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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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这个打手外强中干、欺软怕硬的性格很有层次地表现在纸上。再看松二爷、常四爷面对意外事故的反应，松二爷性格软弱，所以赶紧以大家都是“外场人”来打圆场，常四爱国、梗直、而又粗中有细，所以说话处处不让人，用“英法联军烧了园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冲锋去”，呛得对方没话可讲，但他也不想节外生枝，所以并不主动与对方动手；而只有三句台词的马五爷形象更现出作者的大手笔，他有洋人之势可依，所以一句话就制伏了二德子；以文明人自居，所以教训二德子“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就讲打？”；但他制伏二德子并非因为同情常四爷，而是因为打架会惊扰他喝茶，常四爷骂洋人又无意中得罪了他，所以当常四爷要他评理时他冷冷地一句“我还有事，再见”就走过去。短短一页，塑造了四个性格鲜明、心理层次丰富的人物形象，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与人物性格、心理配合得丝丝入扣，委实只有大手笔才能做到。《茶馆》中这样的场面比比皆是，如第一幕中，秦仲义与庞太监冲突的场面；第二幕中王利发与崔久峰对话的场面，第三幕中小刘麻子欺骗王利发的场面等等，无不如此，剧中塑造的鲜明的人物形象还有妖怪式的庞太监、庞四奶奶、暗探宋恩子、吴祥子、拉皮条兼人贩子的刘麻子、借算命骗取钱财的唐铁嘴等社会渣滓及其后代、民族资本家秦仲义、茶馆老板王利发、早年从事革命晚年心灰意冷拜佛参禅的议员崔久峰，甚至只有一个字“藁（好）！”台词的国民党官僚沈处长等等。短短三幕戏，塑造了几十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概括了五十多年的历史，显示出老舍高超的艺术功力与艺术才能。在结构上，《茶馆》采取三个横断面连缀式结构，每一幕内部也以许多小小的戏剧冲突连缀。这样的结构本来容易变得松散，老舍克服了这方面的困难，剧本以“人物带动故事”，“主要人物由壮到老，贯串全剧”，“次要人物父子相承”，“无关紧要的人物招之即来、挥之即去”。14同时，人物的故事、命运又暗示着时代的发展，从而使得剧本紧针密线，形散神凝，以貌似平淡散乱的人物、情节织出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从清末到民国末年的民间众生相。这种独到的艺术构思与创作胆识，今天看来也是很值得钦佩的。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四节 知识分子的心灵搏斗掠影：《红豆》
50年代活跃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作家们，大都是经受了革命实践磨练的知识分子，他们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证明，相信知识分子经过革命实践的考验后能够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以那个时期的现代历史题材中，许多主人公都是成长中的知识分子。可是出于与《红旗谱》差不多的原因，这样一种突出了知识分子革命经历的创作倾向与新的文化规范不相符合，这就使作家们不能不在描写自身经验时有所顾忌，不敢真实地开掘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实践过程中切身感受到的痛苦、挣扎、以及灵魂深处的自我搏斗，也不能如实写出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丰富的精神感受与精神升华。而像40年代《财主的儿女们》那样赤裸裸的精神自传式的叙事模式，几乎是广陵散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选择了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作为讨论对象，正是因为它在短小的篇幅内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虽然浮光掠影，却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1957年7月，《红豆》由《人民文学》的“革新特大号”作为“新人的作品”推荐发表，编辑当时的意图是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但杂志正式出版时，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已经全面展开，所以成了短命的“百花时代”的最后一批绝唱。小说发表以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月报》等对它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批判，认为作品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情味”和爱情观。其实这篇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作品通过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讲述的却是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知识分子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故事。爱情虽然是故事内容的主要承担，但并不是作品的主题。作家要想表现的就是这种人生在“十字路口的搏斗”。作家之所以选择一个爱情故事来表现这一主题，是因为“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地出现十字路口，需要无比慎重，无比勇敢，需要以斩断万路情00000丝的献身精神，一次次作出抉择。祖国、革命和爱情、家庭的取舍、新我和旧我的决裂，种种搏斗都是在自身的血肉之中进行，当然是十分痛苦。”15而作家正需要这种“在自身的血肉之中进行”搏斗的痛苦，来表现知识分子在十字路口进行选择的艰难和选择成功后的欢乐。我们从作家的自白中不难感受到与路翎创作《财主的儿女们》相似的精神格调与艺术追求。在人物的塑造上，宗璞完全是独立特行的，作品主人公江玫一开始不是英雄，最后也没有成为英雄，她虽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但却没有像林道静（《青春之歌》的主人公）等知识分子典型那样“与工农相结合”。作品一开始，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清纯可爱的女大学生，“白天上课弹琴，晚上坐图书馆看参考书，礼拜六就回家。母亲从摆着夹竹桃的台阶上走下来迎接她，生活就象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也就在她上大学二年级的1948年，两位物理系大四学生的出现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她的新同屋萧素“总是给人安慰、知识和力量”，很快把她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让她懂得了一些朴素的革命道理，并带领她一步步加入到革命运动之中。而“老象在做梦似的”齐虹则以他在弹琴时的神采飞扬，无声无息地闯入了她的情感世界，对音乐和文学的共同爱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很快她卷入了爱情的旋涡。作家非常细腻地描写了江玫在这两个方面的感情变化过程，一方面她在萧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主动地参加到社会活动之中，先是不十分情愿地参加了红五月的诗歌朗诵会，再是怀着民族的义愤以救护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反美扶日”的北京学生大游行，最后则是在抗议国民党屠杀东北来的青年学生的游行中，走到了队伍的前列。另一方面，她与齐虹的感情越陷越深，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他们的爱情正象鸦片烟一样，使人不幸，而又断绝不了。”最后，是留在北平迎接排山倒海般压过来的解放军，还是答应齐虹远走美国，她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江玫的情感一开始是纤细的，甚至还有几分无病呻吟的意味，后来虽然有所丰富，有所爆发，但仍然是十分敏感的，多愁善感的。作家大胆地深入江玫的内心世界，细致入微地写出她作为一个知识女性所特有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感情和恋爱中的心理变化。