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摘2003人物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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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也像平时一样，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上网接收电子邮件。在收到的一堆信件中，我发现了JK小姐的信。内容大致是：她现在从北京到了美国，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回来，最让她放心不下的是：她曾经养过一只北京犬（京巴），现在寄养在一个农村的朋友家里，听说它的处境不怎么好，那位朋友也不肯给狗上户口，所以她想给狗找一个负责任的新主人。我一看，她朋友的家并不远，于是下班后，匆忙前往。
院门开着，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院里的大树下，粗粗的铁链锁着一只北京犬。
北京犬是我国的特产。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时，由英国和法国士兵在春阳宫殿的废墟中发现，并带到欧洲，后来在世界各地广泛繁殖。
这只狗没有什么特别的，毛已经从白色变成了灰色，鼻短而明显，嘴唇的皱纹上，是一双流露出敌视凶光的大眼睛。
它的颈上有那么一根粗铁链，铁链的另一端钉进树上的一个铁环。它蹿着、跳着，但是活动范围超不过两米。
我壮着胆子，向院里走去。它突然警惕地在空气中嗅着什么，喉咙深处发出一阵威胁性的低吼。我为了讨好它，把在路上买的炸鸡扔到它的面前，它怀疑地嗅了嗅，舔了舔，围着面前这块东西绕了两圈，最后把它叼进了嘴里。
“饿坏了吧？”我低声下气。
“汪——”它穷凶极恶，一块炸鸡三口两口吃进了肚里。我将整包的炸鸡扔给了它。情急之下，我扔偏了。我试探着想用脚踢给它，可是它本能地向我扑来，我后退，它再次扑来，不过这一次，不是扑向我，而是扑向那包炸鸡腿，它将铁链子拉得啪啪响，可是那根铁链又无情地将它拽了回去，它挣扎，它用前爪去挠地，地面留下了几道深沟……
屋门开了，走出来一位小伙子，说话文质彬彬，非常热情地把我让到了屋里。没等我说明来意，他就好像全听明白了：“给多少钱？”
“什么？”
“这么长时间我不能白养，五百怎么样？”
“我不是来买狗，而是为它找个负责的新主人，如果你同意，你们可以见见面。”
“我不管你把狗给谁，只是我不能白养。”他坚持着。
我看今天是白跑了，我起身离开。
出了屋门，又看见了那只狗，它正颓然地趴在地上，我望着那条锁链，锁链上写着悲衰！
我猛地转过身，高声说道：“500就500，我今天一定要把它带走。”
“就是嘛，我早就从网上看出你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你也上过网？”我本想问一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把钱重重地放在他的手心里，拉起狗，像逃离苦海一样地奔出门外。
“弃弃！”我呼唤着给狗起的新名字，带它去找新主人……
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特别的电子邮件，是那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写来的：“京红对不起！其实我就是京巴狗的真正主人。最近因为农村管得严，经常有人来查狗的户口，我想把狗卖掉，又怕找不到好心人。在网上发现你特别有爱心后，才想出这种办法……今天写信的目的是想告诉你，没有Jk小姐，没有人出国，也不用担心将来会有人把狗要回去，希望‘爱爱’能够过得好……”
“爱爱……弃弃！”我呼唤着那只北京犬的两个名字。
（本文作者：郭京红）
我眼中的莫里
有时你不能只相信你所见的东西，你还必须相信你所感觉到的。如果你希望别人相信你，你就必须先相信别人。你相信他——即使你闭上眼睛在黑暗中，即使你毫无顾忌地向后倒去。”
我第一次上莫里的课，是在一九七六年的春天。那天，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到沿墙而立的书架上堆放着许多关于社会学、哲学、宗教以及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这是个小班，课堂上只有十来个学生，他们大多数人衣着新潮，穿着牛仔裤、花格子衬衫和大地鞋。我正在想也许我不该选这门课，英里开始点名了：
“米切尔！”
我举起了手。
“喜欢称你米奇，还是米切尔？”他微笑着。
