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吐大荒-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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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悲鸿留学回国的执教生涯中，南国艺术学院是他的第一次尝试。由于经费紧张，田汉主持的这所简陋的大学，事务由学生担任，全院没有职工，以减少办学开支。徐悲鸿名声鹊起，他有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津贴，还有他应邀给他所敬重的名流画像，人家给的润笔费。至于到南国任教，则不收分文，连上课的车费都自己出。
不久，学院由善钟路原艺术大学校址，搬迁至西爱咸斯路。这里的租金较为便宜，但地段偏僻，住房条件也差，租了两栋石窟门的旧楼房。田汉与徐悲鸿设计，和师生一起改造用房。把两栋楼打通了，隔出了教室。又商得房东同意，在顶层给徐悲鸿建画室。具体做法是，揭去楼顶屋顶的一半，拆了房顶换玻璃，成了一间采光明亮、宽大敞亮的画室。以当时上海来说，也是一流的漂亮画室，徐悲鸿觉得非常满意。
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徐悲鸿要画出中国的油画。
徐悲鸿似乎急于要将他在西方学画感受到的宏大史诗气势，挥洒在巨幅画布上。他的耳畔，时常回响起法国绘画大师德拉克洛瓦的名言：“绘画会引起完全特殊的感情，是任何其他艺术所不能代替的。这种印象，是由色彩的调配，光与影的变化，总之一句话，是那种可以称之为绘画的音乐的东西所造成的。”
狂飙般的情感在徐悲鸿内心冲撞，要急切地寻求一个突破口。不是小桥流水，不是古树昏鸦，而要画出他心中的洪钟大吕。
也只有徐悲鸿，不满足于画几张静物或者画几幅单个人物，尽管他已经画得相当出色，他要选择一个让中国人怦然心动的画卷。于是，他的这幅构思已久的大作，就截取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一个典故，一个古人杀身取义的悲壮场面。
徐悲鸿画的是汉高祖刘邦的时代，却不是一代枭雄刘邦，而是一个站在刘邦对面的失败英雄。当刘邦消灭群雄、统一天下之际，率众抗秦的齐国后裔田横，率五百人困守一个孤岛（现名田横岛，在山东）。汉高祖刘邦下诏曰：如田横来降，可封王或侯，如不来，便派兵围剿。刘邦对田横显然是看重的。田横带两个部下离岛，向汉高祖的京城进发。离京城三十里，田横举刀自刎。刘邦用王礼葬田横，封随田横来的两个部下做都尉，两个部下埋葬田横，然后也自杀。刘邦派人去岛上招降，五百人都蹈海而死。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徐悲鸿一生写过无数次的人生格言，鲜明地展现在画布之上。他选取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悲壮场面，悲莫悲兮生离别！徐悲鸿为什么处心积虑，要刻画出慷慨赴死的坦荡气质，把一个民族的无畏之气推向极致？
也许还是一句老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是徐悲鸿的第一幅巨作，也是中国第一幅人物众多的大型主题油画：高198厘米、宽355厘米。徐悲鸿对每个人物揣摩于心，画了精确的素描稿，然后画到画布上去。除了教课，他就置身于南国艺术学院的画室，后来又带到南京中央大学继续完成，他时常沉浸在忘我的激情中，每天工作到很晚才依依不舍地放下画笔。
田汉之子田海男说：“《田横五百士》画中的田横，就是以我父亲的形象为主画的。”徐静斐说：“我记得我父亲画《田横五百士》，有一个妇女抱一个小女孩蹲在地上，那是我母亲和我给他当的模特儿。我父亲画了几十个人的素描，然后根据素描再画。画了两年多时间，那么大的一幅，也是我父亲的代表作。”
历时两年多才最后完成的这幅大画《田横五百士》，用纯粹的西洋技法，说了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当西方人还用一盘散沙的观念看待中国的时候，徐悲鸿画出了一个东方民族的坚韧之魂。
一九二八年九月，北平西郊的未名湖畔，又出现了徐悲鸿夹着画卷的匆匆身影。他此番再度北上，应邀出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此时蔡元培已经辞职，在上海闲居。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北京更名北平，北京大学更名为北平大学。执掌北平大学的李石曾，曾与蔡元培、吴稚晖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他推举徐悲鸿的。
