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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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而不觉其小，反而因背景的恢宏和深邃更显生命之大”。这就是史铁生在这篇散文中最后画出的自我形象了，他静静坐在园子的一角，听到有唢呐声在夜空里低吟高唱，“清清楚楚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就在这融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会了死生的时刻里，史铁生看到了包容任何孤独的个体生命在内的更大的生命本相。底下一直到文章结尾是一段绝好仿若天成的文字。史铁生写出了自我的三种不同样态：刚来到人间时是个“哭着喊着闹着要来”的孩子，一见到这个世界便成了“一刻也不想离开”的情人，而在时光的流逝之中，他又变成“无可质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的老人。在时间中的自我就是这样处于稍纵即逝的无常，但是这无常却又仿佛太阳永远的轮回往复，“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史铁生因而想到自己“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这是生命永恒的最动人心魄的画面，他因而向自己问道：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由个人严酷的命运上升到生命永恒的流变，史铁生终于超越了个体生命中有限的必然，把自己的沉思带入到了生命全体的融会之中，这时所体现出的个人对苦难的承受已不再是偏狭的绝望，而呈现为对人类的整体存在的担当。他在反复说着欲望不息（写作的欲望也就是活着的欲望）使个体生命的延续得到了最充分自明的理由，而这理由使他对残酷和伤痛的忍受都成为一种阔大的境界，因为个人已不仅仅是个人，个人的局限也已不再成为问题，个人的苦难都已为全体存在所包容。与此同时，有关于怎样活着和怎样达到自我救赎的困扰，也终于为所有生命永恒的欲望所涤净，当投入到永无终结的生命之舞中时，对于个体苦难以及一切不幸命运的自我超越就都变成了一种必然。这样一种洋溢着生命本色之美的境界，既成就了史铁生内心的希冀与不舍的探询，也完成了他为文的寄托。为文与为人在此才是真正的一体，整篇《我与地坛》都是那样的和美亲切，而又内蕴着一种实在的激情。所以成其为艰难的是真正完全地投入到那生命本身的舞蹈，而这一点唯独还需经过真正的苦难才能做到。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更深地体会到史铁生写《我与地坛》所体现出的个人心境的痛切之处以及他对自我所执的真正超越。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三节 个人对时代的反省：
《叔叔的故事》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6＇问世于1990年的冬天。在此之前，向来高产的王安忆有过长达一年的封笔。后来王安忆写文章谈到她在这封笔期间的心情，说她感到一切都被破坏了，有一种世界观遭到粉碎的巨大痛苦；严峻的现实社会迫使她必须对时代做出新的思考，或者说进行世界观的重建工作。《叔叔的故事》作为她重新开笔后写出的第一篇小说，便是经过艰辛思考结出的最初果实。可以说无论是在精神探索的深刻性还是在艺术创新的完美性上，这篇小说都达到了王安忆此前从未有过的高度。概括地说，《叔叔的故事》是对“一个时代的总结与检讨”＇7＇，是作家站在个人立场上对时代的反省。小说文本反映了作家对一个公共历史叙事的拆解过程。所谓“叔叔的故事”是一个历史叙事的浓缩形式，这个故事经王安忆以各种叙述手法拼合而成，最终暴露出了源自于几十年的历史遭遇、而存在于时代的精神现象中的一场皋大危机。尽管小说中这一切都单指涉叔叔（一个类似精神领袖的著名作家）这一个人物，但其实他也正是时代人格化的形式，叔叔的悲剧及其精神世界的虚妄，也反映了时代的可悲之处。就此而言，《叔叔的故事》可以看作是王安忆抒写的个人化的时代寓言，其中所含纳的个人视界的丰富意蕴全都盈溢在更广大的精神域界之中。