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吐大荒-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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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悲鸿生命
你知道徐悲鸿吗？
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我向身边熟悉或不熟悉的人，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人们都是不假思索地扔给我一个自己的答案。
徐悲鸿谁不知道，不就是画马的吗？
哦，就是那个很早把西洋画引入中国的人吧！
似乎不难回答，似乎又说不完全。
于是，寻找徐悲鸿就变得很有点意思了。
翻开最权威的辞典找吧。一代巨匠，静静地躺在《辞海》2247页：“徐悲鸿（1895…1953），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画家、美术教育家。江苏宜兴人。少时刻苦学画，后赴法国留学。曾携中国近代绘画作品赴法、德、比、意及苏联展览……”
理性，简约，凝重，冷静的事实陈述。能在《辞海》占有一席之地，自然是一种人生辉煌，尽管无法概括这位艺术大师的一生。
它们却如同指示牌，引导人们靠近他。
今天，人们对徐悲鸿的名字，确实并不陌生。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许多日常用品上，类似搪瓷盆、暖水瓶、饼干筒和各种器皿等，时常绘有徐悲鸿那独具风采的马与鹰。
我记得那时家里墙上挂着的月份牌：一天撕一张的日历本，钉于一块长方形的硬纸板，上面就是一匹墨笔酣畅的“悲鸿马”。
我还记得搪瓷脸盆里的图案。天冷时我把手伸进热水里，抚摸着凹凸不平的马的“肌理”：为啥靠近看是几条黑墨块，离远点儿看却是奔跑如风的骏马？
没有版权意识的时代，孕育了一个时代的奇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悲鸿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大众画家。
一位熟悉中国画坛的加拿大画家说，在中国，徐悲鸿画的马使无数招贴画、明信片、邮票、刺绣工艺品、壁毯等受到启发，并且时常得到未成熟的青年画家的摹仿。与徐悲鸿的马一起出现的惟一的问题是，人们如此经常地看到它们，以至于人们忘记了徐悲鸿除了画马以外，还同样能画其他的很多题材。
去徐悲鸿纪念馆吧。
在北京我坐上出租车，司机听我说的这个目的地，一脸惘然。我成了个引路人，把出租车引到纪念馆门前。司机恍然大悟，说长了见识。
其实，专门珍藏徐悲鸿画作以及藏品的纪念馆，并不在小街小巷，就坐落在北京新街口一条主干道上，闹中取静。
初来徐悲鸿纪念馆的人，会惊奇地看到，在徐悲鸿塑像的背后，也就是纪念馆库房的前面，站着武警哨兵。若干年前，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专程来此参观。将军也是位著名书法家，他仔细观看了这些丰富而罕见的藏品，连连赞叹。当他询问纪念馆的馆藏状况时，担心地说，这么多的国宝，没有人守卫怎么行！随后，一个排的武警官兵奉命进驻，直到今天。春夏秋冬，日出日落，他们与徐悲鸿朝夕相伴。
这是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个军人站岗的艺术家个人纪念馆。
据说，至今这里还是共和国的“惟一”。
活在孩子们稚嫩的声音中的徐悲鸿是幸运的。
二○○五年五月，我在北京东较场小学三（1）班的语文课上，看到粉笔在黑板上写出的题目《画马》，听到学生齐声朗读这篇课文：“四十《画马》：徐悲鸿是我国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他一生都酷爱画马，以擅长画马而闻名，徐悲鸿喜欢画马，是因为他爱马……”
二○○五年新版的全国小学三年级统编教材，将中国画坛上这位无法忘却的巨匠编入必读课本，使这段不应断裂的文化历史重新得到连接。经历了太多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人们似乎重新意识到文化传承对于一个民族本身的意义。
徐悲鸿一生浩瀚而博大，似乎很难让三年级的学生完全明白。然而，将徐悲鸿编入教材的意义不仅在于诉说一段往事，更是在讲述一种品格，一种风范。在种植无数梦想的少年时代，让他们认识中国的一位文化巨人。
真实的徐悲鸿是怎样的一个人？
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仍然令无数人心向往之。
他的妻子廖静文写过《徐悲鸿一生》，在大陆引起轰动。
他的前妻蒋碧微写过《我与徐悲鸿》，在台湾风靡一时。
