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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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团结。
为保证干部大会顺利召开，129师骑兵团担负了会议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师首长和机关的安全。
日军很快就发现了我129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于是，从39年1月至3月，他们先后调集了第10师团、110师团、27师团、114师团和大批伪军，分成十一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围剿。八路军随即展开反击，与日军作战100多次，其中，三八六旅陈赓旅长指挥的威县香城固战斗，还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
然而，也就在这次反扫荡期间，骑兵团的邓永耀政委在武邑县一带与日军作战时，不幸牺牲了。邓政委是湖南人，参加过长征，文武兼备，在部队和群众中的威信都很高，他24岁任团政委，牺牲时年仅26岁。
邓政委阵亡的详情，刘大爷不很清楚，那一阶段，他们主要是跟随师部机关运动，寻机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9年2月19日那天，刘大爷起得很早。当时他们两个骑兵连和骑兵通讯队将近三百人，宿营在鲁西莘县一个小村子的外边，村里住着师部机关和师首长。因为头天晚上是除夕，老百姓放鞭炮搞得挺热闹，把他们这帮骑兵小伙子也逗得心痒痒的，于是，半夜里，大家就起床凑钱买鞭炮，准备白天也高兴一下（春节嘛）。鞭炮要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张鲁集去买，由于怕被领导发现挨批评，两个骑兵侦察员换上便衣，四更天就出门了，他们必须要在出操之前赶回来。
五更刚过，两个去买东西的人回来了，鞭炮挂了满脖子，年货买了半口袋，可脸上却一点喜气也没有，大喘着气直嚷嚷“鬼子，鬼子来了……”。大伙还以为他俩开玩笑呢。
但是，这不是玩笑，侦察员在回来的路上真遇到敌人了，总数有多少尚不清楚，光是在前面作为先头部队的日本兵就二百多。团长知道情况后，立即派人通知师部机关转移，同时命令骑兵紧急集合（这回集合动作最快，大家早都已经起床了，等着放鞭炮呢），梁俊亭团长带着队伍，朝鬼子来的方向迎了过去。
骑兵团与日军一接触，立刻占领有利地形卧倒射击，把敌人挡在了路上。乘马卧倒射击，人卧倒、马也得卧倒，有的战马训练不够，容易跑（这就需要把缰绳放下来缠住马的前腿），刘大爷的“公鸡”倒是很沉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平原上的地形，其实无险可守，八路军骑兵团与敌人先头部队的二百多鬼子趴在地上对打，一时谁也吃不掉谁。可是，这样的态势对我们很不利，因为等天大亮以后，敌人的后续部队如果判明情况，完全可以绕道，继续追击前进。
打了一会，天亮了，梁团长跳上战马，举着马刀高喊“共产党员集合！”，接着，一群战士跟着他，兜了半个圈，冒着弹雨，斜刺里冲向了后面的日军主力。他们，是要用这种近乎于自杀似的冲击，逼迫敌人后续部队过早展开队形，为师部机关的撤离争取时间！
刘大爷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他没有参加冲锋。但他确实很羡慕那些能够冲杀在前的战友，为此，一个月后，刘大爷就提出了入党申请。
骑兵团阻挡了日军一个多小时，总部领导安全转移了。然而，为了这宝贵的一小时，有四十多名年轻的八路军士兵牺牲在了1939年农历大年初一的早晨。这其中，包括了那两位渴望在春节里放鞭炮的侦察员。
“他们俩都是漳河店伏击战以后，从肥乡县大队补充来的地方骨干，名字记不住了。但每当过年放炮仗，我就会想起他们”。许多年以后，刘大爷提起此事，依然感慨万千。
1939年3月下旬，敌人的“十一路大扫荡”已接近尾声，各路日军主力都开始往回撤，129师骑兵团依然护卫着师部，在鲁西一带活动。就在这时，有一天，骑兵二连突然炸了营，干部战士们操枪舞刀地嚷着要出动，杀汉奸报仇。原来，他们的老连长被别人给打了。
当时，鲁西各县还没有成立抗日政府，但当地老百姓对八路军印象很不错，曾经自发捐款买猪肉慰问部队，地方乡绅也时常出面宴请骑兵团的连以上干部。趁着这个势头，八路军成立了聊阳阿地区工作团，并建立了“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这个大队有三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三中队是刚收编的两个地方民团，二中队是新组建的。骑兵团给独立大队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派二连长王永元去担任大队长。
这一带，地方上势力最大的豪强叫做陈玉怀，他的背景很复杂，有土匪的根子、“白吉会”的底子、旧军阀的本钱，还有国民党的关系。陈玉怀这人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坏，但就是拼命阻挠共产党发展地方组织，杀害我工作人员、强制解散我抗日武装，对我地方政权的建设危害很大，共产党多次派人去做工作，却始终不得要领。3月下旬的一天，“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又被陈玉怀追得到处跑，大队长王永元也被他们抓住了，愣打了三十大棍才放掉（幸亏陈玉怀不知道王永元是八路军，以为他是当地人。要不然，大队长的命就难保了）。
