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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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摇滚第一人”的崔健，他的歌曲全都由其自作词曲，撇开音乐上恒以贯之的先锋取向不论，仅就他在歌词写作上表现出的强烈而绝不妥协的个性精神而言，他无愧为当代的首席摇滚诗人。崔健于1986年在为纪念“国际和平年”而举办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首次唱出的《一无所有》，既是他本人的创作起点，同时也是中国第一首真正的摇滚作品。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摇滚与流行歌曲的区别。毫无疑问，流行歌曲是一种媚俗的商业文化类型，它的制作演出和流行方式无一不受市场规律的支配，它必须迁就文化消费者的兴趣才能被接受，才能发挥它作为商品的价值，这也就意味着它必然不可能含有太多独特的及创造性的内容。而摇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对流行音乐的叛逆，它与后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尽管它也是植根于商业社会的文化类型，但它的基本特征是表达尖锐的个性化和叛逆性的内容，或者如崔健本人所说，是一种对现实的力度的表达，其中包括在思想上追求清醒的理性与深度，在感受上强化个体的独特经验，在批判的向度上针锋相对崔健这样描述他的摇滚观念：“我的摇滚乐表达的是一种社会所需要的思考、一种理性，在你最顺的时候，在你最不顺、最萧条的时候，这个社会总是需要一群人理智地看待它，这种看待是黑色的，它诚实地说出问题，让你觉得社会很有意思，帮助你有所发现，但并不是为了逗你笑就隔肢你……”＇4＇自80年代以来，崔健作为一名严肃的创作者，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红旗下的蛋》和《无能的力量》四张专辑中毫不放松地坚守着他的个性立场竿批判的力度，并将其中的叛逆性愈加强化，及至于在艺术上达到了堪称独步的绝佳境界。但如果回到崔健的创作起点，则在《一无所有》中既已明确地酝酿着以上述及的这些倾向及特点。这首歌词的核心意念可说是在于“否定”，“一无所有”的情境也就是“否定和拒绝了历史、现实以及其它的一切”＇5＇，即表达的是一种艰难而痛楚的文化反抗的处境，它意味着在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构筑了对立的关系，故此也就失去了来自外部的控制与文化的内援，而惟余下袒露、无助和唯我主义的个体心灵。其中的歌者形象正如《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整张专辑中的歌者一样，是一个怀有着内心撕裂痛感的孤独者，他除了自己的个性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凭靠的事物，他对歌中的抒情对象怀有情爱的倾向，但这却给他带来了受挫和焦灼的感受：“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构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通过情感关系表达出的这种矛盾与纷争，其实也可说是曲折地隐喻了文化反抗者内心的迷惘，然而这并未导引他走向对个性立场的放弃，或媾和于环境的不可捉摸的压力，反倒由这种焦灼和迷惘更显出自由及个体追求的意义，并转化成一种愤怒情绪和更坚决的自我坚守。所以歌的末段从受挫的感受中呈现出明快的色调及决绝的意向：“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在这首最初的创作里，崔健在其言词中真诚地投射出他心灵的困惑与激情，由反抗和选择的倾向、碰撞所突现的是个体在承受文化反抗角色时的剧烈感受，所有的痛苦都表达为愤怒，所有的绝望都呈现为力度。此外《一无所有》还奠定了崔健摇滚的基本言说风格，即是一种完全投入、直接表达而又毫不掩饰的风格。其实这也正是因为力度的表现在崔健摇滚中占到了最大的比重，面对现实的情绪都无须再加以改头换面，而是以其强大的喷涌之势原样的释放出来。当然，这也就最大可能地保留了创作者的自我形象，可谓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或者即是崔健自己所强调的：“艺术家的作品应该表现的是人格的力量”。＇6＇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三节 商业写作中的反叛意识：《动物凶猛》
王朔发表于90年代初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7＇，在他本人的创作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他在这部作品中唯一一次不加掩饰地展示出个体经历中曾经有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8＇他的自我珍爱的纯洁的青春记忆：激情涌动的少年梦想与纯真烂漫的初恋情怀，并且追忆与自我剖析的叙事方式为这些内容带来了浓郁迷人的个人化色彩。尽管望朔的写作多带有商业气味，但《动物凶猛》却是一个例外，至少也应该是王朔作品中最少商业气味的一篇，（事实上，它明显地有别于他在此前所努力经营的商业性写作，而在它问世之后他几乎完全转入了影视剧的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