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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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表现是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牛羊与部队战马抢草料吃，战士就把牛羊赶走了，不让人民群众的牲口回家，弄得房东大娘很生气。
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骑兵配合步兵部队打仗，担任追击任务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在那里打了半天，好不容易冲进鬼子据点，敌人溃败开跑了，步兵又追不上。可是这边，骑兵团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都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留着，淘汰不要的玩意才送给步兵。步兵发牢骚，骑兵还嘲笑别人“要不是我们骑兵团，敌人早跑了，你们连这破枪也得不到”。你说，这不是“骄傲自满、自私自利”是什么。
说骑兵团“本位主义”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服从命令，对此，刘大爷有保留意见。他说，别人只知道骑兵跑得快跑得远，不知道马也是会累的。有好多次连续转战，出现了战马累死的情况，战士们心疼自己“不说话的战友”，就不愿意执行命令了。其实，即使是大家没意见，军马也跑不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步兵紧，骑兵松”。之所以说骑兵松松垮垮，是指骑兵出早操不象步兵那么认真。在战斗比较频繁的时期，如果一大清早就把战马弄得太兴奋，等真打仗的时候，马匹也许就不那么活跃了。但是，在整军期间，邓政委明确要求骑兵按照步兵操典来进行训练，“培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作风”，四个月下来，部队的组织纪律有了明显地增强。
129师骑兵团是红军底子的主力团队，各级干部也大都是具有战功的老红军战士，刘、邓首长很爱护这支队伍。但是，发现部队中出现了政治管理、组织纪律上的偏差，仍然立刻大刀阔斧予以整顿，该撤的就撤、该换的就换，毫不手软。“要游击、不要游侠”，对八路军而言，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这里先说段题外话：如果与《亮剑》里面的李云龙独立团相比较，同在129师系列，骑兵团各方面的资历比独立团强得多了。可是，梁俊亭团长2月份保护师首长立下汗马功劳，3月份立马就给换了，还弄得个全团整顿。而李云龙独立团呢，骑兵团的毛病他们不仅全有，并且还严重得多，居然还能够安然无事、“功过抵消”，这岂不是太不把咱们邓小平政委放在眼里了。
尤其是李云龙一再宣扬的的“部队主官决定论”以及“主官性格决定论”，简直是太开玩笑了。在抗日游击战中，咱们的政委、政治部之所以重要，就是防着有谁想搞这一套，李云龙如果敢这么瞎咧咧地“亮剑”，早就被拉下来扯领章了。没有党组织的支持，别说打县城，就是带走几杆枪都困难。邓政委打仗的水平咱们且不论，可他老人家可是搞兵运的老资格了，眼睛里能容得下这沙子么。
书归正传。经过近四个月整军，骑兵团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是政治素质提高了。刘大爷不久后就入了党，他懂得了八路军既是民族战士、也是阶级战士的道理。作为民族战士，就要作战勇敢，而作为阶级战士，就要一切听党的指挥。
其次是部队战术水平提高了，整军后期，团里调来了一些干部骨干，结合以往战斗经验和教训，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训练。同时，团队按战马的毛色重新编制，一连黑马、二连红马、三连白马，其余的马归四连（“花马连”）。这样，人马经过重新组合，不仅部队形象好看了，原来的班组里面的哥们弟兄、老乡死党也就各自散伙了。
39年8月，129师骑兵团在新领导班子（团长黄家景、政委廖冠贤、参谋长徐国夫）的带领下，准备再次出征。刘伯承师长、李达参谋长特意前来送行，在大会上，刘师长宣布：骑兵团下一阶段的新任务是，协助先遣纵队，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于是，大家呼口号、表决心，坚决完成任务。接着，部队穿越平汉路，向山东聊城进发……
