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发现之考古·中国-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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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来到额济纳的科兹洛夫在寻找黑水城的遗址时，被当地牧民一次次地拒绝。他们心里清楚：一批批来这里的所谓探险者最终目的就是要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归为己有，这一点在土尔扈特人看来是极不道德的。
据说有备而来的科兹洛夫找到了当地的蒙古王爷达西。被诱惑了的达西王爷不但为科兹洛夫提供了前往黑水城的路线，而且还加派了向导。
距古城西墙四百米的大佛塔
科兹洛夫终于来到了梦幻般的黑水城，后来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心情……”
据科兹洛夫本人记载，1908年初春，他第一次步入黑水城，在城内的街区、寺庙遗址上很轻易就挖出了十多箱包括绢质佛画、钱币、妇女用品等文物。
这些文物科兹洛夫当时经由蒙古驿站运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后，他离开了黑水城。当这批文物被运到俄罗斯，文物中那些没有人认识的文字和造型独特的佛像让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地理学会当即做出决定：科兹洛夫探险队放弃原计划深入四川考察的行动，立即返回黑水城，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人力、物力对黑水城展开更大规模的挖掘。
黑水城
1909年6月，仅用了9天时间就从青海重返黑水城的科兹洛夫，对黑水城展开了一次大规模挖掘。
由于在城区内收获不大，科兹洛夫便将目光投向了城外。一座距古城西墙约400米、位于干河床右岸的大佛塔，成为了他首先猎取的目标。当这座佛塔被打开后，科兹洛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无法用金银财宝去衡量的历史博物馆。
正是这座后来被科兹洛夫称之为“伟大的塔”的佛塔内丰富的文物，为之后揭开西夏的历史之谜提供了详实的文献史料，从而也催生了一门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
当年尝到甜头的科兹洛夫自从发现了“伟大的塔”后，挖掘行为变得更加野蛮，几乎是见塔就挖。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旅游局局长纳森：“黑城周围就这一带，他应该是挖掉了三十多座塔。他把黑城周围70——80％的塔几乎是都毁了。”
从1909年6月12日开始，经过9天的掠夺式挖掘后，科兹洛夫怀着从没有过的满足感，最后，驭着从数量上到质量上都比第一次挖掘更为丰厚的文物、文献悄悄地离开了黑水城。
科兹洛夫因为黑水城文物的发掘而蜚声海内外
据说科兹洛夫当年除把能运走的运走外，一些大件不便运走的就近埋在了古城的周围，但究竟埋在什么位置，埋了多少至今还是个谜。
来自黑水城的文物当年在俄罗斯存放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因为没有人识别西夏文，俄国人并不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
转机出现在1909年，俄国著名汉学家伊凤阁教授，在成堆杂乱的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一本西夏文、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一本西夏人和汉人相互学习对照语言文字的工具书。至此，俄罗斯的学者们才明白，原来科兹洛夫两次用骆驼驮来的是中国中古时期西夏王朝190年的历史。
科兹洛夫因为黑水城文物的挖掘而蜚声海内外，使他从此在考古界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当年，科兹洛夫曾在沙皇居住的夏宫向尼古拉二世用幻灯展示了他在黑水城的伟大发现，尔后又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首次向世人展出了他们辉煌的战果。
圣彼得堡博物馆藏有大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物
就在那次参观展出的人群中，一位美国人被深深的吸引了，他就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
继华尔纳之后，日本人也介入了对黑水城的文物掠夺，情况如何他们秘而不宣。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对黑水城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察。特别是1983年至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历时3个多月对早已是千疮百孔的黑水城做了首次全面的发掘考察。
