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韦尔奇自传-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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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是这种混合物中毒性最大的组成部分。　　　　　　
　　但是，在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后，他于1939年纠正了自己的观点，说PCB“几乎是无毒的”。不幸的是，他的自我纠正几乎没有得到认可。将近40年后，到了1977年，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学院编写的一份政府报告声称，光蜡经验“继续被错误地引用”。　　　　　　
　　即使到了今天，如果某记者来电话，声称认为自己在那些光蜡事件中发现了一些科学家和政府都拒绝相信的新的“爆炸性证据”的话，那你绝对不必感到惊讶。　　　　　　
　　另一次虚惊是1968年发生在日本的油病（Yusho）事件。大约有1；000人在烹调中使用了一种从稻壳提炼的素油之后，出现了严重的粉刺和其他症状。当人们在这种油中发现了PCB后，该事件就被称做“PCB油病”。　　　　　　
　　但是，日本科学家后来分析发现，这种油还有含量很高的另外两种氯化物，都是PCB的高温副产品。他们还检查了日本电气工人，发现他们血液内的PCB含量高于油病患者。但是，这些工人并没有生病。当科学家们给猴子注射PCB和另外两种化学物质时，他们的结论是，导致油病事件的不是PCB，而是那另外两种化学物质。　　　　　　
　　正是由于这些虚惊事件，美国研究员雷纳特·金布罗（Renate　Kimbrough）博士开始为美国政府首先在老鼠身上进行PCB实验。金布罗博士发现，被大量注射PCB的老鼠，肝部的肿瘤增大了。1970年代中期，她大量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当时她在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工作，后来又在环境保护署工作。正如我当年（1975年）需要谢利科夫那样具有无可争议的正直感和资历的知名科学家来重新研究PCB一样，这一次，在1992年的4月，我们请金布罗博士承担这个使命。　　　　　　
　　在公司内部，我们的PCB工作由史蒂夫·拉姆齐（Steve　Ramsey）负责。拉姆齐曾经是司法部环境执法部门的负责人，现在负责GE的环境和安全工作。他和GE的一位科学家史蒂夫·汉密尔顿（Steve　Hamilton）博士知道，批评家们对GE资助的研究还抱有怀疑态度。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对金布罗项目和其他研究进行平行审查。该委员会由美国政府和学术研究人员组成，由国家癌症学院（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前任院长阿瑟·厄普顿（Arthur　Upton）博士领导。　　　　　　
　　金布罗研究了1946年至1977年期间在哈得孙瀑布和爱德华堡的两家GE生产厂工作的几乎所有人。我们聘请了私人侦探，通过工资记录和过去的电话号码簿对其中的一些工人进行跟踪调查，还检查了死亡证明书。调查研究涉及的过去和现在的员工总数约7；705人。　　　　　　
　　1999年，金布罗博士提交了一份惊人的报告。因各种癌症而死亡的GE工厂员工比率相等于或远低于总人口和地区人口的相应死亡率。　　　　　　
　　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作为对金布罗研究工作的审查，环境保护署请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诺里斯综合癌症中心（Norris　prehensive　Cancer　Center）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发表意见。在他写给环境保护署风险方法组负责人的信中，托马斯·麦克（Thomas　Mack）博士是这么说的：“我发现金布罗的报告结构组织得很好，分析很适宜，解释得也很不错。跟踪调查工作是完整的……我的结论是，报告中的总结是合适的。我认为，降低PCB的优先级别是适宜的。”　　　　　　
　　我们是在一次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请求后，从环境保护署文件档案中才知道麦克的观点的。他的最后一句话表露了他的心迹：“我相信这对你不是十分有用，但是，我只能做到这些。”　　　　　　
　　我怀疑，如果我们没有运用法律手段从环境保护署那里把这封信挖出来的话，它是否能够重见天日。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中，GE被描述成自哈得孙瀑布和爱德华堡生产厂向哈得孙河“倾倒”PCB的不负责任的大公司。　　　　　　