1939年8月，129师骑兵团完成了在山西黎城县的整军。但就在这段时间，冀南根据地的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军经过反复的扫荡，于39年春季以后，逐渐占领了枣强、威县、南宫、肥乡等县城，并控制了主要交通道路，这使得八路军先前的活动地域大为缩小。在这种情况下，骑兵团即使回到冀南，也难以再有实施运动作战的适当空间。
斗争形势复杂，环境也变得愈加艰苦。129师领导决定派骑兵团开赴日军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
接受命令之后，骑兵团日宿夜行，穿越敌人层层封锁的平汉线，到达山东聊城地区。这时候，共产党在当地已经有一定的群众组织基础，骑兵部队迅疾驰骋于鲁西各地，利用快速、突然的战术特长，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在开辟鲁西北根据地的头几个月里，骑兵作战的目标不是伪军就是地方会道门，总是找不到直接打击日本鬼子的合适机会，这不免让大家都感觉有些遗憾。
39年12月，骑兵团挺进到山东荏平县，配合鲁西七团进攻伪李连祥部的两个围寨，并全歼了敌人。在这次战斗中，骑兵团消灭了伪军一个营，抓了些俘虏，缴获了300多支枪，战果还算不错。
12月29日，骑兵团抬着伤员、押着俘虏，准备从荏平返回聊城七集镇休整。中午，当部队穿越聊城至东阿的公路时，发现路面上有汽车的新轮胎印。团长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派出斥侯侦察。于是，刘大爷他们七八匹马就立刻分头行动了。
顺着公路往西，不远处有个村庄叫王小楼村。刘大爷在那里遇到个老头，老人家说早上有辆汽车从聊城方向开往东阿，车上有二十多个鬼子。还有个什么宣抚官，下车在村子里走了一趟。刘大爷看这老头挺明白事理的，干脆把他扶上马，带回来见团长。战士们一听情况都嚷嚷起来“鬼子真太横了，二三十个人就敢在平原地上乱跑……”。就在这时，另一路侦察的斥侯跑过来，报告说：“有一辆卡车，从东边开过来了”。
团长和政委商量了一下，决定打这一仗。他命令三连护卫伤员、俘虏，四连带着全团的战马，退回路北隐蔽；留下一连二连负责设伏。刘大爷劝王小楼村的那老头回去躲躲，可他死活不肯，非要看八路打鬼子。刘大爷只好陪着老头蹲在路边。
接下来一阵忙乱，战马刚牵走，伏击阵地没弄好，二连还正在找东西设路障呢，大家就听到汽车马达的声音了。参谋长徐国夫急了，他带着一连的两挺机枪往公路上跑，直接把枪架在了路面上。那些鬼子也是没想到会有八路在这里等着他们，毫无戒备地径直过来，徐参谋长趴在公路上迎头射击，卡车一下子就歪倒到路沟里；翻了。八路军战士们高兴得欢呼起来。
一连二连的战士都顺着公路往前跑，想去抓俘虏。鬼子从车上跳下来，有的藏在汽车周围，有的跑向公路边的乱坟堆，拼命还击。结果，敌人一开火，公路上我们的人接连被打倒了好些个，队伍就有点散了。
徐国夫参谋长赶紧喊“不要乱、不要乱，一连的卧倒，火力掩护！”，政治部主任况玉纯也喊“二连的离开公路，到路沟这边来！”。
我军的火力再度压制过去，敌人的机枪被打哑了，在汽车边上嚷嚷的鬼子宣抚官也被打死了。这时候，王永元（那位二连的老连长）跳起来，喊一声“党员跟我上！”就冲了出去，一排长王元力（1945年8月牺牲）吼叫着“拼马刀！拼马刀！”跑在了最前头。八路军立刻就把鬼子汽车给围住了。
说起来，日本鬼子还真是有点武士道精神，他们楞是背靠着背和咱们拼刺刀，不死不歇气。在车门边上卧着个鬼子军曹，伤得不能动了，八路军跑到跟前，他就拉了手雷……可咱们的战士也是好样的！四班副马德元，腿部中弹，带着伤还砍了俩鬼子，他可是个沧州汉子、真正的武林高手。
况玉纯主任带着二连的其他人，追向躲在乱坟岗里的四个敌人。况主任的警卫员李茂林很机灵，拎着短枪从后面绕过去，先打死了鬼子的机枪射手，剩下的鬼子见距离太近，掷弹筒没法打，转身想跑，被五班的战士给消灭了。
战斗结束后，警卫员小李拎着歪把子机枪找一排长王元力，想用自己的战利品换人家刚缴获的日本军刀，可王排长不干。小李气哭了，跟在他后面不肯离开，不停地唠叨“凭什么你能有两把军刀，凭什么况主任和我就一把刀也没有……”。王元力被闹得怪没意思，只好把刀给他了。刘大爷说，那把日本军刀真不错，刀把上还镶着三颗星呢。
半个来小时的战斗，全歼日军二十六人，缴获掷弹筒一具、机枪两挺、三八步枪二十支。但是，骑兵团的损失也不小，包括王永元在内的8名干部受伤，而牺牲的战士中，竟然有7名老红军。总结下来，这次作战的不足之处是准备不够充分，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
但是，这场战斗在鲁西地区的影响很大。因为，自38年聊城失守、县长范筑先战败自戕以后，在鲁西北的各路武装就没有谁敢和日军交战。骑兵团刚来不久，就消灭日军一个小队，老百姓激动得奔走相告，都说八路军是真正打日本的队伍，骑兵团的威望也因此迅速提高。
