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法典-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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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学家们在颂扬自然界的慷概，它表现在：由于在鲱鱼繁殖时期有北极浮冰的屏障来保护鲱鱼免受我们追捕，因而每年有大量的鲱鱼成群地游到我们这里来。假定说没有这种屏障，我们的船队任何时候都能通过北极的水流，并在其中进行捕鱼；毫无疑义，渔民的贪欲和嫉妒会使北方丧失这种丰富廉价的食品。这时，未必能捕获到现在鲱鱼数量的二十分之一，因为现在鲱鱼在这种冰块之下能够平安地繁殖，所以能保证给我们提供多二十倍的收入。　　　　
　　野禽和野兽同时是农村的装饰品和人民的财富，又是害虫的扑灭者。如果说应该避免使某几种禽兽繁殖过多，那末同样也应该防止把它们全部被消灭。农民经常抱怨猎人云集，捕杀那些啄食小虫和其他昆虫的飞禽，以致使各种农作物都长满了毛虫。　　　　
　　希望有这样一种事物的秩序，在此秩序中，农业劳动比狩猎更富有吸引力。由此，狩猎将不被重视，而只降到必要的限度，这样就带来双重的利益：（一）毋需任何操心，野禽和野兽的数量便会增加十分之九；（二）昆虫将会被消灭。　　　　
　　在关于节约和致富的这些论述中，我还未谈及主要的一点，即关于人和牲畜的健康和长寿，以及关于品种、特别是人种和马种的改良。培育这些生物需要花费很高的代价，然而，由于政治的过失，却使它们象蚊虫一样大批大批地死亡。　　　　
　　至于谈到人，那末很显然，节约在这里并不是最主要的方面。如果说，公有制使所有事物都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那末，就体力、长寿和智力方面来说，人的完善程度至少要增加两倍。公有制（我们将在关于卫生一章中最后对此加以论证）有能力彻底根除一切传染病：黄热病、霍乱，等等，根除一切急性病和慢性病：痛风、寒热病、癫癎、麻疯、癌症、风湿症，等等。这些病症都是由于我们联邦制和不平等的社会的整个不良组织所产生的。　　　　
　　至于牲畜，同样很难设想，各种不同的品种，例如马会改良到什么程度。如果说，我们在阿拉伯半岛已看到马的繁殖的情况，那末，假如给予适当的照料，它在什么地方繁殖不了呢？例如，象阿登这种区域的居民现在仅饲养一种驽马，其价格仅为一百法郎，经过十年将由现在价值三千法郎的骏马取而代之。所有公社集体甚至在不毛之地上都将拥有良种牲畜和优良的牧场。由此，经过十年的公有制，阿登在改良马种方面将使产值增加三十倍。羊、牛和其他牲畜的情况也一样，这些牲畜品种的改良到处都会带来惊人的利益。　　　　
　　就这方面来说，当一旦象当时拥有欧洲最优等羊毛的英国所实行的那样，借助普遍的和统一的猎捕，解除狼的威胁，而有可能在美妙的夏夜自由自在地牧羊时，绵羊将提供特别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这种统一的猎捕，只有在公有制度下才有可能，才会获得可靠的成功。　　　　
　　公有制度还具备这么一种优越性，即能驯服和改良好几种迄今被认为不肯就范的动物。在为数众多的从来不能服从现代文明羁绊的动物科系中间，我们可以指出海狸、斑马和非洲野马。海狸会出产大量优良的皮毛，从而使社会集体富裕起来。斑马和非洲野马则是在速度和体力等方面都超过普通马匹的两种出色的驮兽。　　　　
　　总之，经过我在本章以及前几章中所作的论证之后，事情便非常清楚。如果把公有制度运用于工业、农业、生活等一切细节方面，那么，就整个管理来说，将会获得下列结果：　　　　
　　（一）节省开支十分之九以上；　　　　
　　（二）产量至少增加五倍；　　　　
　　（三）食品质量大大提高，尤其在卫生方面；　　　　
　　（四）劳动时间大为缩短，所有工作都变得异常轻快，等等，等等。　　　　
　　然而，指出下列一点不是无益的，即我并非提出冒险性的断言，也不是在夸大其意义，我只是举出一些不可反驳的论据来证实我们的体系而已。我仅仅阐述了我的见解和我的经济手段的一部分，而这些手段繁多而复杂，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加以充分考察。例如，在我所列举的应该取消或加以改变的职业项目中，有许多行将消失或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行业就完全没有谈及：如旧货商、小玩物商、牧人、牧羊人、看门人、监狱看守、大使及其随员、派住外国的间谍、特别信使，等等，等等。至于邮政，它的管理机构将与其他类似的公共机构合并起来，而不致对公有制有任何损害，这一点在目前则是难于实现的。这样，无论在物资方面或人力方面都会取得重大的节约。因为，抽出来的人手将转用到其他工作上。我也还未提到清洁工、擦地板工、擦五金器具者、马夫、掏阴沟工等等。这类劳动在公有制度下将获得双重的好处，即它将失去其令人厌恶的特点，并且将缩减至二十分之一。我也不曾提及皮革业和制鞋业，根据我们街道走廊的安排和乘车骑马的便利条件，这两种行业将节省三分之二。那时靴鞋将是轻便、雅致和特别整洁的。就这方面来说，成衣的生产工序也会按劳动者的利益而作惊人的改进。　　　　