她们写出的，是属于她们自己的徐悲鸿。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徐悲鸿？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怀念徐悲鸿，他的魅力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徐悲鸿在新中国诞生时已是一代大师，以往却总是回避徐悲鸿生存与成长的时代，以及与之交往的民国人物？
二○○四年，在徐悲鸿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前夕，我终于踏上采访之路，基本沿着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命足迹，苦苦地寻觅。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民族的文化复兴，而要复兴民族文化，就不能不去找寻我们文化历史上的那些先贤们。
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本太大的书。徐悲鸿的生命包含了如此宽广、如此丰富的内容，几乎勾连着一部中国近代史和当代史。比如，在先生最初的人生旅途上，他的身边就已经站满了历史巨人，荟萃着一代大师。而先生早年生活在太湖之滨的江南宜兴，一个乡村僻静之地，他何德何能，竟可以走入这样的境界？
至于徐悲鸿与艺术、徐悲鸿与女人、徐悲鸿与这个纷纷攘攘的尘世，有着太多的话题。一个已为人所知的徐悲鸿，一个仍鲜为人知的徐悲鸿，急需从光环或泥淖中抖落出来。无论徐悲鸿走得多远，成就多大，似乎他总是摆脱不了贫寒的出身、私塾的熏陶和早年经历所铸就的执拗个性，这又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徐悲鸿站在今人的视野里，他还是那么神采飘逸，魅力十足。一个被这么多人关注乃至议论的人，本身就有着未被遗忘的荣耀。
又一次拜访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从这里出发。
泱泱大国之都，名人纪念馆甚多，但鲜有如此炫丽璀璨的。徐悲鸿猝然离世之时，妻子廖静文把留在徐悲鸿身边的一千二百余件呕心沥血之作和一千二百余件唐宋以来的名人书画，以及徐悲鸿生前从国外收集的一万余幅画册与绘画资料，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才使人们得以目睹这些罕世之宝的惊人风采。
这些以一位艺术巨匠特有的眼力和其毕生积蓄，苦苦收集到的艺术珍藏，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它们中间的很多身价，早已达到天文数字。
当你仔细观赏面前这些藏品的时候，会有一个发现，在一些徐悲鸿格外珍视的藏画上，盖着一方专门的印章，题有四个字：“悲鸿生命”。
何为“悲鸿生命”？
也许在徐悲鸿的眼里，生命即为艺术。
上帝并没有特别眷顾徐悲鸿，依然让他饱受磨难和忧患。
与常人不同的是，当这位伟大智者以艺术眼光，看待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的时候，痛苦变成了收获，坎坷转化为资本，给一个普通的生命注入了活力，苦苦挣扎的平凡生活，也就变成了一条追求与理想的康庄大道。
“悲鸿生命”，一把开启大师心灵的钥匙。
于是，我注定无法去说一个关于文人雅士的孱弱经历。
我想说的，其实就是一个在上海滩饿得想要自杀的贫困小子，一个在人生与艺术的海洋中不断寻觅的美术青年，铁着心去打拼天下的生命故事。
一个外国友人把徐悲鸿叫做“中国鸿”，是他想像中的一只大鸟。“中国鸿”是怎样起飞的，又是怎么越过千山万水，飞向一片理想的天空？
让我们一起，跟着徐悲鸿上路吧。
万里云霄一羽毛 一 乡土的馈赠
一九三四年，当徐悲鸿走出国门举办近代中国画展，第一次使中国艺术佳作在西方得以整体亮相的时候，人们发现，有一幅中国画醒目地挂在展馆前厅，纸质发黄，笔墨严谨，技法也与其他画不同，画名曰《松荫课子图》。
此画作者就是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他在三十岁时画的这幅画，可谓解读徐悲鸿的范本：松树下的童年悲鸿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诵读书桌上的一册书，徐达章手摇鹅毛扇，正在凝神倾听儿子的朗朗读书声。他们身后有一个女孩在探头嬉笑。徐达章题诗于画旁：“无才济世怀惭甚，书画徒将砚作田。落落襟怀难写处，光风霁月学糊涂。”
在众多欧洲报刊的评介中，柏林《西方日报》注意到了中国这对父子：“画展中第一幅，是徐悲鸿父亲的一张画，画他父子二人的像，徐君于此表示他对于父亲的孝敬。但这幅画尚拘守传统的范围，儿子的画是进步多了。徐君的用笔是自由雄肆的，无论在写景或构图方面，他的着色深厚，笔力雄健而有个性。”
有一天能漂洋过海，伴随儿子周游欧洲列国，这当然超出一个私塾先生的期许。这也表达着徐悲鸿成功之际对父亲、对故土的眷念。
