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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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等小说，把政治势力之外的民间武装或民间社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刻意突现出充满生命力的民间世界的理想状态，把一种充沛饱满自由自在的民间情感作为作品内在的精神支撑。此后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和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新历史小说的长篇作品，在民间世界的艺术表现上都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色彩。但是也有很多新历史小说并不具备像《红高粱》那样的民间情感，它们是把民国社会的精神没落和传统文化的式微作为叙述内容，而作为新写实小说在题材上的一个分支，它们又同样有着消解激情的叙事特点，在叙述过程中并不显现作家明确的主体判断，在对过去历史的还原中，这类小说就往往呈现出异常暗淡的色调。比如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包括《状元境》、《追月楼》、《半边营》和《十字铺》四部中篇小说）和苏童的《妻妾成群》等作品，都主要是描写旧时代的没落精神状况。应该说这些作品写得都很精彩，在一定意义上是为新历史题材创作开辟了崭新的向度，特别是叶兆言的小说生动地写出了中国民间社会在近代史上的变迁过程，堪称是从民间的视角来“重写民国史”。但是也必须看到，在这类小说所隐含的主体意识弱化及现实批判立场缺席的倾向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种对于当代现实生活的有意逃避。这种倾向在此后很多年轻作家模仿其立意和叙事方式的创作中（甚至也包括叶兆言和苏童自己后来的创作）变得更加突出，这就使得文坛上出现了大量纯粹沉迷于没落气息和颓废趣味的民国题材作品。这都可看作是新历史小说的末流之作，其中已经失去了新写实小说消解政治意识形态、回归到文学本身的初始意义。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二节 当代生存意识的经典文本：《风景》
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5＇和池莉的《烦恼人生》都问世于1987年，是新写实小说的两部开山之作，但比较之下，《风景》在对生存状态的还原上更具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探索精神。这篇小说写的是武汉底层社会一个贫民家庭在几十年间的遭遇：父亲是个码头工人，性情粗暴而且为人凶悍，母亲则十分风骚粗俗，他们在大半生中都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所得只有十个儿女，除了最小的一个生下不久即夭折之外，其余九个像野生植物般地在放任自流中长大成人。情节的主线是父母与七哥的故事，其中又依次串起其他八个孩子的经历，如大哥与邻居的老婆发生恋情，二哥渴望摆脱粗鄙的家庭生活，最终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及三哥对女性的仇恨，哑巴四哥与一个盲女平淡自足的婚姻，五哥六哥在生意场上的拼命周旋，还有大香小香两姐妹各自或普通或放浪的家庭生活；至于七哥的故事则写得更为详细：他自幼没有得到过丝毫的家庭温暖，被父亲和兄弟姐妹肆意地凌辱打骂，完全像条野狗似地活着，“文革”中他怀着对家庭的刻骨仇恨离家去下乡，然后完全出于偶然被推荐到北京上大学，从此他开始抓住一切机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后终于顺利地踏上仕途，成为这个贫民家庭中出来的第一个“大人物”。小说对每段故事的叙写都集中于对生存景象的刻画，所有人物都为他们的生存境况所紧紧捆绑着，他们生活中任何跌爬滚打和生死忧乐都生成于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欲求与所处境遇之间的磨擦和冲突。这篇小说的叙述者被设置为一名死者，即那个夭折的小儿子。小说正文前引波特莱尔的诗句作为题词“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世界”。由死者的视角来讲述生存的故事，显然是一种机智的安排，这使得作品中的生存景观看来异常的冷漠和残酷。由死者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无比艰辛而凄惶：“我宁静地看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生活和成长。在困厄中挣扎和在彼此间殴斗。……我对他们那个世界由衷感到不寒而栗。”