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集团前ceo:桑迪·韦尔自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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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内心有很强的反对意见。我不能理解埃德蒙怎么能融入美国运通的文化。美国运通很让我适应了一阵，而我知道埃德蒙与吉姆的风格南辕北辙。收购埃德蒙·萨夫拉的公司将使他成为美国运通最大的股东，拥有大约3％的股权，如果与埃德蒙的关系出现问题的话，我知道那将是令美国运通头痛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吉姆是否明白萨夫拉的银行资产所蕴含的潜在信用风险。仅仅一年前，墨西哥就对其国家债务违约，并引起严重的国际银行危机，至今仍有影响。我只能怀疑埃德蒙对出售公司突然感兴趣与他看到公司资产的风险有关。
这一次，我少有地感到不好意思说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因为吉姆明白表现出对收购萨夫拉的极大兴趣。我所能做的只能是默默暗示吉姆小心不要承担太多信用风险，考虑只收购那家瑞士的银行，而不要同时收购利宝银行。事实将会证明，对利宝银行的收购因为另一个原因遭遇了障碍：美国运通没有美国国内的银行执照，从法律上讲，它必须用一种创造性的办法来收购那家纽约银行。美国运通最终选择把利宝银行排除在收购之外，只收购了瑞士的贸易发展银行。
对贸易发展银行的收购即将完成时，出乎意料的消息传到美国运通大楼：阿？·威宣布辞去总裁职务。威在公司一直像离水的鱼，保持着异常的低调，因此没人认为他的离任是一个损失。另一方面，即使我曾打算对贸易发展银行收购提出更多的认真反对意见，这一消息也使我永远闭嘴。成为美国运通无可争议的二把手的想法诱惑着我，我不想在这个突然降临的机会面前为自己设置障碍。
我知道吉姆将不得不在卢·加斯特纳和我之间做出艰难选择来填补总裁的空缺。加斯特纳在公司里游刃有余，似乎对它的权力斗争非常自如：并且，他控制着美国运通的旗舰业务。比较而言，我更擅长于财务和风险管理。很难说即将达成的贸易发展银行收购在吉姆的决策中占多大分量，但彼得特意告诉我，他向罗宾逊建议，要想与萨夫拉达成交易，应该任命我为总裁。彼得指出埃德蒙从未见过加斯特纳，如果他不认识美国运通的最高管理人员，很有可能不愿意出售他的公司。
吉姆确实提升了我，但有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要想获得新职务，我必须辞去希尔森的CEO。事情发展得很快，但我从未想象过为了在美国运通的管理阶梯上向上爬，我必须放弃对希尔森的控制权。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我为即将成为堪称美国企业领袖的美国运通公司的总裁而欣喜若狂。然而，琼妮和我的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反对我放弃权力基础。我认为可以继续依赖彼得，但有人指出一旦我放弃CEO职务，他的忠诚将持续不了15秒钟。我天真地批评我的朋友太尖刻，获得管理美国运通的权力比继续管理希尔森更重要。
1983年1月17日，美国运通公布了两项头条新闻：以5。5亿美元收购贸易发展银行以及我升任总裁。
这次升职起初令我感觉良好。我还记得看着印有“美国运通公司总裁”字样的名片时想到我终于爬到了企业世界的塔尖。我感激吉姆支持了我。我怀疑老霍华德·克拉克和其他守旧的董事会成员并不支持提升我，而是偏爱更加保守的加斯特纳。这一次，吉姆在董事会面前显示了真正的领导气魄。
如果吉姆能这样面对他的管理人员就好了！我立即认识到，对于我的提升，吉姆必须安抚加斯特纳和彼得。由于我升任总裁，吉姆坚持让我把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位子让给加斯特纳。指望总裁等同于真正或事实上的首席营运官角色的想法被立即打破。卢和彼特都拒绝了吉姆提出的让他们在我手下工作的想法。
加斯特纳对我的提升的反应是更加专注于他的旅行相关服务公司的内部事务。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抵制真正的协调合作，很明显，他知道建立权力基础是最佳的长期战略。彼得也似乎要求独立。我一退出在希尔森的CEO办公室，彼得就立即进驻我在世界贸易中心顶端的带壁炉的老窝。表面上，他为了显示对我的尊敬在壁炉前放置了一双超大号的鞋子，以提醒他我的非凡成就，还送给我王冠和权杖，说我仍然是“国王”。但从那一天开始，彼得就一直与我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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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头衔上的光环逐渐消失，我意识到我的提升是空的。我获得了一个漂亮的头衔，但失去了对希尔森的控制。很快我就知道彼得要彻底证明他的独立。同时我开始明白，我不得不与吉姆和埃德蒙分享彼得的忠诚。除去对彼得的感情之外，我还因为没有表达对贸易发展银行收购的反对而感到惭愧。我很烦恼，我太想要总裁职位了，以至于我放弃了思想，向政治利益妥协。
