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暄琐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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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课，讲的是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马先生虽然是宁波人，风范却没有一点精干善于拨算盘珠的样子。口才也不见佳，因而讲课的效果是平庸沉闷，甚至使人思睡，专就这一点说，颇像我的中学老师兼训育主任陈朽木先生。总之是，因为看不出他在学术以及行事方面有什么突出之点，同学们对他总是毫无惧意，甚至缺乏敬意。他早年在日本，也是听过章太炎先生讲学的，因而以太炎先生为引线，关于马先生就有个颇为不好听的评语，是某某人得其（代太炎先生）什么，某某人得其什么，马先生列在最后，是得其糊涂。
说糊涂，是近于开玩笑，难免过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马先生不过是好好先生而已。好好先生有可取和不可取的两面，可取的是不伤人，不可取的是不办事。不办事而能多年充当系主任，这或者正是北京大学容忍精神的一种表现吧？不过无论如何，他总是系主任，依照帅比将高的惯例，他就不能不出名。出名还有另外的原因，都是来自家门的。其一是有几个弟弟，其中两位在学术界相当有名：一位是马叔平（衡），金石学家，写过《石鼓文为秦刻石考》，受到门内汉的赞许，后来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位是马隅卿（廉），有大成就的小说学家。其二是有一位贤内助。怎么个贤法，家门之外的人自然不得详知，但马先生有时似乎愿意泄漏一点消息，于是曾因此而受到女学生的嘲弄。其三，就是这位贤内助生了个赫赫有名的女儿，名马珏，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我在校时期，全校学生公推为校花。校花，闺门待字，其在男学生群里的地位、印象以及白日之梦等等可不言而喻，这且不管；马先生却因此而受到株连，这也不是什么过大的伤害，只是间或，当然是背地里，戏呼为老丈人。
这好好先生的印象又不只是在学生群里。大概是一九三三年暑期吧，整顿之风吹来，触及中文系（当时简称国文系）的也颇有一些，其大者是胡适之以文学院院长的显位兼任中文系主任，稍次是去教师之不称职者，开刀祭旗的人物是林公铎。马先生退为只算教授了，后来像是也不再讲什么课，总之是名存实亡了。
在校时期，多数人心目中的马先生不过如此，这印象即使够不上大错，也总是模糊。是三十年代末，北京沦陷了，马先生因为年近花甲，没有随着学校往昆明。他原来住在景山西街（旧名西板桥），也许为了隐姓埋名，迁到王府井大街大阮府胡同，与刘半农先生（已故）的夫人住前后院（马前刘后）。其时我和同系同学李君也住在北京，寂寞，很怀念旧日的师友，而师友星散，所以有时就到马先生那里坐坐。我们发现，马先生也很寂寞，更怀念红楼中的相识，于是渐渐，我们就把到马先生那里去当作后辈的义务。
这样，日久天长，我们才明白，在校时期对马先生的认识其实并不对。他通达，识大体，以忠恕之道待人，并非庸庸碌碌。旧日有些印象像是沾点边，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好好先生，这是我们把他的宽厚看作无原则地迁就。其实，他律己很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在这方面，可记的事情颇不少，随便举一些。还是任系主任时候，他家的某一个年轻人报考北京大学，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马先生面前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马先生大怒，骂道：“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又，有一次，同学李君请马先生写些字，留作纪念。马先生沉吟了一会，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马先生可谓言行一致。北京大学迁走了，他借贤内助善于理财之助，据说生活没有困难，于是闭门读书，几年中不仅不入朝市，而且是永远不出大门。
