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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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没住房，都是搭马架子或窝铺来住。火柴是每月一户一盒，没火柴时，只好拿木棍相互摩擦取火。男人一天喝两顿稀粥，女人只喝一顿。
六道河人圈示意图殷家原是专干农活的，可日本人不让种庄稼，并放马出来把她家的苞米地啃光了。她家人去撵马，却遭到日本人的毒打。后来，日本人干脆用刀把苞米地全砍了。这样一来粮食彻底没来源了，只好一天喝一顿稀粥，肚中无食无力干活，平常吃些野菜、野果和树皮来充饥。能配给上高粱就算不错了，哪有什么苞米和小米啊。
配给的布是用大豆壳造的，一穿就破开了，不结实。就这布每人一年也只给这么一块（约五六十公分长）。没办法儿，男人只好整天光着身子出来进去。没通行证和证明信不得外出，若丢了这些证件，配给也就不给了。
你问日军杀了多少人呀？仅在“人圈”里，日本山下大队一次就杀了100多口人呐！全都是从山里抓来的百姓，其余的大都是押到兴隆的南土门去枪杀。这种事不稀奇，常有。唉！我们村上就有一个人被杀。
1943年这里闹瘟疫，一下子就死了40多口人，全都是浑身浮肿，鼻口出血而死的。
外来的只有7户，多数是妇女。日军经常侮辱妇女，一看到被抓来的那些怀孕妇女，就凑上前来指着人家肚子戏弄地说：“喂，这里什么的有？”气得当婆婆的净撵他们。到处都有强奸妇女的事呀！日本兵喝醉了后，便到这里来，拉上妇女就走。
后来，日军撤走了，伪军又开了进来。
采访时间：1994年11月18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二道河
李秀起（右）、杨长兰夫妇当年，兴隆县最西部的“人圈”就设在二道河村，站到村口就能看到长城。趟过潮河进入小关门长城，就是密云县。如今，这里柏油路很宽敞，它一直通往北京。
李秀起领着我们参观了当年二道河子“人圈”的遗址，据说这也是现存最大的一处“人圈”。李秀起是河北省劳动模范，1963年和1964年曾受过表彰。
李秀起（78岁）、杨长兰（71岁，李之妻）的口述：
现在只剩下四五十米长的一段墙了。当时墙高3米，宽1米。“人圈”东西250米，南北80米，有南门和北门，都是二层的门楼。四周有炮楼，用于警戒。除警察之外，村民也必须去站岗。
“人圈”是1942年开始修建，1943年完工后便住进了人。原先，二道河人只是一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人圈”建成后，陆续地从小关门、黄门子、偏道沟和庙梁迁来了40户。这样一来，“人圈”里就变成50多户130多口人了。我是从潮河北面的山上被强迫迁到这里的，没房子只得搭个马架子窝铺住着。
二道河“人圈”没有驻军，只有个警察防卫所，里面有所长和几名警察，没日本人。长城上设有警防所，住着20几个人的讨伐队。他们是从1942年起开始设防的，一直驻守到1945年夏季。先后在那里驻防的有刘其昌讨伐队、程斌讨伐队和宋庆讨伐队，其中也有几个日本兵。大部分日军都驻在六道河。
二道河子长城
到了1945年7月，“人圈”里只剩下五六十口人。1943年那场瘟疫就死了50多人，最惨的是一天竟死了7口人。年轻姑娘死后连衣服都没穿，光着身子就埋了。那情景太惨啦！……
这里被逮捕的有3人，被杀的有十几人（李边想边说出这些人的名字），那些被捕的人后来都押送到承德和锦州去了。
我们全家七八口人只有两条棉被，讨伐队来了说是太奢侈了，便拿走了一条。后来，我弟弟去讨伐队把那条被子要了回来。但不久，讨伐队再来时，用木棒把我弟弟打了一顿，连人带棉被都给弄走了。我们到讨伐队驻地去了几次，他们大门紧闭。第二天，家里人再去找时才发现，他已冻死在那里了。当然，棉被也没要回来。
二道河村“人圈”遗址（回忆往日的悲伤，老人潸然泪下。）
那时没棉被，没衣服，也没吃的，人们只好吃野菜、野果充饥。根本就没有学校，也谈不上孩子受教育的事。1947年这里才有了小学校，那时是私立学校，是我请来的教书先生。刚解放时，我们这个村一多半以上是妇女。
那儿的住房是个低矮的小草棚，一天，有户人家母亲到外面去了一小会儿，哪知灶中的火冒了出来，一下子把小草棚点着了，炕上躺着个3岁的孩子也被活活烧死了。那时，一般都是3米见方的草房，里面住着七八个人，也没厕所，卫生条件极差。
天已经完全黑了，我起身向主人告辞。此时，杨长兰执意挽留我吃饭，但我谢绝了。惜别时她对我说：“真没想到今天能把过去的事讲给日本人听啊。”