如果从文本形式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思想上的深刻探索正体现在作品的叙事方式之中：可以说重建世界观的工作对于王安忆而言，在根本上等同于探寻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叔叔的故事》在叙事上具有的新颖特点，主要表现为它所内含的一个双层叙事文本，即这篇小说中的“故事”不仅仅是叔叔的故事，还应包括叙述者讲述这个故事的全过程。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叔叔的故事》是一篇后设小说。所谓后设小说，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它的根本特点是编制故事的过程也出现在文本中，而它的主要功能就在于打破它所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同时强化了叙述者的个人观点。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一开头就坦白说他讲述这个故事开始于叔叔的一个警句：“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而他所以要讲故事，则是为了表达心中一个近似的思想：“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文本中讲故事的过程其实就是用来表达这个思想，而这个过程的实质不在于完整地讲述“叔叔的故事”，恰恰却是要以各种叙述手段来拆解那个看上去非常辉煌的“叔叔的故事”。这样一种拆解意义的叙事方式，也就是作品中个人立场的具体显现。具体地看来，这篇小说在情节展开中大致具有两种新颖的叙述手段：一种是复数性叙述，即同一件事被叙述多次，而每次都有所不同；另一种是分析性虚构，即叙述者没有任何材料，完全通过他的主观分析来推导下一步的故事内容。先看复数性叙述的艺术效果。例如故事开头关于叔叔被打成右派后下放的地点，小说有两次不同的叙述。叙述者先说他去了青海，并在雪天暗夜里听到了一个童话，即鹰宁可喝鲜血只活三十年，也不愿像乌鸦那样吃死尸而活三百年，叔叔像受到洗礼似的，从此把崇高的理想主义存在心中。但叙述者马上说这只是传奇，事实的真相是叔叔被遣返回乡，到苏北的一个小镇过起了平庸的生活。尽管叙述者最终选择了叔叔曾受到理想主义洗礼的说法，从而符合了他作为精神领袖的形象要求，但是由于公开了编制情节过程中所依据的材料，就阅读效果而言，显然已显示出故事的另一种可能，即叔叔可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理想主义信念。可以说无论故事再怎么发展，这种复数性叙述已成功地在文本中造成了一种反讽效果，它以正反相异的叙述解构了叙述内容的严肃性和崇高感，由此也就得以表达出作者个人的思想，即叔叔及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都只是后来赋予的虚伪假象。再来看小说中分析性虚构的运用。比如叔叔离婚的一段情节，叙述者没有采用叔叔本人的叙述（即他离婚不仅不违背道德，更无损其人格），而是以叔叔在小镇结婚后的一次桃色事件作为叙述起点，然后依照逻辑分析编出后面的情节：叔叔的婚外恋败露后，妻子以粗鲁的方式维护他的人格，表面看来是为他挽回尊严，其实却在精神上给了他致命一击。从此叔叔变得怕老婆了，他的婚姻生活变成了苦难，只给他带来屈辱和不幸，而他整个人也就完全消沉下去，彻底遗忘了理想主义的人生信念，而成为一个生存主义者甚至肉欲主义者，他的精神世界呈现出极丑陋的面目。叔叔既有了这番心理上的隐秘经历，当他日后成名并开始新生活时，当然不能再容忍这段往事对自己的损毁，他要灵魂新生，必将不愿再维持那段婚姻了。至此，叙述者通过自己的分析圆满完成了对这段情节的叙述，同时也彻底揭露出叔叔的精神世界与人格力量根本就是不堪一击的。整篇小说就以这种拆解意义的方式叙述下去，最终要说明叔叔的那个警句：他究竟何以会发现自己不是幸运者。为此小说中设下了两个重要的动机，即叔叔的精神世界其实并非神圣高尚，以及他在小镇上曾有过堕落的生活。这样一来，尽管叔叔在文革后成了知名的作家，为自己塑造起了社会英雄般的崇高形象，但他仍时时感到一种潜在的危机，他愈想要摆脱自己丑陋的过去，就愈加被套上了精神桎梏。当他面对新鲜的生活渴望改变自己时，却无法获得真正自由的心态，这就使他彻底丧失了真正的快乐，而且还濒临了“虚无主义的黑暗深渊”。