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法典-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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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的。因此，我们不要作这样的幻想，竟至于想在人的心灵中铲除那种如此亲切的、人们称之为个性或自爱的感情；因为这种感情是牢不可破的。许多著名的哲学家的意见，特别是马布利和卢梭的意见就是如此。
卢梭说：“一个人要装出把我的利益看得比他自己的利益还重，那是徒劳的，无论他用什么诡辩来粉饰这一谎言，我仍然肯定他是在撒谎。”
马布利说：“古代法律从未荒谬到让公民去牺牲自己，把公益看得比自己的福利更重要。古代法律仅仅是号召公民，为了总的利益，暂时忘掉自己。”
还有另外一条原因，十分有助于仔细的观察家戒备我们大部分谈论美德和献身精神的饶舌家的伪善说教，那就是：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好心肠的人，就有成千个把自己所装出的美好感情变成手艺和商品者。他们为献身和牺牲高设祭坛，那只是因为他们自己要成为祭司；让我们把话直说了吧，他们为的是从受骗者那里收罗奉献的礼物。在这方面，他们使我们联想起贝尔①的祭司的故事。这些祭司一到夜间便从自己的秘密住所中出来，去偷食供献在神案前的佳肴。而这些精美菜肴就是人民出于轻信，不听那时哲学和理性的号召而供献于神像的案前的。哲学和理性号召人民说：
①贝尔（Bel）是古代美索波达米亚宗教中的主神之一。
“不要在你们的神像的祭坛上供献珍贵的祭物，
人民啊！不要把礼物送给比你们更富有的人。”
我希望，现在再没人来和我争论社会平等的原则了。假如某些民主主义者仍然敢于这样做，那他们就别再自称是卢梭和法国革命的继承者好了。国民公会早已用下面高度简洁的格言驳斥过他们：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西哀士在其权利宣言草案的下述段落，就曾合理地阐发了这句格言：
“两个人之间可以在能力上存在不平等，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可以在权利上不平等。
“社会法律的设立，绝不是为了使弱者更弱，强者更强，恰恰相反，而是为了保护弱者以抵御强者，保障他们获得全部权利。
“力量产生作用，而并不产生义务。压迫，绝不能成为压迫者的权利，受压迫也不能成为被压迫者的义务。解放永远是一种权利，甚至还是一种紧迫的义务。
“按自然状态，人没有权利加害别人，因而也没有权利拥有剩余的东西，而使别人得不到必需的东西。
“人们需要设想一种协定、一种法律上的认可，以便能够赋予所有权一词象我们在自己的政治社会中所通常给予的全部的广泛含义。”
这个问题，卢梭已经通过《社会契约论》的下述卓越的公式加以解决了。
卢梭说：“基本契约是以道德的平等①和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来代替自然界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体质上的不平等。如果说，人们也许在体力上与才能上是不平等的，那末，他们在契约上和权利上则是平等的。”
①在让·雅克笔下，“道德平等”的说法，在我看来，与匀称的观念完全符合，而共产主义者就是把这个匀称观念同社会平等这一公式联系在一起的。——原注
关于这一点，在本章已经谈够了；不平等已经败北。
至于公有制原则，它本身就概括了我们全部的根本法，当然它合乎逻辑地导源于社会平等原则，而社会平等原则只有公有制才能加以实现。对于这一点，本著作中的主体部分比我刚才的全部推论还会显示得更清楚一些。下一章我就开始写这个部分。
《公有法典》
泰·德萨米著 黄建华； 姜亚洲译
第三章 分配法和经济法
“纵使今天所有愿望都得到满足，在公有制未把邪恶的欲念压下去以前，明天谁也得不到幸福的。”
——贺拉斯
我在上一章已经证实，人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因而在事实上也应该平等。但不是象给士兵、贫穷的病人①分配和囚犯口粮那样向公民实行定量分配的那愚蠢的卑微的平等，而是自由的、慷慨的、合理的平等。这种平等提高和开阔我们的思想，密切我们的感情并使所有心灵都融会到感激和共同欢乐的永恒感情之中。然而，我们已经说过，这种真正的平等只有伴随公有制而实现。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是使这种公有制社会和谐运转的最适当和最有效的手段。这种社会该会有一天给所有人提供唯一真正可贵的福利：健康、和平与安全，而由此必然产生道德并随之而带来幸福！