据记载，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在黑水城的两次挖掘中，共清理出西夏文献3000多页，但大多以残页为主，这和当年的科兹洛夫相比，那是无法同日而语的。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当中国西夏学者第一次站的东方研究所内，站在黑水古城被盗文物、文献面前时，他们的心颤栗了！
这里有西夏文文献8000多个编号，其中不同版本的佛经近千种。
这还不是它的全部，在距离东方研究所不远处同一条街上的圣彼得堡博物馆内，同样藏有黑水古城出土的大量西夏时期的雕塑、壁画、唐卡、绘画等珍贵文物。
1992年，史金波先生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与俄方接洽，联系出版事宜，合作协议于1993年达成。
此时的中国学者们清楚，他们所能做的只有利用有限的时间和难得的机遇，全力以赴地完成好这项历史工程。
在前后4次累积约一年的时间里，专家学者们整理登记、拍摄了差不多3/4的俄藏黑水文献，这些大都是极有价值的精品。截止到目前，已编辑出版了11册《俄藏黑水城文献》，其他的仍在整理、编辑之中。
第四部 发现传奇
亚洲腹地的金字塔（二）
这片黄土丘当地的老百姓一直称它为昊王坟
1970年的初春，一位陕西考古工作者乘车经宁夏前往内蒙阿拉善的途中，看到距银川市不远的贺兰山下，分布着一片高低不同的黄色土丘，这一信息当年并未引起宁夏考古界的重视。
这片黄土丘，当地的老百姓一直称它为昊王坟，老百姓所说的昊王坟的“昊”字就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昊”。许多年来，就这片陵墓群的归属，史学界和考古界从没有过明确的定论。
1971年冬天，宁夏驻军某部为完成战备训练任务，在陵区内开挖战壕，当挖到地下一米多深时，翻出了不少刻有奇怪文字的残碑碎片。宁夏博物馆考古工作队的队长钟侃带人赶到现场，当看到那一块块残碑上的文字时，钟侃震惊了，这是早已消失在历史中的西夏文字啊。
石碑上刻的是早已消失在历史中的西夏文字
出于慎重，当年宁夏考古工作队迅速组织人马开赴陵区，对这片陵墓群进行了有史以来首次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在战士们曾挖出残碑的周围，他们很快寻找到了1775块刻有西夏文字的残碑片。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精心拼对，一个由16个字组成的残碑，最终成为揭开这片陵墓群神秘面纱的物证，通过分析、考证，最终确认这片陵墓群就是早已消失在中国历史中西夏王朝的陵园。这是1972年的8月，此时距西夏王朝的灭亡已过去了整整743年。
据《宁夏嘉靖新志》记载：贺兰山下西夏王陵的建造形制是仿河南巩县宋陵而作……。但在之后的整个挖掘考察过程中，却揭示出了与宋陵越来越不相同的内容，这就如西夏文字，初看像汉字，细看一个不认识。
这是一片气势恢弘的陵墓建筑群
当年在对西夏王陵的发掘清理中，最早出土的是三尊面目恐怖的石刻雕塑。
此类石雕在国内属首次发现，当时并不清楚它们最初的作用与功能。之后，随着发掘清理范围的扩大，出土数量的增多，其中一尊石雕上出现的西夏文字才道破了天机。原来这是承载石碑刻文的人像石碑座，也叫碑雏。
大概涉足过西夏王陵的人都有过这种感觉，那些被称为陵的黄土包和平时见到的坟丘没什么两样，只是显得高大一些而已。其实不然，根据专家考证，它原本的形制并非如此，而是一个个挂满琉璃的宝塔式建筑，名为陵台，又称封土，属陵城内的主体部分。
当年在对西夏王陵的发掘清理中，最早出土的是三尊面目恐怖的石刻雕塑
传统的丧葬习俗一般墓穴应当是在封土的正下方。可西夏王陵的墓穴并非置于封土之下，而是远在封土正前方。
西夏王陵的基本形制和宋陵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西夏王陵内的地面建筑大多都是塔式风格，这与中原地区的唐陵、宋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西夏王陵的陵台不居中，偏离陵园的中轴线，位于陵城的西北角。
西夏王陵的地面建筑大多是塔式建筑
就西夏王陵主体建筑偏离中轴线的现象，专家们有多种说法，多数认为我国古代许多游牧民族崇奉萨满教，他们认为：中间乃“神灵”之位，人应当有所避讳。即便是君主以及他死后的陵墓也不能占据正中，因为那是主神的方位。
但也有人推测西夏王朝起源于西北，又强盛于西北，在它看来，西北是吉祥之地，所以它的陵台偏向西北角有图吉祥之意。但到底哪种说法更准确，目前意见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皇家陵园的石像生自东汉创制以来，其位置均列于陵园正门外的神道两侧，成夹道之势。但早已随着陵园的毁坏而消失的西夏王陵石像生，根据发掘的痕迹表明，初建时则全部摆放在陵城内，这更为唐陵、宋陵所不见。
1977年起人们开始发掘这座可能没有遭到盗墓的陵寝
就目前发掘的情况看，西夏王陵的陵寝墓室均是人为掏制的土洞墓穴，无一砖石结构。更令人不解的是在他们简陋的墓室内很少发现有贵重的陪葬品。
