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暄琐话-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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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雨乍凉，偕香圃过子受寓，共饮，醉后索书册页数十幅。兴犹未尽，见文具中有雨过天青石砚，因洒馀渖戏题之。子受其能以此为润笔否？乙卯（案为乾隆六十年，1795）秋七月，船山醉笔。
船山是写《船山诗草》并“揭发”《红楼梦》后四十回为其妹婿高兰墅所补的大名人张问陶。他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写砚铭时三十二岁。香圃是张问陶的朋友王麟生，《船山诗草》曾经提到他。
以上的铭辞和人物会引起一些遐想。之一是：谭光祜和张问陶是好友，并且写过红楼梦曲，他会不会同高兰墅有关系？之二是，据吴锡麒《南归记》说，嘉庆二年（1797）张问陶因丧父离京，行前曾以砚赠别，砚铭是自作自刻的。这醉笔的砚铭，书法和刻工都很精，会不会是张问陶自刻的？可惜难于考实了。
铭的最后一则刻在砚盒上，是：
张船山雨过天青研（篆书大字；以下行草小字）
先外舅庄云生先生得此砚于蜀中，随内子宛如夫人来归，已二十有一年矣。己巳八月，文如题于旧京五石斋。
可知砚是陪嫁物，己巳为民国十八年（1929），它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邓先生结婚时随着新娘过来的。可叹的是，邓先生下世不久，也随着其他遗物流落到市场上了。
六十年代末，因为不得安居，仓卒把起卧之地移到西郊北京大学女儿家。这是燕京大学旧地，出小东门，东西一条街是成府的蒋家胡同。久住成府的人告诉我，街北偏东有两所大宅院，邓之诚先生多年住在靠东的一所。我有时从那里过，总要向里望望。院子很大，古槐阴森，坐北一排房陈旧而安静，推想那就是写《骨董琐记》的处所。十几年过去了，还有什么痕迹吗？
七 林宰平
林宰平先生名志钧，福建闽侯人，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比鲁迅先生还大两岁，单就年岁说也是老前辈。就交游说，这老前辈的征象更为明显，比如王辏г恕⒘智倌稀⒊氯ⅰ⒎鱿椤⒘浩舫⒁γ８浮⒂嗌芩蔚惹迥┟癯醯闹浚际煜ぃ婆袒福⒓氖鳌侗痹萍防铩Ｎ疑媳本┐笱逼冢谘５恼苎导婀危墒遣恢裁矗姑挥屑幻妗６运囊恍┝闼橛∠笫怯晌淖种欣矗鞘抢肟本┐笱е蟮氖隆Ｆ涫蔽冶皇裁捶缫淮担敢馕招┪鞣降闹叮谑钦乙氡径粒渲杏行┦恰吧兄狙Щ帷北嗟模兄狙Щ峄嶂吩诤推矫拍诨牛抵鞒秩司褪橇衷灼较壬？凑獯允榈难√猓莱檎呷肥恰吧兄尽敝浚湟庠谝孕轮狡鸲降乃ǎ强删纯筛小Ｒ彩窃谡飧鍪逼冢一共环显永溃銮捎屑钢质椋衷谟∠蠡股畹氖浅伦诜摹堆喽即钥肌罚嗌芩蔚摹妒榛槁冀馓狻罚浩粜鄣摹都谛适柚ぁ罚蚨际橇窒壬鞯摹Ｎ叶凉螅运兜墓悴獾木睿鹊慕餮希钌罡械骄取Ｒ蛭热胛髦侵铝τ谖餮У模涣隙杂谥泄裳Ь拐庋āＵ馑骄酵ǎナ怯晌淖忠部梢钥闯隼矗褪撬担鞘堑氐赖奈难裕蛄范溲牛幌裼行┤耍戮刹荒芙缦薹置鳎梦难孕矗衙獠笕氩患谖难缘某煞郑谷四钇鹄锤械轿兜啦欢浴Ｔ倨浜螅胰鲜度私ザ啵胖懒窒壬恢槐パВ沂嵌嗖哦嘁铡Ｋㄏ泄裳У母鞲龇矫妫氖榛绕湔苎В煲瓒己苌睢Ｋ磺嵋仔醋鳎怯伤赖男切堑愕愕淖髌房矗热纭都谛适柚ば颉罚突嶂浪恢痪ù恃В揖ㄖ泄难Ш椭泄跛枷搿９赜谑榛恢煌ㄏ砺郏苎裕移鸲苄校苄茨芑挥绕涫榉ǎ惺楦站⑶謇觯南袂宕蠹乙οПВ虏荼漉馕牒瘢ασ埠苌睢�
更难得的是他的为人。《论语》里孔子说：“文莫（黾勉）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这话或者含有几分谦逊，但也可证，躬行比饱学更难。林先生是既能黾勉，又能躬行。这个印象，我同他交往之后就更加明显。但是想用文字确切形容却也不易。林先生一九六〇年逝世，其后三四年辑印了他的遗著，名《北云集》，线装两册，一册是诗集，一册是文集。文集后有沈从文的跋，这里无妨借用几句：“宰平先生逝世已三周年，他的温和亲切的声音笑貌，在熟人友好印象中，总不消失。……他做学问极谨严、认真、踏实、虚心，涵容广大而能由博返约。处世为人则正直、明朗、谦和、俭朴、淳厚、热情。”这说得都很对。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温和。我认识的许多饱学前辈，为人正直、治学谨严的不少，像林先生那样温和的却不多见。不要说对长者和同辈，就是接待后学，也总是深藏若虚，春风化雨。我想这就是他的声音笑貌所以总不消失的原因。