1983年春天，我开始感到被放逐了。或许我得到了渴望已久的总裁头衔，但我在公司里的职责和权力基本上被架空了。除了一些财务管理人员以外，我只有手下相对很少的述职人员。我的空余时间也太多了，这令我很不习惯。在寻找让自己忙碌的机会的过程中，我在这一时期找到了一线希望：我发现了为非营利组织工作的乐趣。尤其是，我认识到美国运通可以为许多公益事业贡献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本。我们的一位董事，前财政部副部长鲍勃·罗萨（Bob Roosa），邀请我加入卡内基音乐厅董事会。这座著名的音乐厅已陷入绝境，正在绝望地筹集资金以重建往日辉煌。我愉快地接受了罗萨的提名，开始了与音乐厅的情感历程，它在以后会逐渐加深，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大约在同时，1983年，我还致力于成立国家学术基金会。多年来，我一直认为纽约市的人才储备无法支持证券业的发展。证券公司越来越多地把营运业务转移到纽约意外，因为太少的人愿意做后台办公室的初级工作。一天驾车穿过城市的时候，我注意到大量高中生年纪的孩子无所事事地坐在街角，突然想到纽约的公立学校系统需要一个职业培训计划，这或许能帮助纽约的人才储备更好地满足本地公司的需求。
这一想法促使我成立了国家学术基金会。我们设计了一套能够把高中生训练成从事初级金融服务岗位的人才的课程，然后开始寻求资金和在公立学校中的推广这一课程。起初，教师工会坚决不支持这一计划，喋喋不休地谈论资历，提出应该由教师参与这一计划。不过，我最终找到了纽约市的中学教育长官，使他支持这一新的职业培训理念。
作为一家大型的热心公益的组织，美国运通是支持国家学术基金会发展的完美平台。这一计划需要大量资金来培训教师和开展合适的课程，而我们公司为这一计划提供支持相对容易。我第一次感到为一个值得的理想付出专心努力，为了实现某种重要的东西而让一家公司置身于公共事业，并运用我的商业技能实现这一理想所带来的自豪和满足。那时，我或许为我在美国运通的空头职位感到越来越大的失落，但国家学术基金会和我不久之后对卡内基音乐厅事务的更多参与成为这一时期的闪光点。不过，慈善事业并不足以满足我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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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充满了大大小小的讽刺。我与美国运通签订的断绝协议为我在中城的西格拉姆大厦提供了一个办公地点，我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就去那里建立了我的新办公室。我到那里时，惊奇地在门上看到另一个人的名字，老约翰·勒布。我们收购勒布…罗德斯公司时曾承诺为约翰提供终身的办公地点，美国运通收购希尔森之后继续承担了这一义务。于是，现在我与这位多年来让我充满敬畏的83岁高龄的著名金融家分享着同一个办公地点。
那一刻我心中的某一处下沉了。或许我离开美国运通时已经有了充足的财富，可以享受安逸的退休生活，但虽然已经52岁，我却不愿意就这样销声匿迹。我对我的同事们鼓吹了多年，那就是我们的公司须不断向前，否则就会衰退，这一点对我同样适用。“我热爱工作，并且我已经证明了我知道如何建立一家成功的企业，”我对自己说。“我要找到重新发挥作用的方式。”
办公室的装修非常舒适。这套房间面对公园大道，有一个小型接待区，后面是一条走廊，通向五间办公室、一间会议室和一个储藏室。美国运通同意为我支付几个月的员工支出，并且，幸运的是，我的秘书和两名专业助理阿里森·福尔斯（Allison Falls）和杰米·迪蒙愿意跟着我。他们的忠诚意义非凡，因为他们都放弃了在一家大公司的有前途的职业，跟着我走向完全未知的未来。
杰米的牺牲尤其大，显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忠诚。他只有29岁，刚刚结婚，愿意拿未来冒险。我建议他不要辞职，提醒他我有足够多的钱而他的职业生涯才刚开始。“你不会愿意与某个没有工作的人一起工作，”我说。“回去跟吉姆·罗宾逊要一个美国运通的新职位，只要我找到新的机会，就会把你要回来。”