王大队长可怜兮兮地来找骑兵团，战士们一看老连长成这副模样了，哪里受得了，立刻自动集合上马要去报仇。当时，邓永耀政委刚牺牲不久，战士们都憋着一肚子委屈，于是各连都嘈嘈起来，谁想拦都拦不住。
本来，当时骑兵团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师部机关护卫，并没有打击反动地方势力的安排。况且，打陈玉怀这样的“灰色人物”，也应该先写申请报告，征得军区和政治部的同意。可是，各连排长都不主张事先请示，说是申请能不能批准且不论，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能让骑兵团去打。梁团长看大家的情绪这么激动，再加上自己也觉得应该教训教训反动地方组织，于是提出派两个连出击，适可而止。新上任的政委王振祥看见拦不住，只好建议由他自己带队，率二连和团部的斥侯分队去打一下，快去快回，团长和其他三个连留下担任师部警卫。大家都同意这么办。
刘大爷也参加了这次出击，跟随政委连夜急行四十多公里到达了预定位置。
陈玉怀的据点设在个大土围子里面，门口有寨门、壕沟，里面有平房和土楼，如果真要强攻还挺费时费事的。
一大早，独立大队派几十号人到了土围子外面，先是当当当打几枪，然后就问候陈玉怀的母亲，这还不过瘾，接下来又开始烧“白吉会”的神道牌位。土围子里面的人急了，发一声喊，涌出来追，独立大队的人转身就开溜。大家的速度还真快，不一会就跑了七八里地。一抬头，看见大队的骑兵，排成横队，正等在那里呢。
二连是军事战术操练得比较好的连队，骑兵阵型也演习得挺熟练（这个连的老底子是原甘陕红二十六军的骑兵连，1933年在陕西三原建立的）。面对近千人的土匪武装，骑兵排成一列横队，先徐步前进，由两侧机枪进行乘马射击；等距离较近了，连长把红旗一挥，大队人马策马冲锋，冲过人群之后，集体向后甩手榴弹，把敌人炸惨了。
一个冲锋下来，骑兵的位置已处于敌人和土围子之间，挡住了他们的退路，土匪们慌得不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时，连长的旗子又挥了几下，骑兵列成三列横队，抽出了马刀。“冲锋！”，随着一声呐喊，第一排冲过去，刀砍马冲，把敌人队伍冲乱了，接着，第二排、三排也冲上去，把敌人分割成几块，再接着，一排又转头冲回来……这么杀了几个来回，土匪们就彻底混乱了，抱着头乱跑，惊慌得连马刀砍过来都不知道躲了。
这是刘大爷第一次参加摆队冲锋，他来回杀了几趟，兴奋得不得了。后来，他用军刀去刺一个高个子，刀尖卡在了骨头上，由于握刀的手型没来得及换过来，“高个子”一倒，把刘大爷也从马上给带下来了。
刘大爷刚从地上爬起来，迎面就跑来两个土匪，还没等他做出什么反应，人家就丢下武器、抱头跪着了，这之后，不一会功夫，他身边就跪下了二三十个人。刘大爷纳闷了好一阵才想明白，原来这土匪要是跪在别的什么地方，保不齐还会被战马踩，若是跪在个八路军战士的旁边，倒确实是要安全得多啊。
消灭了野外的土匪，骑兵们立刻进攻大土围子。那帮家伙连寨门都没来得及关，八路军就冲进去了，敌人往房顶上跑、往土楼里跑，骑兵们就拎着马刀追，很快就占领了陈玉怀的老巢。陈玉怀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家当，让骑兵团两个多小时就消灭了，这土匪豪强闻讯后，伤心得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叫。
这一仗，使得骑兵二连威名远扬，老百姓传言“八路军骑兵的战马都会武功，一匹马顶十个人；骑兵一吆喝，战马还能跃到房顶上去……”，真是说什么的都有。
一场战斗，消灭了恶势力土顽，八路军却只有两个轻伤，战果不错。“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的同志们当然很高兴，骑兵们也得意。大家将就着土围子里面的物资，庆祝了一番。
打扫完战场，刘大爷他们就往回赶，一路上兴高采烈。他可没想到，这时候，团长正在家里挨训呢，也没想到，骑兵团这就要开往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整顿了。
39年3月，得胜回朝的刘大爷他们刚到驻地，就听说部队马上要开拔。
那位王永元大队长本来是留在团里养伤的。现在，职务免了，抬上，跟团一起走！不仅如此，师部还通知原“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到莘县集合，交先遣纵队进行改编，哎呀！连他们的招牌都给撤了。
129师骑兵团跟着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往太行山区走，一路上，干部们的情绪明显地有些个紧张。可是，刘大爷他们这些当小兵的反正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就无所谓。“痞”一点家伙照样逗科讲怪话，骑在马上东一嗓子西一嗓子地吼秦腔，惹得大家瞎起哄。
