今天赵先生说的很多东西中国都还不了解。要做美国的工作就要了解美国，他们的事情是怎么个做法，这样你才能打的进去。就像赵老刚才说的三个公报，和三个代表一样天天说天天说，但是什么内容都已经说不太出来了。
　　　　林戊荪（原国家外文局局长）：赵老讲的我觉得很有新意，我们过去关心的是对外的宣传，对美国的工作多年来一直忽略了游说和公关。这几年提出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对美国做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外交工作去驻扎，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游说和公关目前来看主要是我们的主席和总理在做。可是这些并不是赵老所说的公关，赵老所说的公关，是专门的工作。而且特别提出一个观点，这个工作不能够靠我们中国人来做。要找美国的代理来做这个工作，因为美国人只接受他们本国人的工作，外国人做是另外一回事，这一点很重要。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它的重要性确确实实应该被认识到。中国的历史，诸子百家很多都是做游说工作的。比如孟子见梁惠王，但是那个游说不像现在的游说这么专业化。这种游说是针对美国的议会，不是任何的游说。公关也是做这个方面的工作，这是符合美国的国情的。在美国是合法的。我们是要按照美国的法律、美国的情况来做游说和公关工作。但是不光要找，还得会找。分析美国的国情，找到合适的公司，合适的单位来做。要觉得花这个钱是值得的，不是大把地撒，不是浪费，是和国防等开支同样重要的。要有这样的认识。首先要对国内做这样的宣传，让国内的同志都有这个意识。这个钱是不可少的，是值得花的，就像我们的清华给了三六九，十几个亿一样。还有就是我们要培养这样的人才，您在美国很多年，我们对美国的研究还很不够，是象牙塔式的。我们派了很多留学生去美国，但是总还没有进入他们的主流社会，我想如果中国有一些人在美国的主流社会生活工作，这些人要当了领导，一定知道怎么对美进行游说和公关。





美国媒体守门人眼中的中国

JohnPomfret（潘文）

　　　　我曾经和美国军人长期在一起，所以我很喜欢军队的人。因为军队的人的脑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想解放军的人也是一模一样，跟他们在一起交流肯定非常有趣。他们是封闭的社会，他们允许你进来就非常有意思。我虽然对社会的发展很有兴趣，但那是个不封闭的世界，我可以随便写，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采访跟人家谈话，但是中国的军队是不允许我写的，所以我最想写。
　　　　JohnPomfret，毕业于美国斯坦佛大学，在那里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1986－1992年担任美联社驻中国、香港、越南、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记者，期间采访了海湾战争，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做战地记者。1992－1997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巴尔干半岛首席记者，继续做战地记者。1998年至今担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和首席记者。

　　　　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很高兴能邀请到《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JohnPomfret先生今天晚上来给同学上课。John跟我可以算是“三同”――同行、同事、同学。我们都做过多年的新闻记者、我们都在《华盛顿邮报》工作过、我们都在南京大学学习过。我在南京大学外文系读大二的时候，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John是美国斯坦佛大学毕业的，在那里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去南京大学留学前，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一学期的中文。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先在加州的一家地方报纸工作，1986－1992年担任美联社驻中国、香港、越南、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记者，期间采访了海湾战争，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做战地记者。1992－1997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巴尔干半岛首席记者，继续做战地记者。1998年至今担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和首席记者。中国这段期间，他除了重点报道中美关系之外，还去过中国许多地方。去年他去了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区采访，那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他在中国当记者这几年，写过一批调查性报道和专稿，如调查中国古老的民间文化――娘娘庙、报道孔夫子的后人在市场经济中的故事、专访《上海宝贝》的作者、调查导致多佛港中国偷渡者死亡事件的蛇头、调查哈佛大学不道德地在安徽大别山农村采集基因血样等等。今天他给我们的讲座主要是从新闻采访写作和选题方面，讲一讲他在中国当记者的经验。John希望和同学们交流，望同学多多提问，使气氛更加活跃。John作为记者，工作非常忙，每天都有发稿的任务。今天给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大家利用这个小时，多多提问。
　　　　潘文：我可用中文也会用英文回答你们的提问，但不要用俄语，我的俄语很有限。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讲座有多大的兴趣，反正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外在中国当记者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现在是在中国当记者的最好的时候。因为现在中国的媒体比以前好得多，比如《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写的东西都很深刻，比1988年的时候要深刻的多。那时候思想比较活跃，但具体的东西很多不让写。现在新闻报道来源对我们来说特别特别多，多半时候我们都可以跟着中国媒体的选题走，所以我也会因此变得懒惰起来。当然，我们还会写一些别的选题。但总的来说，我们是随着中国媒体的发展往前走，他们越好，我们也可以跟着写得好一些。我在中国的经验比较多，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大家互相交流。

　　　　问：你的稿子采用量有多大？
　　　　潘文：去年我写了133篇，有43篇上了《华盛顿邮报》头版。

　　　　问：刊登了133篇，那么，你总共投给报社多少篇？
　　　　潘文：我采写的每篇稿件《华盛顿邮报》都会刊登。

　　　　问：您的选题是根据总社的布置还是你自己的决定？
　　　　潘文：如果是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的话，我会打电话给总社编辑，问他们要不要？如果不要我就不写了。但像采访报道中国农民问题的特稿，我自己想写的。总社编辑也会给我提意见进行修改。

　　　　问：就你的经验，《华盛顿邮报》对中国什么方面的稿子更感兴趣？
　　　　潘文：我知道要有人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