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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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人却跑了；也曾经是我们以为追上了一个团，结果他却已经把三个团凑在一块，让我们啃不动。遇到这种对手，就需要加强乘骑侦察通讯。
石友三再能跑，他的活动区域也只能是这片面积有限的大平原；侦察骑兵远远地跟着他们，他的兵再能走，也甩不掉四条腿的战马。骑兵们来回报告敌军的方位，这么着，终于让陈再道司令抓住个机会，组织了卫（河）东战役，把石友三的元气彻底打没了。
乘骑侦察靠得是胆大心细，是个非常危险的任务，稍不留神就会中埋伏，甚至让敌人活捉了去。刘大爷说，通常情况下，八路军士兵携带步枪子弹30发算是不错了，可乘骑侦察的出勤装备是80发。因为要做骚扰射击、警戒射击、示警射击，弹药消耗特别大。
卫东战役时，刘大爷执行任务时要过河，刚到河边就发现不远处有一群敌人在吃饭。当时那个季节河水还很浅，他图侥幸省事，想一下子冲过河去算了。没想到这个河段河沙特别细，象淤泥一样，还没冲到对岸马就陷住了。
敌人发现了他，嗷嗷叫着追过来，跳到河里来抓他。刘大爷平时是很少打马的，这时候也顾不上了，抡起鞭子使劲地抽。战马“公鸡”被他打急了，挺了几下终于挣了出来，冲到岸上，跑了。
“好家伙，马一身水，我一身汗。那全是急出来的呀”，“要不是敌人想抓活的，想抢马，我那回肯定玩完了”。
卫东战役后，刘大爷从通讯队回到骑兵二连当副班长。从这时起，他可以算作是这支红军连队（红马连）的战斗骨干了
40年卫东战役后，刘大爷到连队当副班长，从新兵成长成为了战斗骨干。一名战士总是在战火的熏陶下逐渐成熟的，刘大爷同样也是在战场上学会了战斗。 第一次上战场，刘大爷只是看热闹。当时他刚参军没几天，没有枪也没穿军装，不过是拎着马刀跟着老兵喊了几嗓子，还谈不上是参加战斗。那是40年5月初，129师徐向前副师长和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带领七六九、六八九团开赴冀南，徐向前住在南宫县城。可就在这个月的中旬，南宫县发生了“六离会”杀害我津浦支队政委等二十多人，抢走我军电台、装备的恶性事件。“六离会”是当地的一个会道门组织，首领是大地主李耀庭，门徒很多。早些时候，共产党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教育群众，十分耐心克制地与他们协商会谈，可“六离会”的头头们居然以为八路军软弱可欺，扬言要“打进南宫城，赶走八路军”，于是，当 5月11日，津浦支队派人到南宫县城领取电台，回去的路上就遇袭了。得知这一消息，八路军战士都很气愤。5月15日一大早，陈再道司令带领骑兵团移营开进，路过一个叫孙庄的地方，这个村子北边的道路不大好走，马匹都堵上了。陈司令无意中发现附近村里烟雾缭绕、锣鼓喧闹的，就派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六离会的好几百人，正在拜天师呢”。陈司令一听，怒了，命令骑兵团摆开队形。大队人马先在村外朝天放枪，然后大喊大叫地策马冲进村里。“六离会”的门徒吓得四散而逃，神旗、香案丢得到处都是，刘大爷看见院子里倒着几辆自行车，车架上还绑着梭镖大刀什么的，他弄了一架骑着转圈。那时候，他自带的马匹已经上交了，没有战马，骑自行车也勉强算是个“骑兵”了吧。陈再道司令决定骑兵团不走了，就驻营在孙庄。中午，徐向前师长得知消息后，带着七六九团（缺一营）赶来了。徐师长对战士们说：“六离会中的坏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受骗上当的群众。要揭露敌人的阴谋，瓦解敌人……”。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突然尘土飞扬、人声鼎沸，一个个红点连成片地向前移动，原来那是一万多“六离会”门徒，头扎红巾、身穿红袍，手拿大刀、梭镖，又吼又叫、又蹦又跳。徐师长布置七六九团守在村前，不停地向“六离会”门徒喊话，即使他们靠近了也只是放空枪。可是，对这样的鸣枪示警，会徒们反而误以为是“喝了符、念了咒，刀枪不入”，他们大叫着“决一死战！”，还疯狂地挑死了上前喊话的几名八路军战士。于是，徐向前师长果断宣布，“这些人是反动会道门组织的死硬分子”，下令：“打！”。一声令下，村里房顶上、村外路口上的机枪步枪都响了。狂徒们发现神符不管用、八路军的子弹也能打死人，刚才那股杀气腾腾的嚣张气焰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骑兵团则在陈司令的指挥下，从侧翼冲过去，砍了守护神坛的神汉、法师，捉了“六离会”的头头，缴了会旗。