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韦尔奇自传-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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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蒙蒂委员，但我没能打动他。虽然失望，可这也是可以预料的，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委员很快批准这项交易。最大的反对声来自于他的欧洲成员，特别是劳斯莱斯和泰利斯。不仅是他们，还有我们的竞争对手，其中联合技术公司和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Rockwell　Collins）的反对呼声很高。　　　　　　
　　然而这笔交易实施的前景在我看来仍然是乐观的。尽管存在管制上的障碍，两公司的工作人员都在为确保交易结束前做好所有主要合并决议而忙碌着。　　　　　　
　　5月2日，我们得到一个好消息，美国司法部批准了这项交易—前提是我们同意出售霍尼韦尔的军用直升机引擎业务，并对小型喷气机引擎和辅助动力装置开展服务业务。　　　　　　
　　6天以后，欧洲委员会拿出了一份长达155页的反对意见书。意见书同他们此前说的进行第二阶段审查的话大同小异，只是内容更为详尽。　　　　　　
　　第二阶段的最后部分是5月底的一个为期两天的听证会。就是在听证会上真正出现问题了。案件组和委员在扮演了数月的调查员和公诉人后，摇身一变成为法官和陪审团。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提议作出裁决。　　　　　　
　　听证会本身是毫无价值的。　　　　　　
　　第一天，我们就指出委员会的陈述是有漏洞的。我们请来的经济学家和客户以及我们自己的法律人员驳倒了委员会的陈述。最终为委员提建议的恩里克·冈萨雷斯…迪亚斯在听证会上进进出出，有时离席时间长达半个小时。　　　　　　
　　第二天，竞争对手们亮相了。这时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事情。联合技术公司提交了一份与事实不符的书面陈述。正在分离出柯林斯包装上市的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在听证官员面前的表现跟面对潜在的投资者时完全不一样，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在这次会议中，冈萨雷斯…迪亚斯很少离开座位。　　　　　　
　　听取了竞争对手们长达一整天的陈述后，听证会官员总共只给了我们15分钟来反驳他们的指控和索赔要求。　　　　　　
　　这是个怎样的一个过程呀—听证会上的公诉人俨然已经是法官了！　　　　　　
　　听证会后，在委员会的合并事务促进会快要作出决定之际，我于6月7日又去了布鲁塞尔，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次布鲁塞尔之行。我和霍尼韦尔的迈克·史密斯（Mike　Smith）在飞机上接到了一个坏消息，委员会的要求正在增加。上午8点半，我们一到布鲁塞尔就直奔康拉德饭店，霍尼韦尔和GE小组及律师正在那里研究当天接到的这个消息。　　　　　　
　　我们已准备在6月8日周五早上的会议上达成一致的意见。我和小组成员们研究到深夜，双方一致同意做一些让步，我们的价钱增加到三倍，达到13亿美元，还第一次包括了一些关键的航空电控系统。　　　　　　
　　星期五早上，我和蒙蒂先生没有参加会议，因为蒙蒂先生认为双方立场分歧太大了，建议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就可以了。会议召开了，霍尼韦尔和GE在会上提出了13亿美元的建议。　　　　　　
　　晚上我离开布鲁塞尔到卡普里岛与妻子、马琳（Marlene）和保罗·弗雷斯科共度周末。保罗是我以前的合作伙伴，GE的董事会成员，他现已成为了菲亚特（Fiat）的董事长，总能给我一些有用的建议。周一晚上，我回到布鲁塞尔，和GE小组成员一起吃晚饭。丹尼斯告诉我，他们那天早上和事务促进会的会议研究了委员会对GE/霍尼韦尔报的13亿美元的冷漠反应。　　　　　　
　　他还讲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轶事。　　　　　　
　　上星期五作出13亿美元报价的同时，我们附加了明显的让步，其中就有一些诱人的航空电控系统的部件。星期一上午，一位事务促进会成员问我们的人，为什么报价不包括位于华盛顿州雷德蒙（Redmond）的霍尼韦尔公司一幢大楼里生产出的一种无人知晓的部件。　　　　　　
　　丹尼斯被问得哑口无言。我们这边甚至没人知道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部件。只有一位对霍尼韦尔业务和生产地点了如指掌的竞争对手，才可能说出这些小得几乎看不到的事情。　　　　　　
