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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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萨拉们的最终选择还能给中国企业带来些许欣慰，因为全球化是萨拉们不得不接受的一种生活。但是我们必须设想，只有有一天，中国企业通过质量、口碑、品牌真正赢得了萨拉们的心，目前让中国企业生不如死的反倾销、反补贴等等贸易障碍才会不攻自破，到那时中国企业也就真正成为世界全球市场的新贵。因此，对当今的中国企业家而言，萨拉？邦焦尔尼的这本《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不失为一堂生动且具实践意义的客户体验读本。
引子（1）
2005年1月1日，全家开始了一场为期一年的抵制中国货运动。我们想试试看，不靠中国—这个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们得用多大的意志力和创造力才能活下去，甚至于到底能不能活下去。我知道，为了加速经济发展，中国需要像我们这样的消费者，可我们也真的需要它吗？
当时，我们对日后将要面临的局面，委实毫无头绪。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视机、DVD播放机、手机、鞋、衣服、灯具和运动器械生产地。全美进口的电视游戏和节日装饰用品，中国出产的大概占了95％；美国售卖的洋娃娃和填充布玩偶，基本上百分之百都产自中国—对像我们这样有年幼孩子的家庭，离开中国，简直太不方便了。
低工资、货币调控、政府补助，使得中国快速成长为世界日用品的头号生产地。一家中国工厂，只要有5万多名手脚麻利、精力充沛的员工，其产能之强，简直叫人觉得不可思议。由于中国的竞争，已经有200万美国人丢了工作，但面对中国销售来的产品，我们却还是克制不住要买的欲望。中美贸易逆差连续创下记录；到我家开始抵制行动的2005年，该数字增长了25％，达到了2016亿美元。
我们逃离“中国制造”的行动，以一连串的家庭琐事展开序幕。对我来说，抵制中国制造，意味着不断安抚我愤愤不平、想要造反的老公，外加屡次让小儿子的心愿落空。想买些诸如生日蜡烛和鞋子一类的寻常物件，也成了分外折磨人的事情。要是有什么东西坏了，立刻会引发小型危机。朋友和陌生人对我们的抵制行动看法多多，也乐意说出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些时候，抵制行动叫人头大，但更多的时候，它也很有趣。倒真被我料中了—这是一次历险。
此外，抵制行动还有些别的意义。多年来，我总是靠着一杯咖啡加一份《华尔街时报》，拉开美好一天的序幕。有关中国的报道，我总是认真阅读。身为一名商业记者，我总是竭尽全力，弄清自己写的报道反映了什么样的全球经济动向。可事实上，中国远在7000英里之外—太远了，看不到，也没感觉。抵制行动让我重新思考中国与我之间的距离。在死命把“中国”推出全家生活的过程中，我惊讶得眼珠子都快弹了出来—中国竟然已经靠得那么近了！
引子（2）
我开始把我在商业版上读到的“中国”，跟我在生活里接触到的“中国”联系到一起。读到中国纺织品泛滥全美，我就冲进商场翻检货架，亲眼看看它到底是真是假—是现实，还是全民偏执。在杂志上看到沃尔玛说减少了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我立刻动身前往附近的沃尔玛超市做调查，指望能逮到这位零售商在说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似乎突然之间变得真切、亲近起来。
我与中国之间的新联系，引出了“抵制中国”之前没料到的另一个好处—我变成了消费者。我开始留意自己所做的选择。较之数十年来在商场盲目地穿梭游弋，购物突然之间有了意义。这个转变，令我感到十分满意。到了年底，我琢磨起两个新问题来：没有中国的生活，我们能一直过下去吗？我们愿意这么做吗？
书中所写到的事件，全都是真的。书里的出场人物，就是我的家人。我们的故事，放到出离复杂、深奥且庞大的全球经济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但愿读者们能凭借我家的经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中国是怎样无声无息地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我们身为消费者所做的选择，是怎样造就了中国，还有我们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我一直觉得自己不过是全球经济中的一只小蚂蚁—现在还是这么想，但抵制活动令我看到了以前忽视的一些东西。放到世界范畴里，我是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但我仍在做出选择，而中国，既限制，又扩大了我的选择范围。我希望我们的故事，能让读者仔细看看自己到底能做哪些选择。