　　我本可以把这个可取消的职业名单大大补充；然而我认为，就我所谈过的这些已足够使一切好心肠的人深信不疑了。至于那些想对目前秩序与未来秩序进一步加以比较的人们，他们只须把工艺和行业的一览表浏览一下就行了。他们会在我之后捡拾到劳动田野上的不少东西，也就是说，他们还会在那里找到许多需要加以铲除的杂草。　　　　
　　由此解决了“指出消灭法国贫困之方法”这个可怕的问题，道德与政治科学研究院为此悬赏征文达五年之久，可是毫无结果。　　　　
　　然而，这些博学之士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们所要求的是不折不扣的奇迹！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希望根绝贫困，而他们却在不断地散布滋生贫困的种籽——私有制和分散性。他们要废除后果，而却在推崇原因！也许，他们了解，这个有被其本身过分行为葬送之危险的社会①的基本缺陷何在，但是他们却深怕触动这些缺陷。他们对于现状确实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晓得，未来正孕育着暴风雨，然而他们却同一切罪恶妥协串通，并且自己也广泛地参与其事。那些冒牌的慈善家们还要更坏，他们竭力支持混乱，给它打掩护和涂脂抹粉，使它不显得那么丑恶；他们调节和安排社会的一切非正义行为，并将其载入他们的法律和法典之中！而且为使自己不择手段的勾当有更大效力和权威，他们恬不知耻地盗用人民的名义，盗用共和国的名义，来颁布反人民的法令！制宪会议、甚至国民公会的大多数贵族过去就是这样干的；目光短浅的老吉伦特党的继承者们，如果一旦政权在握，也会企图如法炮制。他们的机关报《国民报》是最卑劣、最声名狼藉、最落后和最有嫌疑的。　　　　
　　①当我提到不平等制度而使用“社会”一词时，这个词应被看作是反话，因为真正的社会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会存在。——原注　　　　　　　　　　　
《公有法典》　
泰·德萨米著　黄建华；　姜亚洲译　　　　　　　　
第八章　哲学　　　　
　　　要往无产者的头脑里灌输真理：你有责任给无产者进行这一洗礼！　　　　
　　要想奠定人民生存的基础，要想组织任何教育体系，我重复一遍，就必须从一种作为我们向导和指针的基本观念出发，即必须要有一种哲学。因此，在谈到教育这一重要的主题以前，我认为自己应该集中心思，先来说明几个哲学概念。　　　　
　　我请求读者暂时抛弃我们时代的偏见，而且，如有可能的话，设想自己置身于未来的公社。我特别请读者仔细读一读本书的这一部分，因为我所阐述的真理，彼此之间是互相渗透，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相互协调，彼此紧扣的。　　　　
　　让我来打一个比方。　　　　
　　当钟表匠想使时钟走动时，他要把一切部件相称地装配起来。假如他偶然地忘记了某一个零件，假如不是所有的齿轮都安到应有的位置上，那么这个精巧的小机器便失去其效用；它就完全不走，或者走得不准。哲学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正是从与哲学紧密联系的一切真理的关系、总和与和谐中，才发出智慧之光和产生坚定的信念。这种见解乃是所有我们共产主义哲学家和所有人类的真正朋友们的传统意见。所有这些伟大人物，当他们以坚决的语气呼吁时，即已深信这种见解：　　　　
　　一、康帕内拉在其《论三个骗子手》一文中说：“真理，无论它是什么性质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带来损害，而谬误，任凭它显得怎样无害而甚至有益，但归根结蒂，一定会产生非常有害的结果。”　　　　
　　二、卢梭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说：“读者，请撇开自己的成见或骄傲，把我的话听完——我要把真理告诉人们，把我认为在自然界这部伟大的书中所读到的全部真理告诉人们。假如你不愿意听它，现在就请把这本书合上，等等。”　　　　
　　三、我们伟大的摩莱里在其《自然法典》的序言中说：“如果要读这本书，就应当先读完然后再提出任何异议。我既不愿意人家半听不听，也不愿意让有成见的人来评判。为了了解我，就必须放弃自己最珍视的偏见：请你摘掉这块面纱一分钟吧，你将愕然地发现，你认为从中汲取智慧的地方，正是一切灾祸和罪恶之根源。如果你的心灵和理智已经被通常的道德和政治的信条所迷惑，你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意识到其荒谬之处，那末，我就听凭你随这谬误之流而去：谁愿意受骗，就让他去受骗吧！”　　　　