这一带曾发生瘟疫一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为此，翌年之春，我再次访问了二道河。
采访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８日
李秀起的口述之二：
当时死于瘟疫的有50多口人。主要症状是高烧、头疼、全身疼痛、四肢无力和起不来炕。吐血、流鼻血，由于皮下出血，脸部和脖子以及胸部变红。另外，最明显的是浑身浮肿。一至两天或两至三天就死人，所以老百姓都把它叫做瘟疫。
患这种病死的有张海泉的母亲和她二姐，李荣全的父母，李长真夫妇……“人圈”中５０多口人都是这么死的。
“我丈夫也得了这病，但后来治好了。”杨长兰插话说。
没有药，只好躺在炕上等死。如果把坏血都吐出来的话，还有救。我琢磨这或许是病情较轻，得这种病的人很少有活过来的。
驻守的讨伐队就没人得这种病？“那还不是因为他们有医生有药啊！”杨长兰在厨房大声地回应着。
二道河村里就只有一口井，在河边附近，井水清澈干净。村民、警察和讨伐队都使用这口井，可为什么仅村民得病呢？是老鼠？那时老鼠成群，到处乱窜。
日军没在二道河驻过，但经常来这里。来的都是山下大队的，其中也有宪兵。杀人的都是日本兵和日本宪兵。不知山下现在是否还活着？
当谈到瘟疫的话题时，李秀起认为其卫生状态恶劣得都难以描述。无论采访哪个“人圈”，每当触及到瘟疫及卫生状况这一话题时，听到的大都是这句话。我想这是解放后，当地人接受过卫生指导后，才彻底地明白了卫生状况的真正含义。然而，对有关当年流行瘟疫的起因，我却另有所思。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9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朱家沟——“无人区”的枪声
雾灵山、五指山、狗背岭这三小块抗日根据地，就是插在热河敌占区内的三把尖刀。狗背岭经将军关与平谷县相连。从五道河向南行，便可看到相连的座座险峰屹立，而朱家沟则是进入狗背岭根据地的北部入口。
马君起当年曾担任过民兵班长，当我前去采访时，他正忙着挖土、搬石、砌窑的内墙，据说他要建一个贮量大的苹果窑。他家的房子也是新盖的，看上去挺气派。
马君起（67岁）的口述：
马君起这里是从1941年到1942年期间开始实行集家并屯的。那时，敌人让我们都去五道河“人圈”，但全村谁也不动。1943年正月二十九日，敌人来了后，一把火将全村都烧光了。那可真是彻底的“三光”政策呀！烧光、抢光、杀光，连鸡和孩子都不放过。因此，村里成立了抗日自卫武装。那是5月的一天，六道河的警察和日军山下大队的十多个士兵，一起来到花石沟，在那里竖了一块写有“此地为无人地带”的牌子。随后，他们来到朱家沟附近的池塘，就在他们下水洗澡之际，站岗的民兵突然向他们开枪，敌人立即仓皇逃去。逃跑之中，还把自己费力竖起的牌子给撞倒了。
从1943年入秋开始，日军不断地派讨伐队来朱家沟一带清剿和割庄稼。为了自卫，朱家沟的民兵在沟门数十丈的陡壁悬崖上，找到了一个洞穴，决定在那里设瞭望哨，每三人一组执勤。
12月19日，日军山下大队率领300余人的警察讨伐队向朱家沟扑来。三个民兵当即在洞内进行阻击。在战斗中，日军死伤18人，伪军死伤20多人。战斗持续了一昼夜。我方的三个民兵也都负了重伤，李秀峰4处受伤，王玉祥3处，杨长起7处受伤。直至第二天早晨日军摸进山洞后才发现，洞中一个人影也没有。原来，在半夜时，他三人已被别的民兵救走了，马君起就曾参加了这次救护行动。
当时，坚决不去“人圈”的有150多人，他们都住在这一带的山上。到日军投降后，活着的仅剩下八九十人了，其中妇女、孩子有30多人。死亡六七十人，都是冻死、饿死和病死的。
这一带的山洞都住满了村民，为了遮挡风雨，人们在洞口上竖起石板。为了不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大人只好强捂住孩子的嘴，有两位母亲就这样活生生地憋死了自己的孩子。史瑞成两岁的孩子是冻死在山上的。当时，人们吃的食物是野菜、草根、苞米、蚕豆和红薯等等。
民兵不仅在朱家沟活动，也去密云县、平谷县及兴隆县一带开展打游击、割电线、破坏公路及埋地雷等活动。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8日