看见那些会徒们已经四下溃逃，徐师长就命令吹号收兵，不追了。过了两天，八路军召开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并且以“袭击八路军，破坏抗日”的名义公审枪毙了李耀庭。政治部刘志坚副主任同时指挥开展政治攻势，发布告、发传单，动员群众退出道会组织。当时，平乡县还有个叫潘玉玺的乡绅，成立了个“红枪会”，自任坛主，也是搞烧香拜佛的那一套。他手下有一伙人，把持着几十个村庄，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队根本就进不去。共产党多次派民运干部去做宣传，这小子却回答“我们是看家护院的，不问政治”。陈再道司令生气了，派骑兵团开到村里，团部就设在潘玉玺家，里里外外放三四道岗，他家大院也成了马棚子。“红枪会”的人出去烧香拜佛，八路军并不阻拦，不过要派骑兵去看热闹，八路军骑着马围着神坛绕圈子，还时不时拔出马刀摆个造型什么的，把人家的大法师吓得直打颤。这么一来，老百姓看见潘玉玺连自己家的大院都看护不住，渐渐地就不信他那一套了。骗术破产（家产也快被骑兵团吃光了），潘坛主只好宣布解散自己的组织，保证拥护抗日民主政府，不再私派粮款……他手下的那几杆洋枪土炮，也顺手让八路军收编给了县大队。
当八路当然就要打鬼子，刘大爷打日本人的第一仗，是38年7月参加漳河店伏击战。
当时，团长不在家（他带骑兵一连跟陈再道司令去太行山了），政委邓永耀带着二、三连和新兵独立营在肥乡、成安一带发动群众。有一天，有人来报告说，公路上过去了50辆鬼子汽车，好象是从邯郸到大名去拉物资的，邓政委一听“物资”、“汽车”，立马来兴趣了。
邯郸，是日军设在平汉线上的重要战略据点，邯郸、大名间的公路是其运送军用物资的主要交通线。以往，也时常有日军押运的车辆往来于各据点之间，但50辆汽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确实少见，这个情况立即引起了邓永耀政委的重视。他马上要求地方干部尽快了解核实情况、摸清鬼子车队的行动目的。
这天下午，骑兵团得到报告，敌人汽车48辆，兵力100人左右（每辆车有一个押运），是去拉粮食的，按以往规律，车队将在大名停留一天，第三天上午返回邯郸。邓政委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指派参谋和侦察员去看伏击地形。
38年7月，共产党在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已初见成效，这时候，八路军如果实施一定规模的对日作战，不仅能够切断敌人的重要交通线，还可以打击日军嚣张气焰、扩大我军影响、坚定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因此，面对送到门前的战机，骑兵团当然不会错过了。
伏击的地点选定在成安县以东的漳河店村，邯大公路在这里呈东西走向，村东路北，有一大片茂密的高粱地，可隐蔽我设伏部队和战马。并且，“青纱帐”的前端离公路只有20多米，是实施近战、出其不意展开突击的良好地形。
刘大爷当时还在新兵独立营，他们这一百来个新兵全都没有打过仗，邓政委和耿营长都来给大家讲话：近距离作战，关键在于隐蔽必须十分严密，要以迅猛的火力突然杀伤行进中的敌人。首长们还说，这次的战术是舍头打尾，确定尾部的20辆车为伏击的重点目标。一旦达到目的，就迅速撤离战斗，防止敌军增援部队纠缠。领导开会动员讲话的时候，刘大爷挺放心的，因为他知道骑兵二、三连，都是主力部队，由二百来号老红军、老战士打一百个日本鬼子，他这个新兵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第三天拂晓，骑兵团利用“青纱帐”的掩护，进入了伏击阵地。整个部队埋伏在青纱帐中，并在四周放出暗哨，严密地控制了这一带。刘大爷的位置在高粱地的深处，是阵地后方，他们新兵独立营的任务是“守马桩”（骑兵徒步作战，必须留出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兵力控制马匹，不直接参加战斗，这就叫“守马桩”）。
上午八点左右，日军的车队排成一条长蛇从东向西开来，逐渐接近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听见由远而近的马达轰鸣、看见车队扬起的尘土，“守马桩”的新兵们不免有些紧张。这下可不好了，战马是通人性的呀，士兵们的异常情绪立刻影响到了马匹，马群开始骚动起来。
