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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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点和他们的交往原则、交往语言，这不仅反映了现实社会存在的特权特行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尖锐地揭示了以权谋私、相互利用的党内腐败之风的危害性。作者还设计了一些精彩的细节增强讽刺和喜剧效果，一瓶由李小璋灌制的假茅台酒，在这个特权圈子里几经转辗，最后竟又回到了他的手中。这一细节的设计，既符合现实主义戏剧道具设置的经典规范，即一个道具应该贯彻剧情的始终，又赋予道具巧妙的象征意味，可以说这瓶假酒就是特权人群的交往规范、交往语言和交往实质的集中体现，其中浓缩了丰富的喜剧因素和讽刺意味。另外，剧本还让李小璋在骗局被揭穿后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的一句辩护辞“假如我是真的”，道出了那种社会特权现象的实质，它的“无可否认”更增加了剧本的讽刺效果。《假如我是真的》一剧，虽然是一出社会讽刺剧，它只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剧作者的用意显然不仅于此。剧本开头引用的一段话，很可以表明作者在此剧中的用意，它引自俄国讽刺剧作家果戈理在《剧院门前》的话：“难道正面的和反面的不能为同一个目的服务？难道喜剧和悲剧不能表达同样的崇高思想？难道剖析无耻之徒的心灵不有助于勾画仁人志士的形象？难道所有这一切违法乱纪、丑行秽迹不能告诉我们法律、职责和正义该是何物？”这段话表明，作者提供的这面现实社会的哈哈镜，不仅为了照出可笑和丑恶，还是为了反衬出崇高。在《假》剧中，作者显然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一类的人物，虽然其中的“张老”和郑场长是剧中仅有的两个“正剧人物”，但作者显然并未在他们身上赋予多少“崇高”因素。但如果把此剧和作者在不久后发表的《陈毅市长》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借剖析无耻之徒的心灵”以“勾画仁人志士的形象”的用意，他是要从英雄的缺失中呼唤英雄，在对一些陷身于特权和私利的干部形象的揭露和批判中，呼唤理想的人民公仆。与那些直接塑造理想的改革者形象的文学作品相比，作者的用意可谓别出心裁。在戏剧手法上，剧作者也进行了富于新意的尝试。作者巧妙地设计了“戏中戏”的开场，既把舞台和观众、剧情和现实作出乎意料的沟通，给人以形式上的新颖感，同时又与剧情巧妙地相吻合。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三节 小人物命运的悲喜剧：《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是专注于当代农民生活的一个作家。他在1979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后，又以陈奂生为主人公连续写了《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2、《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和《陈奂生出国》五篇小说，人称“陈奂生系列”，后被结集出版为《陈奂生上城出国记》。作者的用意是在历史发展的纵向上，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历程作系统剖析。作者积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和观察，对中国农民的性格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们善良而正直，无锋无芒，无所专长，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似乎无有足以称道者。他们是一些善于动手而不善于动口的人，勇于劳动而不善思索的人；他们老实得受了损失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了欺骗会无所察觉；他们甘于付出高额的代价换取极低的生活条件，能够忍受超人的苦难，去争得少有的欢乐；他们很少幻想，他们最善务实。他们活着，始终抱着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但是，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会出皇帝的。”（《且说陈奂生》）这种认识，体现了他描写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刻画农民性格时所特有的眼光，而刻画富于典型意义的中国农民形象，正是高晓声的一个重要特点。要说明陈奂生的性格，最好是把“陈奂生系列”作为一个整体。陈奂生是一个勤劳、憨实、质朴的农民，在《漏斗户主》中，他长期被饥饿所纠缠着，并不懒惰却无法摆脱困境，对现实失望却又并不放弃努力，到了《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这个形象获得了特殊的艺术生命。《陈奂生上城》发表于1980年，是这一“系列”中最为精彩的一篇。这里的陈奂生已不再为饥饿所累了，小说通过主人公上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及其微妙的心理变化，写出了背负历史重荷的农民，在跨入新时期变革门槛时的精神状态。尤其精彩的是在招待所的一幕，他在病中被路过的县委书记送来，第二天结帐时听了大吃一惊。