　　事实是，我们从来没有“倾倒”过PCB，也从来没有生产过PCB。PCB的应用是由消防和建筑规范决定的，因为PCB解决了长期存在于电气设备中的问题。过去使用的绝缘材料容易失火，可能引起爆炸，而PCB被认为是一种救命的化学物质。纽约州批准了我们的排放，并因此签发了许可。　　　　　　
　　我们的批评家们在把PCB用做攻击的靶子时，又是怎么说我们的呢？　　　　　　
　　首先，他们说GE的“超级基金”场地比任何其他公司都要多。（1980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处理过去存放垃圾的场地。该法律被称为超级基金法案。）言下之意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这种场地我们的确有很多，确切地说是85处。但是，这个数字代表的是我们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规模。GE创建于1892年，我们拥有的工厂和工厂坐落的城市数量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公司都要多。我们像大多数其他公司一样，合法地处理我们的垃圾，需要时均获得了政府的许可。　　　　　　
　　在大多数超级基金场地，GE的责任低于5％。剩余的责任属于其他几十个机构，包括城市、其他公司和垃圾运输公司。GE认真地担负起了自己在这些场地的责任。在过去的10年当中，我们花费了将近10亿美元来清理。　　　　　　
　　批评我们有这些场地，就好比批评某人长了白发。白发与秉性毫无关系，说明的完全是年龄问题。　　　　　　
　　另一种常见的指责是说我们在向超级基金法案提出质疑，以便逃脱清理的责任。是的，我们的确曾经对这项法案的一个部分提出过质疑。美国人习惯于进出法庭，无论是交通违章还是谋杀案件。　　　　　　
　　但是，当环境保护署颁布超级基金法案的时候，事情却不是那样。根据法律，我们实际上只有一个选择：依法行事，否则就将付出三倍的代价和每日的罚款。法律授予环境保护署无限制颁布法令的权力。你在被勒令做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听证的机会；你的听证机会要等到许多年之后，而且届时还要看环境保护署是否告诉你工作已经完成了。　　　　　　
　　这是一种“先斩后辩”型法律。　　　　　　
　　我们认为那是错误的。我是一名化学工程师，不是立宪律师，但是，我无法理解根据我们的宪法该法律怎么会成立，因为它剥夺了你要求适当程序的权利。环境保护署的河道疏浚提案就是利用了这个法律。　　　　　　
　　如今，环境保护署说哈得孙河可以安全地游泳、划船、趟水玩耍并用做饮用水水源。秃鹰和其他野生动物在哈得孙河谷大量栖息。政府的疏浚提案依据的是一项疯狂的风险检测：　　　　　　
　　如果一个人连续40年每星期吃半磅鱼，那么这个人患癌症的机会将增加千分之一。换句话说，你要是一年吃52餐并吃上40年，几率的增长幅度也不过是1/1000。我们为什么不理智地得出结论说，这个风险实际上略低于我们的呼吸？　　　　　　
　　我们不用理会哈得孙河鱼被禁止食用20年这个事实，也不去理会从1977年以来河水和鱼身上的PCB含量已经下降了90％的说法；20多项研究—其中大多数完全独立于GE之外—均表明PCB与癌症之间没有关联。到了最后，我们发现在同样接触PCB的情况下，在老鼠身上发生的事不会发生在人类身上。现在，鱼身上的PCB含量水平已经下降到100万分之3到8，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说鱼类市场的安全标准是2。　　　　　　
　　请设想一下环境保护署议案的工程规模。他们提议从哈得孙河清除80亿磅淤泥，以获取大约10万磅的PCB。为此，疏浚工程每年需要6个月的时间，每星期6天，每天24小时连续工作，需要大约50艘船日夜在河里忙碌，同时需要数英里的管道来输送PCB。　　　　　　
　　环境保护署建议沿河建设工厂烘干淤泥，然后用成千上万辆卡车和有轨机动车运走。淤泥清出之后，环境保护署的提案建议将20亿磅砂石填回到河里。潜水员要重新种植因疏浚工程而毁坏的100万株水生植物。　　　　　　
　　所有这些都完成之后，疏浚工程还是不能从哈得孙河清除PCB。填埋的PCB会流入河的下游，需要进行二次处理。　　　　　　
　　想象一下某人提出一项从哈得孙河清除任何东西的商业计划。要挖开河岸，要破坏生态系统，要砍伐树木以便拓宽穿过农场和院落的道路，方便运走他们想清理的东西。　　　　　　
　　那将是个环境灾难。　　　　　　
　　为什么有人要拿哈得孙河开刀呢？环境保护署自己在1984年就否决了疏浚计划，声称会毁灭生态系统。从那以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变化，除了政治—以及鱼身上的PCB含量减少了90％这个事实。　　　　　　
　　GE在研究、调查和清理方面已经花费了2亿多美元，从老设施中排放的PCB已经从每天5磅减少到每天3盎司。我们相信现在已经拥有了相关技术，可以将每天的渗漏减少到零。通过源头控制，外加河里的自然沉淀作用，鱼身上的PCB含量能够减少到疏浚工程可能得到的水平，而且不需要二次处理—也不需要破坏哈得孙河。　　　　　　
　　环境保护署提案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没有分析是否有破坏性较小的替代方案。　　　　　　