　　而那就是冈萨雷斯…迪亚斯的“半信半疑”。　　　　　　
　　6月12日，我们回到谈判桌上，报价增加到了19亿美元。霍尼韦尔的总顾问彼得·克林德勒曾对我们的让步提议给予关键指导，他向事务促进会做主要陈述。他声明把霍尼韦尔公司最好的航空电控系统产品加进该项交易中，应该能让委员会满意。事务促进会问了许多问题，他们好像对此挺感兴趣的。　　　　　　
　　星期二下午，本、彼得和我同意了GE/霍尼韦尔购并案的最后报价。彼得写信给本，告诉他达到多少钱和怎样的具体蜕资，我们才能算履行了合并协议中规定的义务。我们为做到这一步付出了很多，但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以做成这笔交易。6月14日是委员会规定的提交建议书的最后期限，我们将提交22亿美元的蜕资清单。　　　　　　
　　彼得在信中告诉我们，为了尽快结束这笔交易，我可以在第二天给蒙蒂委员3。4亿美元的甜头。那样我们的出价就是22亿美元。　　　　　　
　　所有人都建议我一个人去参加6月13日的会议，不知道我将会单独会见蒙蒂委员，还是会有其他人在场。　　　　　　
　　我走进蒙蒂先生位于洛瓦路的办公室，迎接我的是他的助手。看到只有我一个人来了，她好像很吃惊。　　　　　　
　　“您的随行人员呢？”她问。　　　　　　
　　“只有我来了。我来听听官员们对我们最后报价的反应。”　　　　　　
　　蒙蒂先生走出来，带我进了他的办公室。在一阵简短而诚恳的问候之后，我们走进一间会议室，里面坐满了合并事务促进会的官员和他们的随行成员。　　　　　　
　　放下公文包后，我在桌子的另一端坐了下来。我对面坐了8至10个政府官员。蒙蒂委员的身边是合并事务促进会调查组的负责人恩里克·冈萨雷斯…迪亚斯、竞争委员会主任亚历山大·沙乌布（Alexander　Schaub）和合并事务促进会的主任格茨·德劳兹（G歵z　Drauz）。　　　　　　
　　蒙蒂委员在会议开始时宣读了一份声明，感谢我们的小组成员所作的积极努力。可他在总结他的发言时说，我们的提议还不够充分，然后继续念了他们起草的一串要求。我记录着蒙蒂委员建议我们蜕资的一个又一个霍尼韦尔业务。　　　　　　
　　他所建议的蜕资项目又将增加大约50亿美元到60亿美元，基本上否定了GE和霍尼韦尔之间达成的所有合并的想法。　　　　　　
　　“蒙蒂先生，我对这些要求感到极为震惊。”我说道，“我不可能接受这些。如果这就是你们的立场，我今晚就回去。我要回去写书了。”　　　　　　
　　桌子对面那个身材矮小的圆脸德国人亚历山大·沙乌布大笑起来。　　　　　　
　　“这将是你那本书最后一章的内容，韦尔奇先生，”他说，“标题就是《回家吧，韦尔奇先生》。”　　　　　　
　　这一番话打破了会议室的紧张气氛。所有人都发出咯咯的笑声，可我的心沉了下去。　　　　　　
　　后来大家又讨论了GE金融飞机租赁公司（GECAS）的全面和部分销售，我们的飞机融资和租赁业务，还有其他重大的蜕资项目。但是没有任何进展。　　　　　　
　　当晚，我和蒙蒂先生进行了第二次会面，时间不到20分钟。我告诉他，我们和霍尼韦尔公司在协议中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我还告诉他，明天我们会提交最后的报价。　　　　　　
　　他点点头，我就离开了。　　　　　　
　　第二天，6月14日，我们在电话中进行了简短的通话。我谈到我们又向霍尼韦尔让步3。4亿美元，总报价已达22亿美元。　　　　　　
　　“昨天让我谈这个问题确实有些为难，因为我们的差距有数十亿美元。”我说，“但这将是我们最后的报价。”　　　　　　
　　他谢谢我告诉他这些，可他对我的报价仍然不感兴趣。　　　　　　
　　我们回到律师事务所，GE和霍尼韦尔的小组成员已经在那里一起度过了好几个星期。我们全都筋疲力尽。虽然我只与事务促进会见了几次面，我们的两个小组却花了大量时间和他们一争输赢。　　　　　　
　　GE/霍尼韦尔标明蜕资总额22亿美元的正式提交书在当天最后送到了委员会办公室。　　　　　　
　　离开布鲁塞尔之前，蒙蒂委员打电话向我告别。他说我们之间的交往很愉快，而且第一次叫我“杰克”。我向他表示感谢，并向“马里奥”告别。　　　　　　
　　“现在交易结束了，”他说，“我可以对你说，‘再见，杰克’。”　　　　　　
　　“再见，马里奥。”　　　　　　
　　在那个时刻，我不相信他们会放弃这些好处。连同U。S。的蜕资，总共有25亿美元的让价—约占主要航空生产线的40％。　　　　　　
　　我希望合并事务促进会好好考虑一下这些。　　　　　　
　　事务促进会的决定备受关注。许多报纸和杂志纷纷批评委员会反对我们这笔交易的做法。华盛顿的政客公开抨击这项决定，敦促委员会重新考虑这件事。　　　　　　
　　看到已经建立起了公众的舆论压力，我们和霍尼韦尔商定作最后的尝试。于是，6月25日星期一，丹尼斯、本和我在纽约会见了迈克·邦西尼奥尔和彼得·克林德勒。我们同意以私人方式卖出GECAS的19。9％，给一个或多个GE选择的投资者，并请一人作为GECAS五人董事会的独立董事长。但我们表示不会接受竞争对手做GECAS的小股东。迈克和彼得赞同我们的意见。　　　　　　