对刚刚摆脱饥饿的他来说，五元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作者对陈奂生付出房钱前后的心理变化作了细致的开掘。在付出五元钱之前，陈奂生是那么自卑、纯朴，他发现自己住在那么好的房间里，感到了父母官的关怀，心里暖洋洋的，眼泪热辣辣的，盖着里外三层新的绸被子，不自觉地缩成一团，怕自己的脚弄脏了被子，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怕把地板弄脏，连沙发椅子也不敢坐，惟恐瘪下去起不来。而在付出五元钱之后，他心中完全相反的一些因素，一种破坏欲，一种损人不利己的心理便发作起来，他用脚踏沙发，不脱鞋就钻进被窝，并算计着要睡足时间。但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对人物心理作进一步的挖掘，写尽了这个农民的各个心理侧面。陈奂生的心理又从破坏欲的发泄转变成自我安慰：既然一夜就住了五元钱，那么索性就去买个新帽子戴戴，在五元钱的刺激下，他长期养成的俭节被轻易放弃了。但当他想到，如此那五元的住宿费还是无法向老婆交帐时，便只好用“精神胜利法”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认为由县书记送去花五元钱住一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荣耀，于是他“仅仅用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在通常只有一个层次的激发点上，作者发掘出了好几倍的心理内涵，充分的喜剧风格使陈奂生的形象达到了作者从未达到的高度。每一个层次的挖掘，都体现了规定人物，规定情景中的规定心理，都体现了现实主义典型塑造的独特性，但同时都是以其独特性展示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民所共有的心理倾向，即作为小农生产者性格心理的两个侧面的并存交错：善良与软弱、纯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追求生活的韧性和容易满足的浅薄、讲究实际和狭隘自私等等。陈奂生的精神，典型的表现了中国广大的农民阶层身上存在的复杂的精神现象。他的形象是一幅处于软弱地位的没有自主权的小生产者的画像，包容着丰富的内容，具有现实感和历史感，是历史传统和现实变革相交融的社会现象的文学典型。作者陈奂生既抱有同情，又对他的精神重荷予以善意的嘲讽，发出沉重的慨叹，这种对农民性格心理的辨证态度，颇具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传统。《陈奂生上城》体现了典型的高晓声式的叙事风格。他惯于运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以叙述为主，尤其擅长概括性叙述，很少采用直接呈现的方式，让人物直接说话和行动，作品的语言基本上都出自叙述人之口。其语言简练明快，幽默犀利，意蕴含蓄，富有情绪感和节奏感。所以，他虽然采用传统的讲故事的语气，但又不是讲故事，既不围绕一个具体的事件结构故事，也不组织矛盾冲突步步发展的戏剧情节，而是将人物几十年的普通生活压缩进某一个生活焦点上反映出来，通过人物心理深入开掘，揭示人物性格和作品的题蕴，这又很有点现代小说的味道，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小说叙述方式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四节 人生道路的选择与思考：《人生》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3在一个爱情故事的框架里，凝集了丰富的人生内容和社会生活变动的诸多信息。农村青年高加林高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大学，回到乡里当了一个民办教师。不久又被人挤回家里当了农民。在他心灰意冷之时，农村姑娘巧珍炽热的爱情使他振足起来。一个偶尔的机会，他又来到县城广播站工作，当他抵挡不住中学同学的城市姑娘黄亚萍的追求，断绝了与巧珍的爱情后不久，组织上查明他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进城的，于是取消了公职，重又打发他回到农村；这时，即将迁居南方城市的黄亚萍也与他分手，而遭心灵打击的巧珍则早已嫁人，高加林失去了一切，孑然一身回到村里，扑倒在家乡的黄土地上，流下了痛苦、悔恨的泪水。路遥说过，他始终关注的焦点是“城乡交叉地带”。其实，他所说的“乡”果然是名副其实，但“城”却并非“城市”而只是“城镇”，但与乡村相比，两者的文化落差还是十分明显的。社会文明的发展变迁，总是从“城市”、“城镇”而后波及乡村，所以，关注城乡地带变化，即便从反映80年代农村变革的角度，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小说《人生》就是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的爱情故事的描写，开掘了现实生活中饱含的富于诗意的美好内容，也尖锐地揭露出生活中的丑恶与庸俗，强烈体现出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中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心理。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是一个颇具新意和深度的人物形象，他那由社会和性格的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命运际遇，折射了丰富斑驳的社会生活内容。