我有幸认识林先生，开始于一九四七年。其时他住在和平门内，我去谒见，是为我编的佛学月刊征稿。林先生不习惯写零零碎碎的应酬文章，但他客气，惟恐拂人之意，于是不久就写了一篇，这就是发表在第四期的《记太虚法师谈唯识》。此后，因为愿意亲近林先生的温和，听林先生的广博见闻，我隔个时期就去一次，表示问安。林先生总是热情接待。他的原配梁夫人早已去世，一起住的继配沈夫人是我的同事姚韵漪女士在松江时的老师，体质清瘦，神经衰弱，对于佛学也很关心，一九四八年还为奄奄待毙的月刊捐了一些钱。
一九四八年春天，听说林先生夫妇要回南，我去看他。也许一两天后就要起程吧。他正忙着收拾东西，书案上堆满杂物。想到人事沧桑，何时再见难以预知，我还是提出不情之请，希望他写点什么，留作纪念。他慨然答应，用信笺写了一首杜诗：“梁楚连天阔，江湖接海浮。故人相忆夜，风雨定何如？”下署“林志钧倚装作”。这时期，他的心情是愁苦的，《北云集》一九四八年部分有一首诗，题目是“重到北京今又将去此矣晨起花下得句”，诗是：“三见李花开，频呼堕梦回。今春更惆怅，南去几时来？”可见他也是难遣惜别之情的。
出乎意外，两年多之后，一九五〇年的晚秋，林先生又移居北京，住在东单以北。我当然继续旧例，隔一段时间就去问安。时间长了，对于他的学识精深，律己谨严，待人谦和，我体会得更深。他很少谈学问，我推想这是惟恐后学望而生畏；偶尔谈及，总是记人之所不能记，见人之所不能见。关于律己谨严，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提到高名凯请他题一个字卷的事，他说：“字说是白香山写的，当然是伪品，我不能题。我做什么事都要负责。”待人谦和的事例太多了，只举我深受感动的两件。有一次，我去看他，只他一个人在堂屋，谈一会话，我辞出，他恭谨地向我表示歉意，说他的夫人有病卧床，未能出来接待，希望我能够原谅。另一次是我请他写一些章草，希望字多一些，他那时候很忙，可是写了很长的横幅送给我。
大概是一九五九年秋天，我去看他。其时他已是八十岁以上，可是面白而略显红润，无须，身体挺直，很像六十岁上下的半老书生。我心里想，像他这样，一定会活到百岁吧？问他的养生之道，他说没有什么，不过是任其自然。此后因为内则饱食为难，外则冗务很多，有半年以上没有去看他，一天，忽然得到他作古的消息，我感到愕然。悲伤之际，不禁想到《越缦堂日记》悼念陈德夫的话：“天留德夫，以厉薄俗，亦岂不佳？而夭折恐后，固何心耶？”薄厚对比，林先生的未得上寿就更值得惋惜了。
八 熊十力
熊十力先生是我的老师，现在要谈他，真真感到一言难尽。这一言难尽包括两种意思：一是事情多，难于说尽；二是心情杂乱，难于说清楚。还是五十年代，他由北京移住上海。其后政协开会，他两度到北京来，先一次住在崇文门新侨饭店，后一次住在西单民族饭店。这后一次，正是大家都苦于填不满肚皮的时候，他留我在饭店饱餐一顿，所以至今记忆犹新。别后，我写过问候的信，也听到过一点点他的消息。大动乱来了，我在文斗武斗中浮沉三年，然后到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去接受改造。喘息之暇，也曾想到年过八旬的老人，——自然只能想想。放还之后，七十年代中期曾到南京及苏杭等地漫游，想到上海看看而终于没有敢去，主要是怕登门拜谒而告知的是早已作古。再稍后，忘记听谁说，确是作古了，时间大概是六十年代末期。想到民族饭店的最后一面，想到十几年，我挣扎喘息而竟没有写三言两语去问候，真是既悔恨又惭愧。
我最初见到熊先生是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大学讲佛学，课程的名字是“新唯识论”吧，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我去旁听几次，觉得莫测高深，后来就不去了。交往多是四十年代后期，他由昆明回来，住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我正编一种佛学期刊，请他写文章，他写了连载的《读智论抄》。解放以后，他仍在北京大学，可是不再任课，原因之小者是年老，大者，我想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还是唯心论。其时他住在后海东端银锭桥南一个小院落里，是政府照顾，房子虽不很多，却整齐洁净。只他一个人住，陪伴他的是个四川的中年人，无业而有志于佛学，因为尊敬老师，就兼做家务劳动。我的住所在后海北岸，离银锭桥很近，所以晚饭后就常常到熊先生那里去，因而关于熊先生，所知就渐渐多起来。