　　这不是钱的问题。只要能将事情做对，我们愿意付出任何数目的资金。　　　　　　
　　为了将情况告诉给哈得孙河上游的人们，并解释我们为什么反对疏浚工程，我们花费了1；000多万美元开展了一场信息运动。此举也引起了争议。关于该运动中所发布的信息，人们并没有什么异议。活动家们认为我们应当保持沉默，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披露事实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民意测验表明，从华盛顿到达奇斯县的哈得孙河上游的人们反对环境保护署疏浚提案的比率为3：1；哈得孙河上游反对疏浚工程的当地政府和机构超过60％。环境保护署在作出最后决定以前，应当听一听受他们议案影响最大的人们的意见。　　　　　　
　　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有关PCB、人类健康和科学的问题，不是关于怎么做才对哈得孙河最有利，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要惩罚一家成功公司的问题。　　　　　　
　　你有没有反过来想一下，如果是我们认为PCB对人类有害，那么我和我的同事们会不会采取这种立场呢？绝对不会！　　　　　　
　　没有什么比公司的诚信更重要的了，这是任何机构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它不仅意味着人们必须遵守法律的条文和精神，还意味着要做正确的事情，并为你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而斗争。　　　　　　
　　在PCB问题上，我们自己已经确信PCB对我们的员工或邻居们没有危害。我们已经花费了数亿美元的资金，运用最好的科学手段，以最能够满足生态要求的方式清理我们的场地和哈得孙河，而且我们还会继续投入一切必要的资金。　　　　　　
　　自从那一天我看到我母亲因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死而哭泣的场面后，我又见识了许多。是的，我已经成为一个怀疑论者—但愿还不是对政府的悲观论者。只有诚实正直且拥有为正确的事情而斗争的实力的公司，才能跟政府较量得起。　　　　　　
　　幸运的是，我们既正直，又拥有那种实力。　　　　　　
第十九章：全球化　　　　
　　如果你喜欢商业，你就一定喜欢GE。　　　　　　
　　如果你喜欢创意，你就一定喜欢GE。　　　　　　
　　在这个地方，各种创意和想法都可以在20多个不同的业务部门、30多万名员工之中畅通无阻地自由流动。　　　　　　
　　无边界行为方式导致创意可以来自任何地方。我们在一系列经营会议中规范了自己的自由联想的风格，让各种会议密切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可能在召开C类会议，审查动力系统的经理们的业务表现，而这时可能有人出主意说要从匈牙利挖掘人才。　　　　　　
　　第二天我们讨论医疗设备领域的问题，交流匈牙利最近的权力变化情况。不知不觉之中，人们谈及了东欧最近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会议内容没有局限，有时充满了幽默气氛，形式上也是无拘无束。净的效果很显著。最好的做法和最好的人才总是从各个部门中涌现出来，推动着我们的业务发展。结果，这种无边界行为方式为我们创造了一种不断学习的“社会结构”。　　　　　　
　　在1990年代，我们主要追寻的是四大理念：全球化、服务、六西格玛和电子商务。　　　　　　
　　每一种理念都源自某个小小的想法；而一旦进入了运作系统，这种想法就像种子一般获得了成长的机会。我们的四大理念现在都已经“茁壮成长”，为我们在过去的10年中获得的飞速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可不是“嘴上工夫”。　　　　　　
　　在GE，我们对理念的定义是，必须能够抓住所有人—规模大、范围广、普及性强，对公司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一种理念应当有长久的生命力，能够改变公司的基础构架。不论理念来自哪里，我从来都是啦啦队队长。我总是热情洋溢地追随着每一种理念，几乎狂热到了发疯的地步。　　　　　　
　　理念可以来自任何地方，且无所不在。全球化理念的发展受益于保罗·弗雷斯科的情有独钟。产品服务理念的迅速发展源自克罗顿维尔的一堂课，课上建议我们更广泛地界定我们的市场，以便加快增长的步伐。六西格玛的理念原是1995年一次员工调查时的突发奇想。我们的员工虽然认为我们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相信还可以提高许多。而电子商务的理念晚得引起了争议，但是它的到来，只是因为我们不能忽略之。我们曾经投身于一场变革，结果糊里糊涂地深深陷了进去。我们信任我们的运作系统所教给我们的一切。　　　　　　
　　为了使这些理念取得成效，我们需要从上层就投入全部的热情。除了热情之外，还要有强大的活力。我们不仅为每一种理念投入了最好的人才，还培训他们、检查他们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