借助这一人物形象，小说触及了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的、道德的、心理的各种矛盾，实现了作者“力求真实和本质地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分生活内容的”的目的。在高加林的性格中，错综复杂地交织着自尊、自卑、自信等方面的性格因素，好象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四边形”在互相冲突，互相牵制，从而在一次次骚动和斗争中决定着他的选择，产生一个总的结果。这个结果似乎不以旁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是与高加林的本意相对立的。小说通过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多层次地展现了高加林这种的悲剧性格的形成过程。高加林与传统道德观念有着千丝万搂的联系，他对爱情是相当严肃的，他对巧珍也有着真实的感情，但在变动着的现实中，在他对城乡生活的差异有了强烈的感受之后，他被实现个人愿望的可能而引起的骚动所折磨：一方面他留恋乡村的淳朴，更留恋与巧珍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厌倦农村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向往城市文明，希望能在那里实现自己新的更大的人生价值。对他来说，这一开始就是一个甜蜜而痛苦的矛盾。由于偶尔的机会，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他对生活、对自己作了重新的估量。最后，他与刘巧珍的爱情终于被与黄雅萍的世俗爱情所替代。他与刘巧珍的分手标志着与土地和它象征着传统乡村生活的决裂，他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合法却似乎不尽赶理和合情，特别是它对巧珍所带来的伤害更令人遗憾，就是他自己也难免内疚和不安，他在心里谴责自己：“你是一个混蛋！你已经不要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自我谴责背后是一种痛苦搏斗后的自我肯定。最终他把来自内心的良心发现和来自外部的责难全部否定，“为了远大的前程，必须作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这里个人主义的排他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在这一两难选择中，人生的含义终因被他误解，社会变成了一座动物化了的竞技场。但作者并没有回避高加林选择的合理因素，高加林的悲剧同样给读者这样的启示：倘若古老而淳朴的乡村文化不能产生更高的物质和精神的要求，倘若刘巧珍诚挚又深沉的爱情始终不能满足高加林个人愿望中的合理部分，那么，传统生活哲学如何说服他、束缚他呢？这里，作者显然已经超越了早期“改革文学”中对人物及其处境作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处理方式，而是深入到社会变化所引起的道德和心理层面，以城乡交叉地带为了望社会人生的窗口，从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切入社会，既敏锐地捕捉着嬗递着的时代脉搏，真切地感受生活中朴素深沉的美，又对社会变迁的观察融入个人人生选择中的矛盾和思考当中，在把矛盾和困惑交给读者的同时，也把启示给予了读者。路遥的小说叙述，朴实、深沉、厚重、蕴藉，其中的人物大多元气充沛，除了高加林之外，另一个主要人物刘巧珍的形象也被塑造得生动感人，她那“像金子一样纯净，像流水一样柔情”的性格和灵魂，也给人予深刻的印象。作者始终认为，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这样的自信力在《人生》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在他的长篇遗作《平凡的世界》体现得更加有力。注释：1《假如我是真的》，1979年10月在上海上演，剧本初刊于《戏剧艺术》、《上海戏剧》联合增刊（1979年8月）。本教材依据《争鸣作品选编》（第一辑）本，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编，1981年内部发行。2《陈奂生上城》，初刊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3《人生》，初刊于《收获》1982年第3期。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十四章 民族风土的精神升华
第一节 乡土小说与市井小说当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一步步地恢复和发扬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和现实战斗精神的时候，“五四”新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即以建构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的启蒙”传统也悄悄地崛起。这一传统下的文学创作不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那样直接面对人生、反思历史、与社会上的阴暗面做短兵相接的交锋；也不像启蒙主义大旗下的文学，总是发人深省地从芸芸众生的浑浊生活中寻找封建阴魂的寄生地。这些作家、诗人、散文家的精神气质多少带着一点儿浪漫性，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对中国本土文化采取了比较温和、亲切的态度，似乎是不想也不屑与现实政治发生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