江玫与齐虹的爱情始终是在时局的变化中发展的，始终是在江玫对社会形势越来越关心的背景下变化的，他们如痴如醉如颠如狂的爱情，也因此而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作家对成长过程中的女大学生江玫的描写摆脱了公式化的影响，对学生运动领袖萧素的刻划也没有落入概念化的俗套。萧素在作品中的最大作用是影响江玫走上革命道路，但她有她自己的个性，坦率泼辣，正直勇敢，对人对事都一针见血；她有她自己的风格，不尚空谈，不讲大道理，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在她的影响下，江玫的任何变化都不会让读者吃惊。相比之下，齐虹的形象则缺乏立体感，略显单薄。虽然作家表现了他自私本性的暴露过程，强调了他前后性格的鲜明对比，也注意到了他在恋爱过程中的复杂表现，但是对于“他真该是最懂得人生最热爱人生”的一面还开掘得不够，使江玫在已经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并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之后，仍然不能与他一刀两断，仍然在最后一刻产生动摇等描写，缺少了充分的依据。《红豆》虽然是一篇短篇小说，但所反映的社会层次和艺术格调都明显地高于当时以宏大历史叙事为主的现代历史小说。诗意化的意境和散文化的笔法，形成了作品独有的艺术风格，而温馨浪漫的情调和浓郁含蓄人情味则形成作品独特的文人韵味。倒叙手法的使用有助于作家在急风暴雨的时代氛围中营造出爱情的小天地，而江玫因“红豆”而引发的怀旧情绪和情不自禁的泪水，则使作品带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伤美”。＇＇注释：＇＇1引自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引自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3引自胡风《青春底诗》，收《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4《红旗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12月出版。5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第二册，第8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6引自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载《文艺报》1956年第19期。7引自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8当时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已经发出警告：〃当中国人民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奋斗了二十多年，他们在政治上已有了高度的觉悟性、组织性，正在从事于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行动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尽一切努力去接近他们，描写他们，而仍停留在知识分子所习惯的比较狭小的圈子，那么，我们就将不但严重地脱离群众，而且也较严重地违背历史的真实，违背现实主义的原则。〃引自《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4页。9引自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10《一代风流》全书分为五卷：《三家巷》（1959）、《苦斗》（1962）、《柳暗花明》（1981）、《圣地》（1983）、《万年青》（1985）。1997年作家重新校改全书，改定名为《三家巷》，分做四卷，取消分卷的书名。（见欧阳山《校改全书〈三家巷〉序》，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本教材讨论的是最初出版的《一代风流》第一卷《三家巷》。广东出版社，1959年版。12引自欧阳山《〈一代风流〉序》，载《作品》1962年新1卷第8期。13《茶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初版。13即托拉斯的谐音，但作品中小刘麻子对此有另外的解释，参见《茶馆》第三幕。14引自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及个问题》，收《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本，1985年版，第640页。15引自宗璞《〈红豆〉忆谈》，收《中国女作家小说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五章 新的社会矛盾的探索
第一节〃双百方针〃前后的文艺界思想冲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最早酝酿于1956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陆定一、陈伯达提出了在科学和文艺事业上应实施将政治问题和学术、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的方针，在后者的建议中就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法，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在同年5月2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将这一方针公开提出，宣布“在艺术方面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2。5月26日，在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由北京知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3，代表中共中央对这一方针作了权威性的阐述，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同时说明了这一方针的实施界限和范围，“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这是一条政治界线：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陆定一的报告，也标志了“双百方针”正式实施的开始。这一重大方针的提出，有着国内国际的具体历史背景。从国内来看，对阶级斗争状况的估计，对中国面临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历史性任务的理解，以及对知识分子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评价的变化，是“双百方针”提出的重要依据和条件。在1955年下半年发生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清反革命”的运动所造成的阶级斗争的紧张政治气氛，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而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这使最高决策者对政治形势的估计也有了变化，毛泽东主席作出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的论断，要求把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4。这样，发掘和动员建设资源，“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5，变成为当务之急，其中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自然是至关重要的。在知识分子中间，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以政治斗争替代思想和学术论争并演变成一场波及广泛的政治悲剧的心理阴影还没有消散，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包括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环境的条件的重要许诺，承认知识分子经过参加社会活动、政治斗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改造，他们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对象。就国际形势来看，50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发生了一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