这生存充满了无价值的毁灭：在械斗中死去的工人被沉入江底，一个可爱的女孩突然被火车碾死，“文革”中一对夫妇在绝望中投水自杀，货车上的货箱无端落下，将人砸得脑浆四溅；生存的处境狭仄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十一口人全都拥挤在肮脏鄙陋、只有十三平米的一间板壁房子里过活，七哥从小到大只能睡在暗湿的床底，饥饿和贫穷困扰着他们，他们的心灵也为生存挤压得异常卑琐贫瘠；如此恶劣的生存更呈现出极野蛮、残酷而无人道的景象：父亲无故地以毒打自己的子女取乐时，母亲则若无其事地坐在一旁翘着大腿剪脚皮；棚户里的床板上两个男孩粗暴地轮奸一个女孩，人的廉价的生命力全都消耗于自然本能的宣泄。在这生存状态中看不出任何文明和理性的痕迹。死者视角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某种“陌生化”的叙述效果，使《风景》以一种极端强化的方式为我们还原出了赤裸裸的生存本相，由于这还原摈弃了以往意识形态内容的遮蔽，从而使得整个叙写充满了令人惊愕的新异和逼真感觉。很显然，《风景》的全部笔墨都用于突现出生存本身的意义。小说通过描写人物对其生存处境的应对方式来使生存意义得到明确无疑的显现。除了二哥和七哥之外，这个家庭中其余的成员全都疲于应付生存现状的种种沉重压力，他们自然地认可了命运的安排，只是在既定的境遇中实现自己卑微的欲求。他们的人生中不存在什么理想，生存本身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但二哥却是家庭中的一个例外，他由于遇到少女杨朗一家，懂得还有另一种美好文明的生活方式，于是在心中便埋下了追求文明和美善的理想。二哥成了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事实上那种文明在生存中也有着极残酷无情的一面，而他的热烈的理想最后遭到粉碎，使他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他的自杀就象征着理想主义在真实生存境况中的失败。与二哥不同，七哥尽管也心怀改变自身命运的理想，但这理想却是生成于生存中恶的根芽中，他的生存哲学是：干那些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事情，不要选择手段和方式。在七哥的心目中，没有善与美或文明与理性的余地，他的全部为人原则只有一个基点，就是生存本身：“生命如同树叶，来去匆匆。春日里的萌芽就是为了秋天里的飘落。殊路却同归，又何必在乎是不是抢了别人的营养而让自己肥绿肥绿的呢？”七哥可谓是自觉地认识到了生存的意义，所以他才愈加成为积极的生存主义者，而他由卑微到富贵的命运变迁似乎也验证了这种生存哲学的意义：在生存境遇中根本就谈不上任何超越的可能。无论是对于以上述及的那种冷酷的生存景象，还是对于七哥式的生存主义，方方在这篇小说中都没有显露出明显的观念评判倾向，这无疑透露出某种在当代文学中尚属新鲜的创作信息。《风景》以纯客观叙述来实录凡俗人生中的种种本相，以及揭示出生存本身的意义所在，这里显然舍弃了过去那些观念性的道德标准与情感认同，不动声色地使生存的观念，或说是一种民间的价值取向非常实在地突现出来。（事实上只有在以生存为内核的民间尺度上，对于七哥式生存主义及棚户区生存状态的谅解才真正成为可能，并具有实在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风景》开拓出了一种写作的新空间，即处于社会底层的都市民间的生存世界。这种开拓性的写作改变了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以及相应的导致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调整。依照民间的尺度，知识分子首先应该反省主体意识的实在性，面对生存本身的严峻性，任何超越其上的思想意识往往都会显示出它的空幻与虚弱之处，以此认识为基础，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回到更根本的现实探求之中。就此而言，《风景》的文化意义正是在于使我们对生存本身恢复了应有的警醒与思考。《风景》是新写实小说中最贴近自然主义方式的作品。描写凡俗人生，刻画粗鄙丑陋、野蛮冷酷的生存景象，这实际上原本就是左拉式自然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风景》在这些方面都有着很浓的左拉味道。基于这种形式上的暗合，我们也许可以在更深在的艺术层面上来探讨新写实小说对于现实的还原，即是如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方式，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经验。由这种审美经验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应合与广泛认同来看，《风景》在小说艺术上成功地增添了某种新质，从而使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形态得到了新的丰富。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三节 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一地鸡毛》