他爱国，有时爱到近于有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我们每次去，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为了安慰老人，我们总是把消息挑选一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报喜不报忧。——我们确是有个忧，是马先生有个羊角疯的病根，几年反复一次，而且，据说一次比一次重，不久之后会不会有意外呢？大概耐到一九四四年的年尾或下年年初，我们有些日子没去，忽然传来消息，马先生得病，很快作古了。人死如灯灭，早晚难免这一关，所谓达人知命，也就罢了。遗憾的是，他朝夕盼望胜利之来，七年多过去了，终于没有看到就下世了。他不能瞑目是可以想见的。真的胜利了，“家祭无忘告乃翁”，他还能听见吗？
五 马一浮
我同马一浮先生只见过一面，不能深知，严格说没有资格谈他。可是想到另一种情况：马先生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比鲁迅先生小一岁，他们都是绍兴人，并且一同应过县试，马先生名列案首（榜上第一），鲁迅先生屈居二百几十名；后来两人走了不同的路，鲁迅先生是“其命维新”，马先生是“仍旧贯”，因而声名就大异，鲁迅先生是家喻户晓，马先生则名限于亲友弟子间，并将渐渐为人遗忘。马先生也是一代学者，就说限于旧学吧，许多方面造诣都相当高，而且一生洁身自好，为人亦多有可取。像这样一位先辈，名不为人所知也未免可惜，所以决定提起笔，记下自己所知的一点点。
马先生名浮，字一浮，别署蠲戏老人，蠲叟。精旧学，尤其是子部。也许因为在这方面钻得太深了，生活兴趣就不知不觉地趋向诗书而远于现实。正如马叙伦先生在所著《石屋馀渖》“马君武”条所说：“……转眼三十馀年，一浮避兵入川，……一浮长余二岁，彼时朱颜绿髩，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乃一浮寻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所谓与古人为伍是走孙夏峰、颜习斋那条路，闭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开门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推想入川之后，过的更是这种生活。听熊十力先生和林宰平先生说，对于宋明理学、佛学，尤其禅宗，马先生在同行辈的学者中，造诣都是首屈一指。可惜我孤陋寡闻，竟不知道他在这方面有什么著作。
得见的一点点反而是诗词方面的作品。是五十年代初期，看到上海某古旧书店的书目，上面有马先生所著《蠲戏斋诗集》，定价四元，赶紧写信买来。木版六册，是他居四川时，弟子张立民和杨荫林整理编辑的。内容是：第一册，《蠲戏斋诗前集》上下二卷，收入川以前弟子抄存的一些诗；第二册，《避寇集》一卷，收由浙江入川时诗，附《芳杜词剩》一卷，收入川之前的词三十多首；第三册至第六册，《蠲戏斋诗编年集》，收辛巳至甲申（194l—1944）共四年的诗。最后编年集是重点，都是六十岁前后所作。诗集有自序，是癸未年（1943）年底所作，刻在第四册之前，说明自己作诗的主张是行古之诗教而惩汉魏以后之失，就是说，不是吟风弄月，而是有益政教。并解释老年多作的原因是：“余弱岁治经，获少窥六义之指，壮更世变，颇涉玄言，其于篇什，未数数然也。老而播越，亲见乱离，无遗身之智，有同民之患。于是触缘遇境，稍稍有作，哀民之困，以写我忧。”可见内容是走杜工部和白香山一条路。
我大致读了一遍，印象相当深，可以分作几项说。其一，突出的印象是诗才高。这可以举两事为证：一是笔下神速。以癸未下半年为例，中国页四十九页，一页收诗以七八首计，总数近四百首，一天平均两首半，其中有些古体篇幅相当长，这速度在古人也是少见的。二是语句精炼，比如五律，首联可对偶而通常是不对偶，马先生不然，而是经常对偶，并且对得工整而自然。其二是学富，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信笔入诗，所以显得辞雅而意深厚。其三，确是言行一致，很少写个人的哀愁，而是多少有关政教。总的印象是，与同行辈也写旧诗的人，如沈尹默、陈寅恪、林宰平诸位相比，马先生像是更当行，更近于古人，这在梁任公“新民丛报体”已经流行之后是不容易的。勉强吹毛求小疵，是纳兰成德在《渌水亭杂识》中评论苏东坡的话：“诗伤学，词伤才。”马先生正是“学”过多，因而气味像是板着面孔说理，而不是含着眼泪言情，换句话说，是缺少《古诗十九首》那样的朴味和痴味。
马先生还是著名的书法家，行楷笔画苍劲，有金石气。五十年代前期，熊十力先生由北京移住上海，行前收拾杂物，我在旁边，有马先生不久前写给他的一封信，问我要不要，我欣然留下。信相当长，字精，文雅，内容尤其可贵，末尾对于有些过急的措施，含蓄地表示悲天悯人的忧虑。其时我还没见过马先生，但由这封信约略可以窥见前辈的高风，所以就当作珍品保存起来。
五十年代后期，马先生受特邀充任政协委员，到北京来开会。邓念观老先生来，说马先生住在北京饭店，约我一同去看他。我们去了。其时马先生已是接近八十岁的人，可是精神很好，总是立着谈话。他个子不高，长得丰满，因而头显得大些。座上客很多，他虽然健谈，也有应接不暇的情势。客还是不断地来，我们只好告辞。此后他就没有再来北京，连他的消息也不再听到，推想不是过于衰老就是作古了。