　　《自然法典》第47页（魏尔哈得尔版）也谈到：“令人吃惊的是，眼看我们的道德——所有民族都几乎是相同的道德，正以公认的原则和行为准则的名义向我们发出那么多的谬论。这门科学，就其基本原理以及这些原理的结果来说，都应象数学本身那样简单而明了，却被如此之多的模糊而复杂的观念以及总是以错误为前提的主张所歪曲，以致似乎人的头脑几乎不可能摆脱这种混乱：它习惯于相信那些自己无能考察的东西。这就是偏见。这种盲目性及其持续时间之长和难于纠正的总的原因在于：真理是一种如此精微、准确和敏锐的尺度，以致于稍有失误就会发生偏差，开始时，这种偏差极其微小，几乎看不出来，随之便迅速增大，其发展的速度和递进的程度比任何计算错误要大得多。但它有这么一点令人讨厌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人愈犯错误，愈不以为自己有错。如果他一旦认识到迷误，那时这个迷宫的规模和异乎寻常的迂回曲折，就会使他害怕和不知所措；他就不能或不敢去寻找走出这个迷宫的路径。”　　　　
　　摩莱里接着（第49页）要求求出那个未知数以作为恢复真理的唯一手段；他要求公民确定的任何道德都要经受分析的考验；为此他呼吁一切认识由讨论产生；他直至把当时最重要的共和党人称作全部社会性的神圣方舟的东西，把他们奉为一切道德之基础的东西，都称之为毒物和腐败物。　　　　
　　甚至连伏尔泰、那骄傲的伏尔泰本人都不敢同他争夺哲学宝座的十八世纪最卓越的哲学家——不朽的爱尔维修，在《论智慧》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也曾经说道：　　　　
　　“道德的真理只以极缓慢的波动扩展。它好比是一块石头落在湖心，在石头落下的地方，湖水便形成一个圆圈，这个圆圈本身则又包含在一连串更大的圆圈中。这些圆圈最后相继扩展到湖岸而破碎。……普遍的真理应该完整地表述出来：一切掩盖物都应该在公共利益面前去掉。唯有展示画面和给画面着色的方式才取决于我们的智慧。运用所有的配合手段，最后该会产生出理想的和完善的东西。真理是从矛盾和争论中产生的。”　　　　
　　我能够举出上百个其他的哲学家，特别是十八世纪所有的百科全书派。他们都曾把那些主张在任何方面限制辩论自由的人宣布为进步和启蒙的敌人。而且他们的原则在革命时期曾如此深入所有人的心灵，以致西哀士《试论成见》这本著名的小册子的发表，即足以使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同米拉波相提并论。西哀士在《试论成见》中要求有言无不尽的权利，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并首先把任何反对自由研讨的学说都宣布为贵族的和敌视自由的学说。　　　　
　　且看他的几点论据：　　　　
　　“真理最初受到不好的对待，但是有识之士习惯于它，形成了舆论；人们终于觉察到，那开始曾被认作狂妄的空中楼阁的原则在付诸实施。假如作家们都不愿意被人称为狂人，那末现在世界上的智慧就会更少了，就几乎所有各方面的偏见来说，都是如此。　　　　
　　“我随处都遇到这样一种人。他们由于稳重，总想把真理加以零碎细分，或者同一时候只提出它的一小部分……真理的道路是应该由哲学家开辟到底的。他应该走到尽头，不然他就不可能保证这条道路真正是通向真理的道路。　　　　
　　“推进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方式，并不是向自己的敌人隐瞒他们也象我们一样知道得很清楚的事情，而是要使大多数公民都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满怀信心。　　　　
　　“如果以为真理可以分割，它的每个部分都能够孤立起来，这样分成小部分才更易于灌输到人的意识中去，这就错了。不是的，深刻的震荡往往是必要的；为了发生永远留在人的心灵深处的强烈而激动人心的影响，真理应该全盘托出。　　　　
　　“你们说，大家还没有听你们的主张的思想准备，你们即将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就是应该要这样：最值得公布的真理，并不是人们已相当接近的真理，并不是人们准备接受的真理。不是的，正因为真理愈是触犯偏见和个人利益，才愈有必要把它加以传播。　　　　
　　“真理只能慢慢地渗入到象一个民族那样广大的人群中，难道这不是人所共知的吗？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花费极多的时间。难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