①去年12月，《独立杂志》曾把军队、收容院、监狱作为公有制组织的成分。至于我们，则竭力避免拿这种带有野蛮和不道德的印记的机构作为我们的制度的模式。公有制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迅速地完全消灭这类机构。然而这些机构本身却确凿证明我们的经济原则和我们团结一致的学说的力量。无疑，《独立杂志》就是从后一意义来论述的。——原注
为了使一切事情都在良好的秩序中进行，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把庞大的民族集团或社会集团划分成许多个公社，这些公社所拥有的土地尽可能相等、整齐和连成一起。所有这些小公社，互相联系起来，组成联合社或公社系统，依照地理状况和地区性质而定。这样，由一定数量的公社构成一个省，由一定数量的省构成一个共和国，最后，所有各个不同的共和国合起来构成一个伟大的全人类共同体。
当这一过程完成后，就要谈到向公民提供住宅的问题了。
从以上所述，读者可能以为我的主张是维持首都、省会、市镇或者乡、村等的原则，一句话，维持全部旧的地区等级。这和我的想法相距太远了。我深信，甚至不值得为此进行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由我们的根本法中的一项法律（平等法）所解决了。在公有制中，只能存在公社。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教育怎么能变得彻底统一呢（我是从广义的角度来了解教育一词的）？怎么能实行那种完全一致的风俗习惯，那种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苦乐与共、全部意愿相同的密切统一呢？怎么能使目前所称呼的城市人和乡下人这种名称消失呢？最后怎么能利用儿童的积极性而不致强迫他们从事所谓世袭的职业呢？
卢梭在他的著作的很多地方都曾经表示坚决反对大城市和首都；在这方面，他和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如费尼隆、马布利、爱尔维修等的意见是一致的。
然而，谁也不曾比尊敬的邦纳罗蒂以更大的魄力和远见来谴责这种糟糕的制度了。让我们来听听他有关这个问题的明智的见解吧：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大城市的存在是公众不安的表征，是公民骚动的必然的前兆。大地主、大资本家和富商大贾成为城市的核心。在此核心的周围开始集聚着许许多多靠他们为生的人，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满足他们的需要，迎合他们的口味，迁就他们的任性，激发他们的恶习。
“一个城市的人口愈多，其中仆役，伤风败俗的女人、饥肠辘辘的作家、诗人、音乐家、画家①、谋士、演员、舞蹈家、教士、撮合人、小偷以及各种各类的丑角也愈多。
①邦纳罗蒂并非咒骂以上四种职业本身；他指的是不平等制度使这四种职业趋于腐化和堕落的情况。——原注
“豪华的宫殿、宽广的花园、富丽的陈设、华丽的车马、众多的仆役、熙熙攘攘的客厅，这些都是所谓大城市的装饰品；这些东西对于那些受其诱惑的人们的心灵发生有害的影响。一方面，这些东西加强了其拥有者的高傲心理，使他们把不拥有这些东西的人都看作仇敌。因为嫉妒和贫困经常在推动没有这些东西的人从拥有者手里夺过这一切，并为自己所遭受的屈辱和贫困而报仇雪恨。另一方面，那些丧失了这些东西的人，或者由于贪欲和憎恨而堕落，或者竟沦为卑鄙下流的人，成了野心和暴虐的支柱。所有这一切，不论对于享受这些东西的人来说，或者对于希望得到这些东西的人来说，都成了真正的祸害。因为在某些人感受烦恼和猜疑之苦的时候，另一些人则因为渴求虚幻的财富而备受折磨；在他们看来，这些财富正由更幸运者占据着。
“在大城市里寻求享乐、奢华和荣誉的人可以不用劳动；他们已把自然赋予每个人的那份劳动推给别人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仍留在田间劳动的人的任务便超出了自然的限度。农业劳动和必需的工艺劳动对他们来说变得更加繁重和艰苦。祸害日益深重，竟至使农民和工人的地位降到几乎与苦役犯人的地位相差不多，最后，这种地位竟变成耻辱，为大家所抛弃。于是，每个农民都把自己的目光转向大城市，一有可能就奔往那里去寻求财富，因为财富的魅力被他们的想象夸大了。既然干出了蠢事，沦落在城市中，就必须在那里生活下去。榜样是诱人的；大伙都在掩盖罪恶以逃避谴责；情欲激发了起来；从前看来令人厌恶的事情逐渐成了好风度和有本领的标志。人们很快宁要金钱和捧场而不爱义务和美德。圆滑和随机应变促使人们变成伪君子、撒谎者和骗子手。如果时来运转，人们会达到这样境地：虽然得不到幸福，但可显出幸福的样子，也就成为一大群冒失者的追求目标，这些人从失算和幻想之路迎着不幸走去。