我回想起抵制活动刚开始时的片刻疑虑。或许，“中国制造”并没有遍布我家的每一个角落（虽说，在2004年圣诞节后的那个阴暗下午，情况好像正是那样）；或许，这一切无非是我的幻想；或许，我们根本不该冒这次险，毕竟，我们宁静的美国生活，跟地球对面的中国，到底能有多大关系呢？
答案很快就会揭晓：关系大着呢！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
在一个阴沉的星期一，我们把“中国”从家里请了出去。那时，圣诞节刚过两天，孩子们在楼上酣睡。当然，我说的“中国”，不是地球对面那个国家，而是所有标着“中国制造”的塑料制品、棉制品和金属制品。已经有的“中国”，我们留着，但我们打算再也不往家里添置新的了。
这倒不是中国的错。它用无数廉价玩具、器皿和鞋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欢声笑语。我有时候也担心美国流失的工作岗位，可在我家，价格便宜就是无上的美德。中国产品，让我们无力抵挡。但在这个阴沉的下午，我坐在沙发上，环顾节日后乱得一塌糊涂的家，后背猛然冒出一股不安的凉意来。照理说早就该注意到，可我直到此刻才发现—“中国”占领着我的家！
“中国”，在DVD播放机上散发着幽蓝的光；中国，在客厅一角圣诞树上垂下的灯泡和玻璃球上闪闪发亮；“中国”，在我脚下的条纹袜子上蹭得我脚痒痒；“中国”，躺在门口那一堆脏鞋上，透过红发洋娃娃的刺绣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世界，还用中国造的咀嚼玩具，逗弄着我家的狗；“中国”，从钢琴上摆放的台灯洒下一轮黄色的光晕。
我赶紧从沙发上起身，清点起圣诞节礼物来，并把它们分成两大类：中国，非中国。清点结果，中国，25；非中国，14。我想，儿童特别节目真该更新一下地理知识了。圣诞老人的小矮人们并不是在冰雪覆盖的北极作坊里干活，而是在远离咱家乡海岸至少7000英里的工厂里工作。圣诞节，孩子们一年到头盼星星盼月亮般盼来的一天，原来竟是个中国节—要是不算去教堂，或者看电视转播教皇做午夜大弥撒的那个钟头的话。如此细细琢磨一番，事情似乎已经失控了—突然之间，我想把“中国”给请出去。
想要彻底驱逐“中国”，为时已晚。要是把我们已经抬进家门的“中国制造”全扔了，我家也就差不多空了—就跟院子里那棵垂死柠檬树的干枯枝条一样，只有零零落落几片叶子。不光如此，丈夫凯文铁定会杀了我，虽然他是个很包容的男人，但也有底线。但我们还不是中国巨轮上的螺丝钉，至少现在还不是。我们可以不再往家里添置中国造，我们可以摆摆手说，不用了，谢谢你，家里的已经够多了。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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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一脸焦虑。
“我觉得不可能，”他边说边把客厅扫视了一番。“至少现在不行，你可别把孩子们也搅进来。”
他坐在沙发另一头，搅和着一杯中国茶，似乎还有点没回过劲来—为了帮儿子装配新的中国玩具火车，他一直忙活到了圣诞节凌晨。他脸色苍白，两天没刮的胡茬挂在双颊。我找了个空子，打破这片刻的安宁，把我的想法抛到他面前：从1月1日开始，整整一年，咱们抵制中国产品。
“中国玩具，中国电器，中国衣服，中国书，中国电视机，统统不要。”我说，“整整一年，什么都不用中国造的，看看行不行。这就是咱们的新年计划。”
他看着我，眼神儿迷离，咂了一口茶，转过头，视线落在客厅对面的空墙上。我本来指望能立马做通他的思想工作，但现在看来，得花上点儿工夫。
“就好像是玩躲猫猫，”我说，“只不过是反过来而已。”
凯文若有所思地扳起了手指头。他小时候是菲尔兹的狂热粉丝，为了看菲尔兹的电影，他会翘了下午的课，专门赶到洛杉矶市区外收看地方电视台。16岁，他高中休学一年，搬到阿拉斯加，在一个流动嘉年华找了份工作，做掷角子游戏的服务生，开旋转木马的是个蹲过牢房的江湖油子，教得凯文一嘴行话。后来凯文又搬回加州，上了社区大学，花了8年时间，学哲学，学体育，学木工。
凯文身体里流动的是叛逆的血。他老爹是个激进的政治煽动家，在学校组织工会，到了周末，就去安萨玻里哥沙漠裸奔玩儿。我盘算，要是能撩拨起凯文的叛逆神经，大概能动员他上我这条抵制船。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对他说，“咱们家连微波炉都没有，电视也才13寸。我们早就是公认的怪人了，朋友们都觉得像我们这么过日子是发疯，可我并不觉得生活少了什么。再加上个不用中国货，能有多难呢？”