“一个人要拽三、四匹马，根本平息不住。马匹一个劲地动弹，青纱帐哗啦啦地直晃荡……”。新兵对调理战马的经验本来就不足，慌乱之下，高粱地里的动静越来越大，终于，让公路上的鬼子给发现了。顿时，日军所有汽车喇叭齐鸣，加大了油门往前冲，前面的几辆车冲进村里，日本兵立刻就下车、上房，在房顶上架起机枪回头往高粱地里打，掩护后面的车再接着往前冲。
八路军看见这情况，知道是目标暴露了，于是也开打，把中间的几部车打瘫在路面上，把车队给堵住了，那些后面车里的鬼子就趴在汽车底下拼命打枪。这时候，对八路军威胁最大的，是村口房顶上的那几挺机枪，子弹扫过来，打得高粱秆子成片地折断。
骑兵二、三连真不愧是老红军的队伍，顽强勇敢。邓政委一声令下，就全上了公路，二连向东，冲向鬼子车队，三连向西，往漳河店村子里冲。邓永耀政委大腿中弹，倒在公路上，可他不许别人给他包扎，坚持指挥战斗，硬是把村子里的敌人给赶走了。
刘大爷在高粱地里，把四匹马的缰绳全套在枪杆上，紧攥着步枪，既紧张又激动。就在这时，身边突然响起了枪声，接着有人在喊“别慌别慌，把马拉到后面去”。新兵拉着马往后边走，班、排长却都纷纷操起枪朝前跑，刘大爷一心只想着千万别让马给跑了，不留神自己却被高粱杆拌了一跤，排长拉了他一把，随口还骂了一句“真笨”，刘大爷哪受得了这个，脸“腾”地就红了。
把马牵到青纱帐后面，刘大爷把缰绳塞到一个战友手里，拎着枪就往回跑，他想“叫你当排长的看看，咱新兵打仗也不含糊”。
原来，刚才是有几十个日军向我后方迂回，企图侧击我军主力，不料在青纱帐里撞上“守马桩”的了，新兵营立刻组织骨干进行还击，敌人不清楚我方情况，打了一下就撤退了。刘大爷跑到前头时，还赶上放了两枪。耿营长看见他学老兵的样子，一手拎枪一手举着马刀，还真挺满意的。
八路军打了好一阵，才发现不对劲了。这伙押运车队的鬼子起码有一个中队，二百多人。他们的兵力比骑兵团两个主力连的人还要多，而且如果再打下去，附近县城敌人的援军也会赶过来。因此，邓永耀政委果断下令撤出战斗，骑兵团烧毁汽车，带上缴获的枪支弹药，骑上战马，走了。
漳河店伏击战，骑兵团损失战士30多人，毙伤日军130人，击毁日军汽车27辆，震动了成安、肥乡、大名、邯郸各地。人民群众称骑兵团为“神兵天降”，冀南广大地区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当初，马甲曾经询问，八路军战果是怎么统计的（比如说这次伏击战，如果数据准确，那真可以说是战果非常理想了）。刘大爷很认真地告诉我：游击作战，在战场上统计战果是困难的，一般是由侦察员事后进行调查统计。象漳河店伏击战，八路军侦察员第二天就经过化装到了现场，当时，战场的血迹还没有打扫，27辆被击毁的日军汽车也都没有拖走，敌人的伤亡数字，是通过多方调查确认的，应该比较准确。刘大爷还告诉马甲，就在这场战斗中，有个受惊吓神经失常的日本兵在村里乱跑，被我村民打晕后捕获，送到县抗日政府去了。
“38年时候的日本兵战术水平确实比较高，但我们八路军就敢和他们打，我们的战斗经验是在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积累起来的”。
漳河店伏击战是129师骑兵团战史上光荣的一页。但分析起来，这次战斗也存在遗憾之处。首先，是战斗力最强的骑兵一连不在现场，使我军缺少歼灭敌人的足够力量；二、情报不准确，日军实际兵力为汽车兵队加一个步兵中队，比事先估计的一百人增加了两倍多；三，“马桩”位置的设置离伏击阵地太近（这其实是骑兵徒步作战很为难的事情，“马桩”位置不仅受地形影响，而且如果距离近了有危险，距离远了又不利于追击或撤退）；四、在设伏时忽略了村口的制高点，导致日军上房顶后，我方攻击很被动；五、不宜由新兵单独组建作战单位（这次战斗以后，新兵独立营撤消，分散到各连队去，骑兵团也就编成了四个骑兵连）。
由于漳河店伏击战中骑兵团是主动撤出战斗的，这也给了邯郸日军一个印象，他们认为，八路军骑兵团不能抵挡日军一个中队的攻击。因此，在接下来的漳河南战役中（38年8—9月），日军就集结200多人，乘汽车追击骑兵团，结果，在我军英勇阻击下，被打得很惨，只跑回去60多人。
1938年10月，日军在占领武汉以后，回师华北，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11个师团另9个混成旅团，并逐渐把军事重点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38年11月，日军对冀南进行了残酷的四路大扫荡。
12月下旬，当敌人的大扫荡失败之后，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就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县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