早年的事当然不便多问，但听说革过命，后来不知由于什么，竟反班定远之道而行，投戎从笔，到南京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学佛学。治学，也像他的为人一样，坚于信而笃于行，于是写了《新唯识论》。“唯识”前加个“新”字，自己取义是精益求精；可是由信士看来却是修正主义，用佛门的话说是“外道”。于是有人作《破新唯识论》而攻之。熊先生不是示弱人物，于是作《破破新唯识论》而答之。混战的情况可以不管，且说熊先生的佛学著作，我见到的还有《佛家名相通释》，我原来有，大动乱中也失落了。他这一阶段的学识，信士看是不纯。后来，五十年代前后就变本加厉，张口真如，闭口大易，成为儒释合一，写了《原儒》《明心篇》《体用论》等书。我没有听到信士的评论，也许视为不可救药，与之“不共住”了吧？严厉的评论是来自另一方面，即批林批孔时期，见诸文件，说他是吹捧孔老二的人。没有上海的消息，也不便探询，我只祝祷他借庄子“佚我以老”的名言而不至引来过多的麻烦。
尊重熊先生不妄语的训诫，对于老师的学识，我不得不说几句心里话。熊先生的治学态度、成就，我都很钦佩。至于结论，恕我不能不怀疑。这问题很复杂，不能细说，也不必细说。我是比熊先生的外道更加外道的人，总是相信西“儒”罗素的想法，现时代搞哲学，应该以科学为基础，用科学方法。我有时想，二十世纪以来，“相对论”通行了，有些人在用大镜子观察河外星空，有些人在用小镜子寻找基本粒子，还有些人在用什么方法钻研生命，如果我们还是纠缠体用的关系，心性的底里，这还有什么意义吗？——应该就此打住；不然，恐怕真要对老师不敬了。
还是撇开这玄虚干燥的玩意儿，专说熊先生的为人。记得熊先生在《十力语要》里说过，哲学，东方重在躬行。这看法，专就“知”说，很精。熊先生的可贵是凡有所知所信必能“行”。这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下谈一些琐细的，一般人会视为怪异的，或者可以算作轶事吧。
他是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的人，所以住所求安静，常常是一个院子只他一个人住。三十年代初期，他住在沙滩银闸路西一个小院子里，门总是关着，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此门。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五十年代初期他住在银锭桥，熊师母在上海，想到北京来住一个时期，顺便逛逛，他不答应。我知道此事，婉转地说，师母来也好，这里可以有人照应，他毫不思索地说：“别说了，我说不成就是不成。”师母终于没有来。后来他移住上海，是政协给找的房，仍然是孤身住在外边。
不注意日常外表，在我认识的前辈里，熊先生是第一位。衣服像是定做的，样子在僧与俗之间。袜子是白布的，高筒，十足的僧式。屋里木板床一，上面的被褥等都是破旧的。没有书柜，书放在破旧的书架上。只有两个箱子，一个是柳条编的，几乎朽烂了。另一个铁皮的，旧且不说，底和盖竟毫无联系。且说这个铁箱，他回上海之前送我了，七十年代我到外地流离，带着它，返途嫌笨重，扔了。
享用是这样不在意；可是说起学问，就走向另一极端，过于认真。他自信心很强，简直近于顽固，在学术上决不对任何人让步。写《破破新唯识论》的事，上面已经说过。还可以举一件有意思的。四十年代晚期，废名（冯文炳）也住在红楼后面，这位先生本来是搞新文学的，后来迷上哲学，尤其是佛学。熊先生是黄冈人，冯是黄梅人，都是湖北佬，如果合唱，就可以称为“二黄”。他们都治佛学，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确；可是所信不同，于是而有二道桥（熊先生三十年代的一个寓所，在地安门内稍东）互不相下，至于动手的故事。这动手的武剧，我没有看见；可是有一次听到他们的争论。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的。冯先生答：“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真可谓“妙不可酱油”。我忍着笑走了。
对于弟子辈，熊先生就更不客气了，要求严，很少称许，稍有不合意就训斥。据哲学系的某君告诉我，对于特别器重的弟子，他必是常常训斥，甚至动手打几下。我只受到正颜厉色的训导，可证在老师的眼里是宰予一流人物。谈起训斥，还可以说个小插曲。一次，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