徐悲鸿一个人前往。但他在北平大学不到三个月，就无奈地辞职了，他留下了筹划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种种设想。至于徐悲鸿辞职南归的原因，其实不复杂。因为改掉北京大学名称的动议激怒了学生，他们愤而抗争。徐悲鸿不愿面对空荡荡的教堂，也不愿站在学生对立面，权衡之下，他提出了辞呈。
当“南国”给了徐悲鸿一间宽敞的画室后，他把所有的画具也搬到“南国”，每天在“南国”教课之后，抓紧接着作画。
徐悲鸿与南京这座六朝古都有着深厚的渊源，不仅因为他执教南京中央大学，还因为他曾经为保存南京的古城墙奔走呼号。
今天，南京人提起绵延在紫金山下的城墙，就抑不住地自豪，已经在着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砖石结构的南京城墙，明代建造33公里，至今保存20多公里，是地球上现存最长的古代都城城墙。现在依然壮观的南京古城墙，却曾经差点被拆掉。最主张拆除的，正是当时独掌军权的蒋介石本人。
一九二八年的南京，随着国民政府定都于此，众多办事机构迁入，急需建造办公用房，于是各部门纷纷打报告给国民政府，请求拆除南京城墙，认为既然古代城墙已失去其军事意义，不如拿城砖建造新房子。大兴土木在即，许多部门官员都盯着城墙，毕竟城砖是厚重而结实的最佳建材，可以古为今用，节省不小的经费。
蒋介石兼任校长的南京陆军军事学校已抢先行动，准备拆一段离学校很近的明代城墙。蒋介石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只是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别人，他得注意公众形象，便指示学校起草给国民政府的报告。
在南京明城垣博物馆的办公室，曾写出《南京明城墙》专著的学者杨国庆，给我看他收集的当年一批城墙文件档案复印件。其中有蒋介石亲笔签名的报告、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呈文、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复、徐悲鸿先生的电报。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当时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市长刘纪文，将一份呈文上送国民政府。其中说，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和南京市特别市政府同意批准拆除一段城墙，所拆的城砖用于修建陆军军事学校的校舍。南京特别市政府查无此事。刘纪文否定了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参与，实际上也就否定了蒋介石的提案。
蒋介石自然不爽，他让何应钦重新草拟一份报告，承认保护古迹的重要，重点保护台城一带的城墙，因为是六朝的古迹，具有保存的价值。但他主张拆除的是明代的这段城墙，从太平门一直到神策门，没有保存必要，可以拆掉。
蒋介石签署的这份军方报告，令当时的国民政府不敢怠慢。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政府会议下发232号文件，决定同意南京特别市政府拆除这段城墙。这是正式发文，依此可以拆除这段城墙，并且由南京特别市政府公务局派员和陆军军事学校共同商讨如何拆除，这段城墙具体位置从太平门到神策门。批文下达以后，当时南京市各大机关高度重视，认为既然有这样的批文，拆除城墙以解决政府机关办公建房的用砖问题就好办了，于是打报告给南京特别市政府，要求提供城砖。
十一月三十日，南京特别市政府感觉到压力太大，写了一份报告给国民政府，提出这么多机关要城砖，究竟满足谁？这些城砖怎么给？国民政府下达批复：所有拆下的城砖，由南京特别市政府妥善保管与调配，各机关不得擅自做主。公文履行之间，南京城墙岌岌可危，就等着全面开工的拆除令了。
此时徐悲鸿正在上海，他刚被聘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还兼任南京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听说南京明城墙将被拆除的消息，他万分焦急。其他人还在议论，徐悲鸿却拍案而起，当即给北平政治分会拍电报，坚决反对拆除这段明城墙。电文说，这段城墙在两个方面有重要的保存价值。第一，在历史上；第二，在艺术上。这份电文很快被转发到南京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
徐悲鸿作为一位社会名流，在发这个电文的同时向报界公布，在社会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蒋介石恼火了，认为明代城墙没有用处，保存它毫无必要，而陆军军事学校校舍各项工程已开工，急等城砖。于是他再写一份呈文，以陆军军事学校校长的名义给国民政府，说工程全部开工，不能停止拆城砖。