但杰米已经打定了主意，坚决拒绝考虑我的建议。我最终妥协了，告诉他我会支付他每年10万美元。他不愿意我为了他把钱掏光，但我提醒他，他需要吃饭。而且，美国运通会暂时支付这部分成本。
杰米1982年成为我的全职执行助理，在给他这份工作前，我已认识了他几年。他的父亲和祖父在希尔森汉米尔公司工作多年，琼妮和我在收购希尔森之后不久就与他的父母熟识。泰德和西米斯·迪蒙很快在我们在格林威治的家附近买了一座乡村别墅，我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琼妮和我喜欢的一点是泰德看上去不像典型的股票经纪人，他非常有智慧，而且很会拉小提琴，西米斯则热情且从不装腔作势。杰米那时在塔夫茨大学读书，1976年，我在他大二的暑假在希尔森给了他一份暑期工作。他在格林威治与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个周末，与杰西卡和马克一起玩。
杰米天生聪慧，相对于他的小小年纪尤其自信。那年夏天，我让他进入了一个彼得·科恩管辖的财务部门，参与我们的第一个大预算项目。到今天我还记得，我坐在后院里骄傲地说我们的分析显示我们的所有分支机构都是盈利的。“不，不是的，”他大声说。“你们的分析是有缺陷的。波特兰根本不赚钱；西雅图也是。”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但我非常喜欢他自信地说出想法的样子，甚至有勇气质疑那些领导他的专业人士的工作。
从塔夫茨大学毕业后，杰米当了两年的管理顾问，之后进入哈佛商学院读MBA。在剑桥市的第一年，杰米请我为他的同学讲课。我有一段时间没见他了，很明显他变成熟了。他再也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孩子，而变成一个突然对生活严肃起来的沉着的学者。
他把我介绍给他富有魅力的同学兼未婚妻朱迪，我后来知道朱迪正在参与希尔森委托的一个特别项目，该项目请学生提出战略建议。朱迪的小组后来来到纽约向我们建议与美国运通合并。那时是1981年，我们实际上刚开始讨论与美国运通合并的想法。奇怪的是这帮年轻的学生竟能达成与我们资深的管理团队同样的见解。我对于杰米找到了一个明显很有头脑的结婚对象感到高兴。
在杰米即将毕业的时候，他打电话来告诉我他拿到的工作邀请并询问我的建议。他正在莱曼兄弟、摩根士丹利和高盛（Goldman Sachs）之间犹豫不决。我尽最大的努力把他往正确的方向引导，一周后，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决定去高盛，他在前一个夏天曾去那里工作。不过，这时我对杰米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想法。“在你决定之前，让我问你几个问题，”我说。“金钱对你有多重要？你愿意做一些能够加快并拓宽你的学习过程的事吗？”
我立即引起了杰米的兴趣，并提出我的建议：“我不能给你世界上最多的钱，但我在美国运通有一个工作给你，我需要你帮助我了解这家公司的业务。你能够成为我的执行助理，我们可以一起学习。这将是一种无价的经验。你会考虑吗？”杰米激动地回答：“啊，这可是完全不同的机会。”然后我们立即开始讨论细节。我支付的薪水比高盛的少三分之一，然而杰米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未来放在我这里，接受了这份工作。
杰米在1982年夏天来为我工作，再一次以他的成熟打动了我。他很快开始在大量困难的项目上提供帮助。我从来不是一个好老师，至少在正式的意义上，更喜欢把我的员工逼入生死境地。杰米很快就学会了与人合作和解决问题，而且经常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他学得很快，很快就学会了金融语言，能够以一种权威与其他职员说话。
他参与了新总部大楼的谈判，帮助我重新调整公司的投资，并解决了复杂的税务问题。后来，杰米帮助我进行收购投资者多样化服务公司的谈判，并想出重建菲尔曼基金的办法。我们共事得越多，我就越欣赏杰米深刻的头脑和学习大量金融知识的能力。他很快学会了在人群中生存并在美国运通的管理人员面前坚守自己的立场，与此同时显示出强大的政治本能。
我很喜欢与杰米一起工作，并且感到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不错。杰米努力了解我的原则和思维方法，以至于他能够经常帮我说完一句话。我辞去美国运通总裁职务时，杰米已经超出他的年纪对这个行业有了惊人的了解。当我离开时，我在心里为杰米决定把赌注下在我身上感到窃喜。在公园大道的新办公室中的孤独感也不那么强烈了，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学生跟着我，他能分担我的恐惧也能分享我的宏伟理想。
我们1985年7月搬进新办公室时，我收到了朋友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