马君起从15岁起便开始站岗放哨，17岁当民兵，1945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个农民，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为保卫家乡、保卫民族而进行不屈抗争的典型中国农民。
在返回的途中，马君起让我稍等片刻，说罢便返身而去，很快身影就消失不见了。正当我四下寻找时，只见他的头一下子冒出了地面，身子轻轻一纵，就站了起来。他笑眯眯地走过来，像变魔术似的从左右口袋里掏出十几个苹果，捧着递到了我的手中。啊，原来这里也有他的苹果窖呀！
小黄崖川行——“无人区”的生活
小黄崖川一带的村子如今叫上石洞乡，但当年这一带却属于六道河村的一部分。从六道河方向来看，上石洞乡恰好处于朱家沟相反方向的北部山区。小黄崖川的水从小好地开始向西流，而其北侧，以北双洞为起点向西流的则是大黄崖川，这里也是北双洞村的所在地。大小黄崖川的水向西过了长城后，便在营房汇合，一起注入密云水库，再往下游去就变成了潮白河。虽然它们的水源不同，却都发源于兴隆县的深山里，因此也都是潮白河的上游。这里是雾灵山的西麓，当年，雾灵山抗日根据地也是从这里创建起来的。由于夏季洪水泛滥，冲毁了公路，故汽车只得从二道河出发，过小关门长城驶入密云县，然后再从营房逆小黄崖川北上才抵达山神庙。应该说山神庙一带确实还很荒凉。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山神庙
夏福民（76岁）、夏顺清（81岁）、夏方清（69岁）的口述：
夏福民夏顺清夏方清当时这里是“无人区”。1942年1月16日，八路军和日军在此地打了一仗。当时，村民死了两个、伤了两个，另有5名妇女被敌人抓走了，不久又逃了回来。从那以后，日军又来把房子都烧了。由界牌峪到清水湖和栅子沟，共烧了22个村子。它们是后申峪、小后申峪、烟筒沟、杨树沟、栅子沟、苇子坑、东石湖、大石湖、灰窖子、营东峪、营南峪、清水湖、黄土山、石门山、山神庙、椴茂台、界牌峪、米铺、菜场、桃园和窝龙山，当时只剩下这座山神庙没烧，可如今也没庙了。
当时，山神庙村共有60户人家。警察到村后，让村民们迁到五道河“人圈”去，但谁也不去。妇女和孩子们也都背起装满锅瓢碗筷的筐子，到深山老峪里住进了山洞。因没粮食吃，人们便下山掰些苞米，或把整个南瓜烤熟，切去蒂部，往里撒点盐大家分着吃。当庄稼收获前，日军突然闯来，把苞米地和菜地全毁了，以后又来毁了三四次。即使这样，大家仍坚持不下山。老年人和孩子们都送到长城对面的亲戚家中寄养，那里也是我们中国的地盘啊。1942年日军共来这里四五次。每次烧过房后，人们又重新搭起草窝棚，而且窝铺一次比一次小。一般的规律是，太阳一出日军便可能进山，所以人们在这之前就躲藏起来，到了夜晚才返回。乡亲们就这样躲躲藏藏地一直到第二年的“大扫荡”。
1943年正月，日军开始实行连续扫荡。为了寻找食物，夏福民和其叔叔夏齐清两人下山途中，在山洞中被捕。敌人把他二人带到大黄崖川的苗儿洞严加拷问。敌人说他俩是八路，但夏福民摇头否认，说我们是庄稼人。敌人不相信，便将夏齐清的衣服扒光后，吊在树干上像杀鸭子似地用木棒狠狠地打。不一会儿，夏齐清便被活活打死了。夏福民当年18岁，他趁敌人不注意时悄悄地溜了，在亲戚家躲了几天后又逃回了山中。
1944年5月1日，夏福民参加了八路军，并在部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夏顺清在1942年至1943年期间，曾任村干部。是1942年在村里加入共产党的。1938年，宋时轮部队撤走时，曾留下一批干部创建根据地，为将来建立政权打下了基础。1942年末，承（德）兴（隆）密（云）第三区抗日政府在小黄崖成立，经第三区区委会书记张敬之的介绍，夏顺清成为党员。
我发现在谈话过程中，夏顺清总是静静地听着他二人的叙述，偶尔才插上一两句。
我（夏方清）也当过民兵。日军来后，不光杀人，连鸡、猪什么的也都抢走了。当民兵那年我17岁，组织上派我站岗放哨。站在山上能看清日军的行动，所以人们都把放哨的叫做“活电杆”。那时我常在六道河山顶上放哨，一看到日军出动了，就立即冲着下一个山头的人高喊：“羊来啦！”下一个山头的人也依次向别的山头传递下去，不一会儿，消息就传到了小黄崖。羊和洋是同音，而洋人指的是外国人——日本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鬼子来了”的意思。再后来，这种“活电杆”又换成了“消息树”的形式。人们只要看见山顶上的树被放倒，就马上隐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