在蒋主席、蒋校长对立面的，竟是一介书生徐悲鸿。他拍发电文，阻止当权者拆除古城墙，并且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广为宣传。
徐悲鸿写了文章《对南京拆城的感想》，以西湖雷峰塔倒地为例，痛陈南京拆城是“续貂之举”，其中说：“而欲毁世界第一等之巨工，溯其谋乃利其砖。呜呼！刘伯温胡不推算，令朱元璋多制亿版而甲比，埋之于今国民政府所欲建造之地，而使我四万万人拱戴之首都，失其低徊咏叹，徜徉登临，忘忧寄慨之乐国也。”
在世俗常人的眼里，这是一次不成比例的针锋相对，一方只有丹青墨笔、势单力薄，另一方却手握中国的最高权柄。许多人为徐悲鸿捏了一把汗，但他毫不退让。
徐悲鸿的呼吁得到多方面的响应，社会各界的支持之声日高。蒋介石也不愿触犯众怒，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下令停止拆除南京明城墙。
一位艺术家与一位政治人物的掌故，铭刻于白纸黑字之间，完好地保存在原民国政府的中央档案馆，现在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大声疾呼的徐悲鸿，最终顺从民意的蒋介石，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南京城墙史上留下了一笔。
八 教授之家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当回国后的徐悲鸿跻身于名流之时，拖着有孕之身踏上回国之路的蒋碧微，生下一个健康漂亮的儿子。徐悲鸿给他起名伯阳，蒋碧微也赞同。伯是老大，阳是太阳，徐家的长子长孙，像初起的太阳是个好兆头。
霞飞路霞飞坊的徐悲鸿家如同过节，喜气洋洋，友人云集，吉祥话不绝于耳。蒋碧微说，“伯阳的出生，给全家带来无比的欢乐和兴奋，朋友们也为我们非常高兴，纷纷跑来送礼道贺。结合十年，才有这个儿子，大家认为应该大事庆祝。”
我注意到，这段出自于《我与徐悲鸿》一书的话，提到“结合十年”，而不是“结婚十年”，可见蒋碧微还是对当时走入事实婚姻的方式，有些顾忌。也许是无意的，却道出了一个女人的复杂内心，似乎没有“明媒正娶”仍是隐痛。
蒋碧微当时是快乐的：“徐先生却不过新友的盛意，满月那天，假一家饭店大开汤饼之筵，到贺的亲友极多，劳累了名摄影家朗静山先生，义务担任摄影记者，也不知道拍了多少照片，此外他还送了伯阳一个金锁片，作为贺礼。”
徐悲鸿天生喜欢孩子，他曾发表过一篇谈艺录，叫做《儿童如神仙》。“儿童画之可贵，以其纯乎乐趣。至真无饰，至诚无伪，此纯真之葆，乃上帝赋予人人平等之宝物，其赋与之期间，与人智能之启发进化，成正比例。”
在蒋碧微的记忆中，整天四处忙碌的徐悲鸿，却愿意为儿子挤出时间。“这时候伯阳极获徐先生的钟爱，经常抱他逗他。一天伯阳在床上小睡，徐先生抽出纸笔为他画了一张素描；神来之笔，使睡态可掬的伯阳，活脱纸上。”
一年零十个月后，一九二九年八月，女儿徐丽丽出生。这一对儿女，让徐悲鸿品尝到身为人父的乐趣。他饱含深情，用画笔描绘儿女天真活泼的人生之初。儿女长大了，他还画过一幅油画，徐伯阳一身小西装，丽丽梳着童花头，令人羡慕。
当了母亲的蒋碧微心满意足。她不再漂泊异乡，丈夫留洋荣归，已在国内最高学府当了教授，名气正在不断上升，蒋家父母也接来同住，一切时来运转。当年私奔出走，使家人受到讥讽与嘲笑的内疚，似乎在生活的富足与家庭的团圆中，一点点消散了。外界对于徐悲鸿的尊重，使她这位教授夫人如沐春风，心旷神怡。
一九二八年三月，徐悲鸿大弟徐寿安与任佑春结婚。徐悲鸿与蒋碧微还在法国期间，在宜兴老家的徐寿安，就被接到上海的蒋碧微父母家，被他们收为义子，上学读书，后来到一家纱布交易所做学徒，满师后留用。徐寿安二十一岁时，蒋碧微母亲戴清波做主，把蒋碧微三姑母的女儿任佑春许配给徐寿安。
新娘任佑春是蒋碧微表妹，可谓亲上加亲。任佑春随丈夫徐寿安，与徐悲鸿和蒋碧微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日常交往中的徐悲鸿和蒋碧微，他们个性迥异，对人对事也不一样。我采访任佑春时，她说：“徐悲鸿是我老爱人的阿哥。蒋碧微是我表姐，舅舅的女儿。蒋碧微妈妈是我的舅妈。徐悲鸿比我大十岁，蒋碧微比我大六岁。”
等任佑春住进上海霞飞坊，做了徐家二媳妇，并不清楚徐悲鸿在外面的名气，她只觉得，徐悲鸿很有涵养、和蔼可亲。“就是一家人嘛，我们叫他鸿哥。他人很好，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好。从来不骂人。蒋碧微，我从小就认得。我是她表妹啊。蒋碧微是我舅舅家的二小姐。我小，蒋碧微她们大，她们跑，我也跑。她们笑，我也笑。蒋碧微蛮大方的，待人接物蛮好的。她这个人嘛，能干很能干，但是，厉害蛮厉害。”
我问她：“怎么厉害啊？”
她说：“蒋碧微凶一点，徐悲鸿软一点。两个人一道，蒋碧微说得再难听，徐悲鸿不太出声。蒋碧微处处都要徐悲鸿听她的。”
我又问：“蒋碧微长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