行军途中，师部机关的几个人从骑兵队列旁边经过。有个战士就故意高声问“同志们啊，咱们抗日，应该向东边走，去济南府打鬼子啊。如今怎么向西，开到山里头去了？”另一个战士就接着唱“叫声老哥你不懂，这是现在的新招数，日落西山回马枪，高明高明真高明啊……”。大伙嘻嘻哈哈地哄笑，师部机关的人一句话没说，加快速度走远了。过了一会，连长煞白着脸跑过来骂“我的祖宗呦，你们真是不让人活了。知道刚才过去的是谁么？那是邓小平政委呀……”。
39年4月，骑兵团到达山西黎城县，刘师长、邓政委亲自主持召开全团大会，下令就地驻营整军。刘师长表扬了部队一年多来的英勇表现，称赞骑兵团不愧是红军主力团队。接下来，邓政委讲话，先说明整军的必要性，然后宣布任免命令：团长梁俊亭调回师部、政委王振祥改任团长（3个多月后也调回师部），宣布新任政委、新任副团长、新任参谋长、新任政治部主任、新任政治部副主任……邓政委指出，在整军中，要着重反对流氓习气、反对军阀残余、反对本位主义，号召大家坚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把作风整顿好。
整军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开展政治教育，要求大家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强调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支部是连队的战斗堡垒，战士中党员的比例保持在30％以上（后来实际为40％）；三是交流、总结战斗经验，提高战术水平。
整军刚开始，后勤就跟不上（地方上准备不足），一些战士和战马生病了。于是，整军又再增加一个内容——整顿供给、卫生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大家磨豆腐、种菜，帮助老百姓搞生产。马甲我找到了当时的一段宣传动员文字，转抄如下：
学习生产真紧张，下了课堂上操场，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大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人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
整顿的第一课是思想教育，每天开会学习，这让大家很不习惯。大会开完开小会，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班长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刘金魁（42年4月牺牲）发言，他坐在门槛上捉摸了半天，这才发言：“首长说得真好，一清二楚，咱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的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说得好……”。发言结束，大家一起鼓掌，可接着想一想，不对呀，刚才这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啊。
上课的时候，领导讲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可战士们听不明白，也不耐烦。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的名堂太多，活遭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廖冠贤），活象个降妖道士，捏诀念咒的，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政治部主任况玉纯有办法（况玉纯原是129师宣传科教育股长），他编了些山歌快板，比如“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之类，这才让许多人把一些名词记住了、弄明白了。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了。确实，骑兵在前一阶段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1、吹牛皮、讲怪话、唱“野山歌”；2、战士之间认老乡、拜把兄弟，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3、阶级观念弱化、党员说话没有“大哥”管用，在干部中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战士中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私自帮独立大队打陈玉怀也属于“流氓习气”）。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干部开小灶，请吃请喝，缴获交公不彻底，设立小金库（这都属于贪污腐化）；另一方面，个别干部打骂士兵（这主要是指几个四方面军来的老红军。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还踢人屁股、骂粗话）。“军阀作风”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牛羊与部队战马抢草料吃，战士就把牛羊赶走了，不让人民群众的牲口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