他的问题引起我再次注视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因为从来没有一位老师这样问过。
“朋友们都叫我米奇。”我说。
“那就叫你米奇，我希望有一天你也会把我当成你的朋友。”
莫里的年龄和我相差很多，我是提前一年高中毕业，而莫里则比大部分的教师年长。他对学生很和蔼。我上完他的第一课，又选了他的另一门课。他并不太看重分数。我称他为“教练”，就像在高中时我称呼田径教练一样。他对这个绰号很喜欢：
“太好了！我可以当你的教练，你也能成为我的上场队员。我是说，那些生活中非常美好而我却老得无法享受的东西，你都可以替换我上场。”
幽默的老人
莫里给我们上课的情景是令人永远难忘的。
他走进教室，坐下来，一言不发，望着我们。我们同样望着他。莫里耸耸肩，笑声渐渐止息了。教室里鸦雀无声。
有人开始烦躁起来，他怎么回事？有人在不停地看表，有人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也有人看着窗外，漫不经心。足足过了十五分钟，莫里说话了：
“这里发生了什么？”
于是如同莫里所设想的，大家开始讨论起来。讨论沉寂对人与人关系的影响。沉寂为什么会使人产生焦虑？而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又对人有哪些有益之处？
我却没有感到沉寂有什么不好，虽然我也喜欢热闹，但我也可以在教室里坐上几个小时，如果需要。所以我几乎没有参加讨论。下课时，莫里对我说：“你今天没说话。”
我真的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知道你是有许多想法的，你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年轻时也喜欢把自己的想法都深藏不露。”
“他是谁？”
“我！”
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九七八年，当时跳迪斯科和看洛奇系列电影是风靡校园的文化时尚。莫里开设了一门特别的社会问题研究课，学生都是小组成员。
有一天，莫里让我们做了一次实验：我们站成前后两排，前排的人背对着后排的人。他让前排的人向后倒去，而后排的人把倒下的人扶着。实际情况是，许多人都只是稍稍向后倒一下就收住了身子。
然而还是有例外：一个瘦小文静穿一件白色宽大的运动衫的女同学闭上眼睛双手合在胸前，直挺挺地向后倒了下去。大家都以为她必定会重重地摔在地上，但在紧急关头，她的搭档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她的衣服，赶紧把她扶了起来。
莫里笑了，他对女孩说：
“区别就在于你闭上了眼睛。有时你不能只相信你所见的东西，你还必须相信你所感觉到的。如果你希望别人相信你，你就必须先相信别人。你相信他——即使你闭上眼睛在黑暗中，即使你毫无顾忌地向后倒去。”
一九七九年，大学体育馆里有一场篮球赛，我们队打得很棒，学生们在看台上不断地大声叫喊：“我们第一！我们第一！”莫里当时也坐在看台上，他在喊声中突然站起来大吼道：“第二又怎么样？”
学生望着他，停止了叫喊。他很得意地看了看大家，笑了笑，坐了下来。
顽强的老人
于是接着几个星期的星期二我都去看他，而且我产生了一种很特别的欲望，渴望去看他，虽然我乘着飞机飞行七百英里去看望的是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但只要和莫里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格外舒畅。和莫里的谈话是一种享受。
他的病情日益严重，我知道他很痛苦。在抱着他的躯体时，我似乎感觉到了他的生命的确在日益枯竭，我开始意识到，时间对于他确实不多了。
我必须要做些什么，我想记住我们之间的谈话。
“我想录下你的声音，不过，如果你感到这东西使你不舒服——”我怕触及到死亡这一敏感的话题，我正要拿回录音机。
他摇了摇手，从容地摘下眼镜，平静地说：“把它放下。”他的语气显得很柔和，“我想让你，让更多的人知道人的生活，趁我还能说的时候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他的声音更细弱了，“我相信有更多的人愿意听我的故事，你说呢？”
我点点头，望着这位可敬的老人，我说不出话来。
我们静静地坐了好一会儿，他说：“米奇，我们可以开始了。”
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莫里对待人生的态度是与众不同的，他有他的勇气，他有他的幽默，他有他的耐心和坦然，他的心态是比别人更为健康的非常理性的心态。
“向我提问题吧。”
于是我列出了一份目录，这些题目包括：