凯文继续盯着墙。我继续怂恿。
“我们老是说，如今的美国，啥也不造了。”我一边说，一边挥了挥胳膊，“我们都说过100万次了。你也说过100万次了。难道你就不愿意亲眼看看这是真是假吗？”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3）
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磕在了马腿上。凯文扬起眉毛，撇了撇嘴，夸张地做出个愁眉苦脸的小丑表情。他张了张嘴，似乎是想说点什么，可眼睛还是没看我。我听见空气中酝酿着一丝焦虑情绪，赶紧把话头往好听的方向转。
“我们可以省钱，”我说，“说不定我们最终可以存出一笔钱来，就像15年前说的那样。再说了，一定会很有意思，就跟历险似的。”
我琢磨着凯文的侧脸。方下巴，电影明星般的高鼻梁。除了眼睛有点不对劲—空荡荡的，神情恍惚，一直盯着对面漆成绿色的墙。他就是不把眼睛转到我的方向。
我说，我是个兼职商业写手，所以，到商场里买非中国造的商品，这份重活算我的！倘若在这个繁忙世界，还有人居然有时间可供浪费着使—那除了我，还能有谁呢。
“还有还有，我喜欢看那些标明商品产地的小标签，”我说，“这些事儿全包在我身上，我做，我做。”
凯文的神经很大条，这些细节他多半不会注意，可我会。我已经逐一翻检了过去几年里我们买的每一样东西。在这些小标签身上，我看出了美帝国的大衰败，心里居然涌起一阵邪恶的快意—“美国制造”寥寥无几。我知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了一口法国煎锅，几卷巴西绷带，一套捷克马桶圈。这些字眼在我家实在是太少啦。最常碰到的字眼，十有八九，都是“中国”。我们可以暂时打住这场中国大发现，接着，我知道，凯文一定会摇摇头，嘟哝说：“世风日下，世风日下啊。”
我真有点后悔刚才太着急跟他分享我的中国大发现了。现在，哪怕是个傻子也知道，抵制中国运动很可能会叫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我必须让他换个思维方式。我必须让凯文抛开常识和个人体验，一头扎入未知领域—跟我一起。
“我不是说咱们只买美国货，只是不买中国货。孩子们，一个才1岁，另一个才4岁，他们太小，根本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要是等他们再长大点儿，那还不是鬼哭狼嚎？要我说，咱们家抵制中国货，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再说了，咱们老实说，要是月底支票本上只剩下个位数，那是因为缺少收入管理技巧，并不是咱缺钱。不是谁都有经济能力抵制中国货的，可你有教书的薪水，我有写作的稿费，咱们办得到。”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4）
至少我希望咱们办得到。我想。
“无论如何，明年一月，咱们就一切照旧了。”我说，“中国会在那儿等咱们的。中国总是在那儿欢迎咱们。”
我再度打量凯文的脸色，看来他是打定主意等我演说完毕了。这是他对我的标准策略，理由很充分；几乎每次都见效。每当我们意见相左，他就咬紧牙关不开口，往后一站，等我自己把自己绊个狗啃泥。我回想起他上次露出这眼神儿的情形，那是许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把一条迷路的小狗带回了家，问凯文能不能收留它。凯文站在门口，一语不发。小狗冲着他不住地汪汪大叫，坚决不答应让这家伙收养自己。整个过程中，凯文嘴都没张一下，就达到了目的。
看来不使出杀手锏是不行了。我刻意摆出一副冷淡的调子。
“有人说，不去沃尔玛买东西，日子会很难过。”我说，“但我并不觉得咱们错过了什么呀。”
起初，我觉得抵制沃尔玛有点傻了吧唧。在排挤街头杂货店和降低员工薪水方面，我看不出沃尔玛和凯马特、塔吉特有什么区别。说真的，从前沃尔玛刚搬来我家附近，我曾碰到几次不甚愉快的经历。站在明晃晃的收银台前排队等着给内裤和尿片付款的时候，我见过有人冲着哭闹的小孩儿大呼小叫，还不止一次地看到地上四仰八叉躺着快死的蟑螂。
当然了，选中沃尔玛作为抵制对象，也有些常见的理由—比方说，它大肆压榨供货商，它废弃的分店破坏街区风景。可读到它禁止劳工视察员巡访那些为它辛苦生产出8块钱衬衣、11块钱裙子的海外工厂的消息，我最终加入了抵制的行列。即便如此，有两件事，我还是念记它的好：它允许人们在停车场的休息车上打盹儿；让消费者们在洗衣粉啊泡菜上节约了数以10亿计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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