一八九五年，徐悲鸿出生于江苏宜兴屺亭镇徐家老宅。教私塾的徐达章给长子起名徐寿康。平安而健康，一个带有好运的名字，未能免俗，但很吉祥。
也就在这一年，甲午海战惨败，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及辽东割让给日本，巨额赔款二万万两。进京应试的各地举人群情激奋，甚至痛哭流涕，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联络十八省会试举人一千三百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救国主张，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太湖之滨的屺亭镇，与京城相距遥远。康有为因爱国壮举而声名大噪，几乎无人不晓。徐达章没料到，日后他的儿子能得到康有为的赏识。
二○○五年初春的一天，我前往江苏宜兴屺亭镇，那是徐悲鸿的出生之地。一个世纪前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一个世纪之后在中国分省地图上仍然找不到踪影的小镇，却因徐悲鸿而载入中国艺术史册，成为托举一代名家的摇篮。
此时，蓝天下的油菜花开得正旺，一片一片的金黄灿烂，淡淡飘香，点缀着蜿蜒曲折的塘河堤岸。周围两三层楼的一大片新房，烘托着一长溜黑瓦白墙的平房，新中有旧，仿佛留着几份逝去的记忆，这就是徐悲鸿故居了。
故居门前是奔泻不息的塘河。据说屺亭镇之名来自屺亭桥，昔日石拱桥真有遮风避雨的八角亭。而今塘河拓宽，机帆船卟卟作响，屺亭桥也成了一条通汽车的钢筋水泥大桥。给我当向导的，是在宜兴的徐悲鸿外甥潘公慎，他是徐悲鸿二妹徐爱贞的次子，七十出头，思路极为清晰，如数家珍地讲徐家老宅的布局。这是一个临河而居的水乡人家。天井中的阁楼写有“澹我楼”，照徐达章当年题写的样式复原。
徐悲鸿就在阁楼上呱呱落地，楼下厅堂是徐达章办的私塾。潘公慎说：“家里种六亩多田水稻，还种八分地西瓜。其实我外公画画、教私塾，比其他人家收入好多了，为什么还穷？因为子女多，兄弟三个，姐妹三个，加上外公、外婆，八口之家。”
多子多福，在当时中国农村是普遍的生存观念。徐家有六个子女，徐悲鸿是长子，次子徐寿安，三子徐寿恺，大女徐爱娥，二女徐爱贞，小女徐静贞。
徐悲鸿幸运的是，有个不同凡俗的父亲。
徐达章窝居乡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师。虽然他没取功名，诗书画是一方之绝，据说县太爷都曾登门拜访，他躲之不及，颇有陶渊明遗风。清末仍是八股社会，熟读《四书》、《五经》可以考秀才举人，画而优则仕并不容易，画师只是一种手艺人。
在徐悲鸿成名后写下的长篇“自述”中，父亲徐达章的分量很重。他用敬佩的口吻说起他的父亲：“生有异秉、穆然而敬、温然而和、观察精微、会心造物。”徐悲鸿故居保存着徐达章画作《阳羡十景》，阳羡是宜兴的别称，徐达章挚爱至深，他的笔墨之酣畅、色彩之丰富、布局之恰当，把宜兴山水传达得如此美妙，着实令人吃惊。
而徐悲鸿的母亲，似乎少有记载。
后来我在上海拜访一百零一岁的任佑春老人，她是徐悲鸿的大弟徐寿安的夫人。老人告诉我，徐悲鸿母亲姓鲁，按当地习俗叫鲁氏，是个一生忙碌、乐善好施的农家妇女。她对我说的是宜兴话：“徐悲鸿的娘，为人很能干，她长得个头不长（高），人胖胖的。她又是小脚，要领大六个小孩是不容易的，真不容易啊。她的心肠好，自己蛮困难的了，但是她还能够帮助比她更困难的人。”
我离开上海后，任佑春老人叫她女儿打电话给我：“我妈妈还有一句话没说，徐悲鸿的娘有一只眼睛是坏的，那是个好人啊。”
遗憾的是，徐悲鸿生前自述中没有母亲鲁氏的只言片语。我找不到鲁氏的照片，也找不到她的画像。似乎可以隐约感觉到，徐悲鸿的早期成长中，父亲的影响超过了母亲，而徐悲鸿不甘作为长子彻底牺牲的叛逆心态，与父母的希望值都是相冲突的。然而识字会画的父亲，让徐悲鸿感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这是母亲做不到的。
但徐悲鸿很孝顺，他成名之后在上海安家，曾把母亲鲁氏接到上海住，只是鲁氏不习惯楼上楼下的都市生活，又回到屺亭镇老宅，直至去世。
一九○一年，徐悲鸿六岁，已经可以摇头晃脑地背几句诗文了。清廷推行新政，宣布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徐达章没把长子送进新式学堂，而让他跟自己读私塾，先习文，后习画。显然，徐达章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要把他的一身“武艺”传给儿子。
徐悲鸿的弟媳任佑春向我叙说了许多有关徐悲鸿的趣事：
“有一次，悲鸿父亲对他讲，我要出去一趟，谁来找我，叫他留一个名。父亲出去后，有个人来了。问悲鸿，你父亲呢？悲鸿说，他不在。这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