死亡、恐惧、衰老、欲望、婚姻、家庭、社会、原谅、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之间的问答在每个星期二进行，我得到了很多宝贵的收获。
永远的老人
“临死前先原谅自己，再原谅别人。”
这是“夜线”第三次专访后莫里说的话。
那天，我不停地帮他按摩，而他在和我交谈。
“我曾有一个朋友诺曼，我们很好，三十年前他为我雕刻了一座铜像。后来因为我妻子动手术，他们没有和我们联系，我们就中断了关系。诺曼一直想与我和解，我却始终没有接受，我没原谅他，现在我好后悔，非常后悔。”
他激动得哭了起来，没有声音，只是抽泣。
第十三个星期二，是他给我上的最后的一课。
氧气管已插入了他的鼻子。
他想看看后窗台上的木槿，我拿到了他的面前。
“死是很自然的。有生就有死。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并且将这种爱珍藏在心上，即使死了也不会消亡。因为你的爱还在，你就会永远活在你所爱过的人们的心里。”他说得很慢，声音也变得混浊起来，他需要休息了。
我把木槿搬回原处，然后去关录音机，机子里录下了这样一句话，这也是莫里的最后一句话：
“死亡终结了你的生命，但没有终结你感情的联系。”
第十四个星期二，他已经说不出话了。
“爱你……”他嗫嚅着。
我真想说，我也爱你，教练！
他的眼睛眯了起来，流着泪，脸像婴儿一样扭曲着。我抚摸着他的松松的皮肤和头发。等了一会儿，他呼吸稍稍平稳后，我轻轻对他说，你累了，我下周再来。他只是哼了一声，很像是笑的声音，但听起来是那么令人悲伤。
莫里死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而我参加的葬礼的日子也是一个星期二。
他终于离我们而去了。
我和他最后的接触就是每星期二到他的家中去听他上课，课堂上不需要任何课本，课的内容是讨论生活，讨论人生的意义，他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来教课的。
这门课现在还在继续。
（本文作者：米切尔）
轻狂是一柄自戕的剑
回首我第一次上路的日子，那重重摔倒的伤口仍让我隐隐作痛，好在，我把生活给我的教训铺在了前进的路上。
大学毕业后，我在家乡的机关闷坐了3个月便递上了一封辞呈。那天清晨，在老父亲迷惑而怨怒的目光下，我踏上了南下的列车。行囊里只有几件简单的衣物，我仍觉得充实沉甸，因为里面塞着我勃勃的雄心和斑斓的梦想。
东莞一家台资中型手套厂爽快地聘任了我。
上班第三天，突然有通知说老板要召开全体管理人员大会。我匆忙走进会议室时，一个中年男人严厉地喝住了我：“你的笔记本呢？！”见我一脸茫然，他脸色舒缓了点说：“你是新来的吧，快回去拿。”
开会的时候，刚才指责我的人坐上了主席台。天啊，他就是平时不常在公司露脸的台湾老板！忽然他又指了指我：“你，做一下会议记录。”
会议结束，我向他提交了一份表格，上面详细列出了他讲话的要点。
他认真看完后说：“立刻复印传到各部门。”他脸上掠过不易察觉的微微一笑。
我的顶头上司、生产处李经理拍拍我的肩，欣喜地对我说：“小伙子，你居然顺利过关了！这可是史无前例啊，以前谁做会议记录老板都要修改，弄不好还要被大骂一顿呢。”
想不到这次会议记录真让我交了好运。这家公司等级特别森严，什么级别的人参加什么级别的会都有严格规定，我却成了例外，以末等芝麻的小课长身份竟经常被老板点名参加主任级甚至经理级的会议。别人一脸愕然的时候，老板轻描淡写地说：“让阿理来做会议记录，也让他来学点东西。”
而随着一次次参与重要会议，一两个月下来我便对公司大体运作了然于胸。我的会议纪要照例极少被改动。我还不时在会上提几点大胆建议，老板常听着听着便点头微笑。
4个月后的一天，老板突然宣布晋升我为生产处主管，这是连升三级的破格提升。年少气盛的我当时笑得十分灿烂，以致完全忽略了周遭一双双妒忌的目光，还有李经理那怪怪的神情。
后来有人告诉我，李经理曾向老板提出反对破格提升我的意见，说我无论经验或技术都不足以胜
任。我听后当即“哼”了一声，说：“我会让某些人知道老板的决定绝对没错！”
我决心把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点亮半边天。连续加班了一星期，我重新做了一个从接订单、买原料、排期生产、订车出货的流程。那天深夜，当我终于做完这更符合管理学原理的流程时，我兴奋得几乎失眠。
但刚开始执行就出现了问题。这天一上班，李经理拿了几个有问题的手套摔在我面前：“这就是你的新改革出的好玩意儿？”
我立刻跑到车间追查原因，原来一个缝纫组组长带头违反了新规程。我耐心地指了出来，她却嘟哝着说：“什么新改革，我那样做的时候你还没来呢！”
怒从心头起，我一拍桌子指着她声色俱厉地大骂：“在我面前倚老卖老！我告诉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