“然而，由于财富、享乐和放荡生活的吸引，许多竞争者汇集于大城市，这些人的数目激增，以至于其中的大多数，仅靠微薄的工资度日，被荒淫无度的生活弄得精疲力竭，还拖着沉重的儿女负担，便汇聚到凡有大城市之处都可见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广大不幸者的行列中去。
“既然农业和必需的工艺是社会的真正养育者，那末，人们就自然要在从事这些工作的地方生活，他们或是耕种土地或是给耕作者提供便利和舒适。
“国家的巨大规模、管理的集中化、庞大的捐税、公债、过高的薪俸和宫廷的奢侈浮华，又在那不平等的直接结果的祸害之上，增加与这些大城市有密切关系的其他许许多多的祸害。在这些大城市中，照卢梭的说法，妇女不再相信名誉，而男子则不再相信道德。
“这种人口拥挤的现象愈是显著，他们的财富和生活条件的不平等现象亦便愈大，而且因为随着不平等现象的增长，公众的不安和不满亦在增长。所以凡是发生这种拥挤现象的地方，便愈加存在纠纷和动荡的根源；也正是在这些地方要克服更多的障碍，才能确立真正的自由。
“通常人们总是抱怨教士的欺骗，抱怨军人的专横，抱怨廷臣的口是心非，抱怨奸细的背信弃义。其实他们倒应该抱怨使这一切成为必然的骇人听闻的不平等。风俗、制度和法律迫使这许许多多人彼此嫉妒、互相仇恨和互相角逐，怎么能够奢望不通过欺骗和恫吓而使他们彼此间保持表面的和平呢？
“这些由不平等而诞生的首都，那里正在酝酿着革命的因素。这些首都曾那么多次地作过暴政的工具，却有时也成为自由的发祥地。假如明智的人们能够指导那里的运动，并接着懂得消除过分拥挤和臃肿的现象，这些城市便会切实地有助于确立真正的秩序。”
我晓得，在公有制度下，用不着担心这种令人厌恶的混乱。但是，我仍然坚持认为，只要稍为放任竞争，那也是不审慎的。因而，无论什么事情都绝对不应该违背原则。
1837年出版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作者最初曾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城市和首都制度。现在，卡贝先生似乎已不那么重视这种等级形式了。在该书第二版（修道院街11号玛莱书店出售）序言中，他同意可建立有城市的公有制或无城市的公有制，等等。毫无疑义，卡贝先生对自己著作的其他若干论点，经过重新研究后，也会在第三版中赶快加以改正的，因为卡贝先生同那些心胸狭窄、虚荣心很重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那些人，即使已经知道有更好的答案，也还是犹豫而不愿放弃自己最初的成见的。就这一点来说，没有谁比我更尊重卡贝先生的聪明才智的了。
关于我所提出的新组织形式同社会和政治的统一相结合的办法，我将在我的著作的政治部分中加以明确阐述。
但是，在这里出现一个新的问题：
“每个公社的规模及其居民的人数将如何呢？”纵然人口数量会有所变动，纵然它以后必然会不断地发生变化，纵然在这方面的差错实质上并不影响我们的制度的基本原则，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仍然是值得加以考虑的。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认为有两点缺陷必须避免，即：规模庞大和僻远孤单。一方面，我感到，在过分小的公社①中，兄弟般的竞赛，对共和的热情，对艺术、科学、技艺的爱好，总之一句话，一切高尚欲念都会在发展上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我也考虑到，公社人口过多，则会成为对妥善管理、妥善进行工作、特别是进行农业劳动的一种障碍。此外，在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还会带来一些更严重的不方便。因此，我认为应该暂时把人数定为一万人。这个问题既已确定，关于公社面积大小的问题，只不过是测量土地的手续罢了。
①我认为，卢梭、邦纳罗蒂等在自己的批判中过于把这个问题绝对化了。他们由于大城市的种种缺陷引起忧虑，而竟陷于相反的极端。看来，他们是想建设一种纯乡村式的世界。这些有德行的公民对城市提出的最严厉的谴责，那就是认为城市永远是卑劣行为和暴政的藏污纳垢之所，因为富人和穷人都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来，而且前者在此处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易于把后者变成自己的奸细，变成自己的狗腿子！这种论点用以反对渗透私有制原则的社会秩序，今天还是十分有说服力的。但是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