最后说说马先生的手迹，存了十年以上，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来了，我想到上面有可以指控为“右”为“反”的话，为了马先生的安宁，赶紧拿出来烧了。这是我的一点点善意，可惜没有机会告诉马先生了。
六 邓之诚
我上学时期，学生界有个流传的韵语：“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这个半玩笑话有言外之意，是，如果有条件，最好上燕京大学。因为那里阔气，洋气，可以充分容纳年轻人的骄矜和梦想。所谓条件，主要是金钱，因为花费多，出身于寒家的上不起。其次是体貌不能很差，因为差得不够格，就会与阔气、洋气不协调。也许还有再其次，可以不管。且说我自己，自知条件不行，所以宁可取北大之老。走了这条路，正如走其他什么路一样，有所得，也有所失。所失之一是竟没有见到邓之诚先生，因为邓先生是燕京大学教授，而没有到北大兼过课。
不过对于邓先生，虽然只是由于“闻”，我还是有所知的。他字文如，南京人，著作主要是《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和《桑园读书记》。由读他的著作而得的印象，用旧话说是“博雅”。我尤其喜欢读他的《骨董琐记》，随便翻翻就会感到，他读书多，五方四部，三教九流，由正经正史以至杂记小说，几乎无所不读。所读多的结果自然是知识渊博，纵贯古今，由军政大事以至里巷琐闻，也几乎是无所不知。更可贵的是有见识，记录旧闻能够严去取，精剪裁，即使照抄也能使读者领会褒贬，分辨得失。还有行文方面，虽然看似末节，也应该说一说，是用文言，确是地道的文言。“五四”前后，有些人用文言写，或者由于受早期的梁启超“新民丛报体”的影响，或者由于受晚期的白话文的影响，或者由于想用文言而底子不厚，结果写出来是既像文言又不像文言。既像又不像，给人的印象是不协调，就说是老框框吧，总之是缺少雅驯气。邓先生就不然，即以《骨董琐记》而论，专就文字说，放在明清名家的笔记里，说是当时人所作，也不会有人怀疑。
博雅的印象，还有不是来自他的著作的。手头有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后扩大为十种），抄其中的两处为证。一处见第五十四页：
《鹪鹩庵笔麈》手稿十三则原为邓之诚先生所藏。一九五四年夏，邓先生把它送给我了。影印本《四松堂集》卷末所附的《鹪鹩庵笔麈》就是借我的原稿影印的。
另一处见第一百页：
《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复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卒年当在嘉庆十二年之后。作者生平，迄今不可详考，惟知其乾隆五十七年（复年三十岁）与其妻芸居于扬州鲁璋之萧爽楼，以书画绣绩为生。又于嘉庆二年至四年（复年三十五岁至三十七岁），赋闲家居，与程墨安设书画铺于其家门之侧（即苏州沧浪亭畔）。然其所鬻之书画未闻流传。一九三六年八月邓文如之诚先生告余，彼于某次南旋时，于吴县冷摊，以二饼金购得一帧。是年八月末，余将远之英伦，仓卒竟未往观。一九五四年，访文如先生于其海淀寓舍，知此画已贻高名凯君，然允为索回一阅。后由高君许，知又转存他友处，竟不获一观。
《鹪鹩庵笔麈》是曹雪芹好友敦诚的手迹，是有关红学的珍贵材料，《浮生六记》作者沈复的画，也是世间所仅见，邓先生本诸宝剑赠与烈士之义，都慷慨举以赠人，可见为人的宽厚与博大了。
大概是一九六〇年左右，听说邓先生作古了。他富于收藏，推想还有未刊著作，会怎么样妥善处理呢？因为没有积极探询，终于不知道下文。记得是六十年代前期，有一天我路过西单商场，顺便到文物店看看，店员拿出几方新收的砚，其中一方竟是邓先生的，虽然价不低，因为怀念邓先生，也就买了。砚淡墨色，非端石，高市尺五寸馀，宽将及四寸，厚一寸，池作簸箕形，背平。两侧有隶书铭，右侧是：
山之精，石之髓。朝夕相从，惟吾与汝。
左侧是：
庚戌（案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秋闱后得于琉璃厂肆。莹润若璧，真佳物也。子受谭光祜记。
谭光祜是乾隆年间高官谭尚忠的儿子，江西南丰人，字子受，号铁箫。有才，能诗能文，精书法，善骑射，还作过红楼梦曲，并且上演过（见吴云《红楼梦传奇序》）。他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写砚铭时十九岁。砚背有行书铭，是：
微雨乍凉，偕香圃过子受寓，共饮，醉后索书册页数十幅。兴犹未尽，见文具中有雨过天青石砚，因洒馀渖戏题之。子受其能以此为润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