在对西夏王陵的整个挖掘清理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一直有个从未实现过的心愿，那就是希望能打开一个完全没被盗掘过的陵墓。
1977年的2月，机会来了。他们怀着这个心愿将目光聚焦在了陵区内的这座陪葬墓上。
镏金铜牛
七个月后当墓门终于被打开，突然出现在墓室斜角的盗洞，一下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失望了，这仍然是一座没能逃脱劫难的墓。心灰意冷的考古人员只得进行一些常规的清理工作，可几天后奇迹出现了，一尊造形精美的鎏金铜牛从黄土和沙石中慢慢地显露出它的原型。
这尊已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的鎏金铜牛身长1。2米，体重188公斤，通体鎏金，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在国内属首次发现，是一件无可置疑的国宝级文物。
与鎏金铜牛一起重见天日的还有一件与铜牛大小相近的石马。
2000年5月，考古人员在对编号为3号陵的陵城东南角进行清理时，在地下50厘米处发现了一个直径10多厘米、具有佛像特征的实心灰陶佛头。
与铜牛同时出土的石马
当年9月，地面清理转移到了该陵的东门，就在这里，一个大体完整、带有翅膀、造型独特的佛像被清了出来。当时在场的宁夏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杜玉冰女士根据自己学术上的积累，确认此物名为“迦陵频伽”。
“迦陵频伽”作为建筑构件出现在西夏王陵，说明唐宋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许多被赋予神的化身的崇拜物已走出佛经故事，作为一种艺术题材被广泛应用。
在国内的其他一些王陵，墓葬的归属大都各有所主，但西夏陵却不然。
随着考古工作者对西夏王陵发掘的深入，明显感觉到王陵的被损程度是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破坏行为所造成的。专家分析，不管是从时间、地域，还是历史条件上都极有可能是蒙古大军所为。
西夏王陵就像整个西夏历史一样是个残卷
史料记载，六征西夏的蒙古铁骑曾三次到达贺兰山下，西夏王陵是途经西夏国都兴庆府的必经之地。另外成吉思汗死于征讨西夏的战争期间，这也可能是给西夏王陵带来毁灭性灾难的重要原因。
据史料记载，西夏共传位十帝，除最后一任献城投降的晛帝被蒙古军队带到成吉思汗的出生地萨里川祭杀外，其他九位加上开国帝王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都葬在了贺兰山下的皇家陵园。如果是这样，西夏陵区内就应当有11座帝陵才能对号入座。但截至目前只发现了九座。有专家认为第八代、第九代帝王均死于1226年成吉思汗围攻西夏的战乱时期，此时正值国家危难，顾不上造陵。但有的专家对此说法持不同看法。
那么两座找不到踪影的帝王陵到底哪里去了？这也许永远是个历史之谜。
第四部 发现传奇
亚洲腹地的金字塔（三）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人是我国古羌族的一支，祖先原居住在今天的四川、西藏等省区的黄河九曲之地。他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属游牧民族。公元629年以后，党项族所属的八个部落先后接受招安，归顺了大唐王朝，受封于今天四川西部的松潘一带。
唐朝初年，西藏吐蕃王朝进入了强盛的松赞干布时代，松赞干布完成了青藏高原各部落的统一后，开始了强有力的军事扩张。党项人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基地。最后在唐朝的准许和安排下，终于落脚在了陕北横山一带的无定河流域。
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的改变，使他们由游牧文化逐渐过渡到了农牧并重的文化。
唐朝末年，随着大唐帝国国运的山河日下，雄踞在横山以北夏州、党项族中的拓跋氏凭着部落实力的日益强大，发展成为在陕北地区拥有地方武装的党项羌酋。
这里曾是党项人形成地方割据势力的根据地，也是西夏初创时期的中心地带
公元881年，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在配合李唐王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中作战有功，被赐姓李，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从此形成了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
公元982年，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唐朝潘镇势力割据的历史教训，开始着手削潘。时任夏州第九任定难军节度使的党项人李继捧被迫入宋献出五州，并被宋朝赐“赵”姓。
就在李继捧入宋献地之时，他19岁的堂弟李继迁却逃出已归顺北宋的银州城，叛宋自立，拉开了与北宋王朝的战争序幕。
李继迁，迅速将战略眼光投向了夏州以北近200公里的灵州，也就是今天的宁夏灵武市。历史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