中篇小说《一地鸡毛》＇6＇发表于1991年初。刘震云在这部作品中以非常冷峻而又略带微讽的笔触，叙写出了极其平庸琐碎的当代日常生活景况。“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这是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也是小说情节的起始所在。这当然是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琐事，但正是诸如此类的日常琐事组成了小林的全部生活内容：和老婆吵架、老婆调动工作、孩子入托、排队抢购大白菜、拉蜂窝煤以及每天的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对所有这些琐事的叙写就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全部情节。“一地鸡毛”，这个标题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小说结尾处通过小林的一个梦境直接表述出来：小林“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日如年。又梦见黑压压的人群一齐向前涌动，又变成一队队祈雨的蚂蚁。”这显然不是那种追求深刻性的象征，而是以十分表浅的意义述说揭示出作者所理解的生存本相：生活就是种种无聊小事的任意集合，它以无休无止的纠缠使每个现实中人都挣脱不得，并以巨大的销蚀性磨损掉他们个性中的一切棱角，使他们在昏昏若睡的状态中丧失了精神上的自觉。这也就是作者在一篇创作谈里所说的：“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7＇考察小林这个人物的精神发展轨迹，即可具体看出这种生活的严峻性及其对个人精神磨损的效用。小林原是刘震云在《单位》中写过的人物，在那部小说里，他由于生活中各种实际问题如结婚后没房子、工资收入跟不上物价飞涨等等，逐渐意识到生活本身的沉重分量，为了解决问题他不得不谋求在单位里提级长工资，而这样一来，他也就不得不改变从前大学生的自由脾性，向过去深恶痛绝的世俗关系下的人与事低头。最后的结果是在单位里的“小林像换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规规矩矩的、毫无自我特点的小公务员。《一地鸡毛》基本上承续了这个思路，继续写小林在家庭生活中所经历的精神磨砺与变化。如果说《单位》是写生活迫使小林在公共生存空间中（即工作场所）放弃了自我的个性追求，而在《一地鸡毛》中，这种生活的严峻性和销蚀力则更渗透进他的私人生存空间，使他在更本己的层面上也必须彻底摈弃自我意识。比如小林老家来了人，而且是当年有恩于他的、十几年没见过面的老师，但小林却有碍于自己家的经济条件，这种鄙陋的生存状况决定了他必须放弃好好侍奉老师的心意。又比如小林的孩子入托，全靠邻居帮忙才进了理想的幼儿园，后来却发现是给邻家孩子当了陪读，小林“像吃了马粪一样感到龌龊”，但是龌龊归龌龊，他最终还是得让孩子继续去那家幼儿园。再比如小林被一个卖鸭子的老同学拉去帮忙收帐，起初感到很不好意思，觉得是丢人现眼的事，可是没几天下来，很容易地就挣到了钱，他也就习惯成自然了，小说中形容他的心态：“小林感到就好像当娼妓，头一次接客总是害怕、害臊，时间一长，态度就大方了，接谁都一样。”后来写小林爱看足球赛，本想半夜起来看电视转播世界杯，却给老婆一顿臭骂，让他明天早起去拉蜂窝煤，结果小林一夜没睡着，虽然十分不情愿，但看来他终于还是想明白了，在生活中蜂窝煤远比看球赛要重要得多。经过如此这般无数日常琐事的教育与磨练，小林的精神世界大为改观了。小说最后写到他向老婆大发议论，说“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满舒服。舒服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最后一句话是反讽，但由此引出的道理也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任由自己的意愿，生活中要紧的是吃喝拉撒睡，唯有物质要求牵动着人的一举一动，其余诸如师生之情、龌龊之感、脸皮面子甚至个人爱好等所有精神层面上的内容都可抛开不顾；是一切繁琐小事造就了人生，而不是任何浪漫的理想或精神的追求，显见的是，即便最私人化的生存空间中也容不下一个真正的“我”存在。小林的精神发展轨迹，就是他的精神世界逐渐抽空、个性逐渐消退的过程：他置身于生存的沉重压力之下，在毫不间断的生存的跌爬滚打中，难以有机会从容地听从于内心，而不得不坠入到无边的生存网络中，这同时也就注定了他已彻底丧失再度发展自我、抑或改变这种生存状况的可能。听任自己的精神世界愈加滑向平庸和贫瘠，人生的过程也就意味着丧失自己的过程。整个《一地鸡毛》皆可看作是对这个过程的如实记录。刘震云显示出真正冷静客观的写实功力：他始终以不动声色的平静口吻叙述小林遭遇的林林总总，这叙述看来如同现实生活本身，把创作主体的感受与判断几乎完全排挤干净，只有按照日常经验逻辑，依次地呈现出各种琐碎事件。其中极少有观念意义的直接添加，并将主体情感的传达弱化到一笔带过的程度（如小说中常出现“辛酸”这个词，应是主体的感受，但却又总是被继之以“不把它放在心上”，于是这种辛酸的情感体验就被有意放过了），叙述者的声音最大限度地被掩盖起来，或者以程式化的语气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