当天，骑兵团越过公路，在小冯村安葬了牺牲的战友。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头和当地群众也一道参加了葬礼，老头见人就说八路军的英勇，领着老百姓把骑兵团的伤员都接待下来，安排到各自家里精心照顾，住上房、吃水果，老头子自己还和女婿赶着大车去济南为伤员买药。刘大爷说，老百姓的热情不仅让八路军感动，就连那些伪军俘虏都惭愧得哭起来了。
由于担心敌人报复，骑兵团很快就转移了。果然，第二天，鬼子出动了二十五辆满载日伪军的汽车，他们在公路上兜了一圈，除了为同伙收尸，一无所获。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敢让小部队单独行动，小股日军下乡袭扰百姓的现象也很少见到了。广阔的乡村，成为骑兵团驰骋的战场。
39年底，阎锡山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从而引发了抗战期间国民党第一次反共浪潮。在冀南，充当反共急先锋的是“骑墙派”石友三，由于他的势力范围和八路军开拓敌后根据地的活动区域有所重叠，这个“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迫不及待地勾结日伪力量，破坏抗战、积极反共。
刚开始的时候，我党以争取教育为主，对他一再忍让，结果，使得石友三的一八一师、暂三师得以占据冀南、进逼冀中。40年2月，当山西的局势有所缓和以后，刘、邓首长就适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严惩石友三。
八路军集中了17个团，分成左、右、中央三个纵队，统一由宋任穷指挥。骑兵团随中央纵队，从3月到7月，陈再道司令员连续发动两次讨逆战役，歼灭石友三部精锐嫡系6500人，把这个老军阀赶回了鲁西南。
40年8月以后，八路军各部陆续转入 “百团大战”，而骑兵团则继续追剿敌伪石友三残部。虽然没能直接参加“百团大战”，但刘大爷还是很得意地说，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真是一呼百应、威震四方，不仅打懵了日本鬼子，就连国民党的高树勋、孙良诚、赵云祥和邵鸿基都吓坏了，他们不敢再招惹八路军的队伍，“第一次反共浪潮”也就草草收场。
这期间，政治部主任况玉纯升任团政委，骑兵团来了个新团长，叫曾玉良。曾团长是河南人，西路军失败后跟着程世才到新疆，在迪化接受苏联顾问的正规训练（他和新四军的骑兵团长周纯麟是喀什第四十八团骑兵连的正副连长，40年开着苏联卡车一起回延安）。曾玉良团长和况玉纯政委也是老熟人了，在红三十军的时候，他俩一个是作战参谋、一个是军部书记官（况书记是37年讨饭回延安的），再度共事，俩人关系自然十分融洽。
刘大爷说，曾团长对骑兵管理真的很有一套。他一到部队，就派人上德州，连劝带吓唬地把个有名的兽医请来当医官，专门调理战马。骑兵团原来的队列不大整齐，曾团长带着从头练，什么样的情况下战马行进的间距应该是多少，都用木棍比着，不能有差错。骑兵们过去吆喝战马都是随便喊，跟在家里喊牲口没什么两样，有时候部队行军，路上遇到个骑驴的老头，老头冲神仙驴叫一声“驾！”，骑兵团的军马全都跟着跑。曾团长说这样不行，要重新练，于是两个月以后，军马就都服从“前进”、“冲锋”、“立正”的口令了。
曾团长对骑兵武器配备很重视，长短枪、机枪火力布置，讲起来头头是道。打石友三的特务旅，部队缴获了一挺意大利造的高射机枪，他高兴得不得了，连夜改装了一辆“机枪车”，用大骡子拉着上战场。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机枪子弹用完了，侦察员把石友三的军需主任抓来，那家伙交代，这种机枪就只有这么一挺，子弹也没有库存。曾团长气坏了，骂那军需主任工作不负责任，“这么好的枪怎么能不多准备些弹药，你这个军需官是干什么吃的……”。
为报复“百团大战”，41年，日军从华东抽调第17、第37师团到华北，搞“强化治安运动”，敌人采取的作战方针是“囚笼政策”，企图用铁路、公路、封锁沟墙和据点造成囚笼，围困住我抗日军民。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多次组织了击破敌交通线、破坏封锁沟墙的战斗。
年初的时候，骑兵团夜袭阳谷县郝楼据点，当时连队带上梯子，下马攻坚，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伤亡都不小，可打了一晚上也没拿下来。八路军本来想炸掉炮楼的，但地方上的同志却不同意，说是据点里面有我们的内线。天亮以后，由于担心日军增援，骑兵团就撤了。而据点里的残敌也被打怕了，跑回阳谷县城去再也没敢回来。事后，曾团长召集骨干开会谈看法（刘大爷这时已经是副班长，属于骨干了），大家说“打得不错啊，敌人不是被打跑了么？”。团长却认为“打得不理想，没把咱们骑兵的特点显示出来”。
伪军胆小、战斗力也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