　　我们讨论了航天蜕资项目，同意将GECAS的19。9％出售同11亿美元的霍尼韦尔资产剥离结合起来，这个售价只有6月14日所提供的22亿美元的一半。迈克和彼得一致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最后一步。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蒙蒂先生，问他能否在布鲁塞尔见见我和迈克·邦西尼奥尔，以便我们交上最后的提议书。他认为这个时候见我们不太合适，最好是由我们在欧洲的律师递交新的提议书。我让他也这样告诉迈克·邦西尼奥尔。我和迈克表示，只要我们得到了蒙蒂委员的通知，我们就准备去布鲁塞尔。　　　　　　
　　我们的律师遵照旨意交上了提议书，很快蒙蒂委员就来找我们了。6月28日星期四下午，蒙蒂先生与我和迈克开了个电话会议，他称我们上次的报价“不够”，说如果我们早两个月提交，这就已经够了。　　　　　　
　　“我们尽力对我们所听到一切的作出反应，我们为此付出了这么多，这样的结果显然太令人失望了。”我告诉他。　　　　　　
　　迈克·邦西尼奥尔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　　　　　　
　　迈克下午5点半左右打回电话，告诉我他准备在早晨发送最后的请求。　　　　　　
　　我劝告他，我们已经将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们了，现在应该做的只有激怒委员会。　　　　　　
　　“杰克，我要用尽我的最后一颗子弹，”他说道。　　　　　　
　　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霍尼韦尔的一份新提议书。这封两页纸的信也被迈克公布于众了，他在信中让我还是按照6月14日的提议，蜕资22亿美元。但他也让我修改一下GECAS的建议，让欧洲委员会同意小投资者和独立董事会成员的加入。总之，为了符合委员会的立场，霍尼韦尔除了提出以前的所有蜕资意见外，还加上一个繁琐的GECAS概念。　　　　　　
　　作为交换，迈克提出合并协议的修改意见。他降低了霍尼韦尔的价格，从用GE的1。055股换霍尼韦尔的一股，降到以GE的1。01股换霍尼韦尔的一股。　　　　　　
　　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自从12月当选继任董事长以来，杰夫·伊梅尔特参与了霍尼韦尔的每项决定，他和副董事长们与我的意见一致，认为这样的提议并不明智。我们为双方公司那些在这项交易中为合并计划努力工作数月的人们感到难过。但我们无法同意霍尼韦尔的提议。　　　　　　
　　然后我打电话给GE董事会，解释了我们的处境，并就拒绝霍尼韦尔提出的合并协议的修改一事取得了董事会的赞同。这倒不是个困难的决定。委员会已经毁掉了做这笔交易的战略理由。　　　　　　
　　“委员会所追求的东西使我们失去了这项交易的主要战略性的理论基础，”我在给迈克的信中这样写道。“由于同样的战略性原因，你为迎合委员会而提出的新建议对我们的股东没有意义。”　　　　　　
　　委员会驳回了霍尼韦尔的请求，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不幸的。这项交易是那么合情合理。我们都为它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对我来说，如果这项交易正值我的职业生涯的中期，那它不过是又一次挥棒击球不中。可它出现在最后，在我推迟了我的退休以后，GE失去的这最大一笔生意越发显得损失惨重。　　　　　　
　　我和蒙蒂委员之间从未有过个人恩怨。我和他总是诚恳地交往，我们都尽力克服我们的差异。不幸的是，我们都在一套规则下做事，以至于委员会成了我们的反对者和仲裁者。　　　　　　
　　一旦合并事务促进会消除了这项交易的战略性理由，我们的股东就无利可图了。　　　　　　
　　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　　　　　　
　　但同他们有关系—我们的雇员就是我们最大的股东。　　　　　　
　　周末，我参加了一个婚礼招待会，在费尔菲尔德乡村俱乐部的门口喝着鸡尾酒，看着外面的高尔夫球场和长岛海峡（Long　Island　Sound）。这里四周碧水环绕，真是一处风景宜人的地产。　　　　　　
　　朋友们问起我与霍尼韦尔的这笔交易。我指着外面的那块地说：“想像一下，你买下了这个漂亮的高尔夫球场，为了结束这笔买卖，城市官员要求你把第2、第3、第4、第5和第8洞—水边最好的几个洞—交给另一个球场使用。然后他们还叫你放弃自己的部分房产。”　　　　　　
　　相信这番话能让他们明白我在布鲁塞尔的遭遇。　　　　　　
　　在今天这样一个具有高度监控性和好打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