小说最后，两个年轻的人物在精神上最终击垮了叔叔。先是叔叔想要亲近一个德国女孩，却在她眼中看到一种厌恶和鄙夷的神情，这显然是成名后的叔叔从未遭遇到的，他突然破口大骂起来，“骂的全是他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小镇里的粗话俚语”，就在这一刻，他“重又变成那个小镇上的倒霉的自暴自弃的叔叔”。他顿时“觉得自己无可救药了，一无希望了”。随后，叔叔那个早已经被他遗忘了的、小镇上的儿子大宝来找他了。由于两人感情的隔膜与相互的敌视，于是爆发了父子间的一场殊死搏斗，叔叔尽管最终打败了自己的儿子，但在他心中却真正有了一种被打败的感觉：“将儿子打败的父亲还会有什么希望可言？……叔叔不止一遍地想：他再也不会快乐了。他曾经有过狗一般的生涯，他还能如人那样骄傲地生活吗？他想这一段猪狗和虫蚁般的生涯是无法销毁了，这生涯变成了个活物，正缩在他的屋角，这就是大宝。”叙述者经过这段情节的演绎，终于揭开了叔叔不幸的根源，即在他那光彩照人的形象之下，还有着一个曾经丑陋的自我，而在他那得意辉煌的现在背后，还存在一段卑贱屈辱的过去；叔叔尽一切力量来摆脱他的丑陋和屈辱，但他却没有想到，这丑陋和屈辱其实就是他的自我和过去的全部，甚至就连他现在的光彩和辉煌也正建立于其上。当他一旦由于现实的变故醒悟过来，那一切虚浮的假象在顷刻间就崩溃了，叔叔不得不面对自己那黑暗的心灵，完全丧失了自我救赎的可能。由此“叔叔的故事”中所有那些虚假的神圣与高尚都被拆解掉了，显现出一个时代的荒芜与丑陋。叙述者在小说的最后说：“我讲完了叔叔的故事后，再不会讲快乐的故事了。”这里表现出王安忆对于更年轻一代人的看法：他们是既无信仰也无责任的一代，他们的追求是做自由快乐的游戏主义者，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游戏既不快乐也不自由。在作者看来，只有真正严肃的悲剧感才能够成就这代人的自我救赎，而叙述者讲这个故事的初衷就是想要获得这样一个机会。他选择了被认为具有坚定信仰和强大高尚的精神世界的人物作为叙述对象，目的本是要把他作为攻击目标，以类似弑父的行为换得自己精神上的成熟。虽然这在根本上仍是游戏的方式，但却是严肃的游戏，带有精神战斗的意味。但殊难料到的却是，他选择的攻击目标其实是那样不堪一击，甚至无须攻击就已自显原形。当叙述者一步步解构了叔叔的精神世界，揭示出其人格的丑陋及无法抗争的宿命后，却发现他的消解没有了意义；他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更加重了他的茫然与悲恸，再次证明了他的不快乐，同时也彻底揭露了时代精神现象本身的虚妄。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四节 个人对时代的承担：
《帕斯捷尔纳克》前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是王家新在这首诗中歌咏、倾诉、以期达到“一种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的对象。在分析诗歌本身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这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原来是一位注重自我内在体验的现代诗人，但在苏联建国后被逐渐剥夺了自由写作的权利，他经过长期沉默后，于50年代后期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又因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再度受到国内的严厉批判，此后他不得不屈服于这种专制的压力，直到去世。显然，在这首诗里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形象被强烈地涂抹上了诗人王家新的主观色彩，用他的话来说，帕斯捷尔纳克比起苏联专制时代的其他一些诗人，他“活得更久，经受了更为漫长的艰难岁月，……他更是一位‘承担者’”＇8＇。但他的活着并非是媾和于黑暗的年代，而是保持着自己的信念与良知，要比死者承受更多的痛苦和压力。在《帕斯捷尔纳克》［9］这首诗中，王家新这样刻画这位诗人的境遇与精神：“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为了获得，而放弃/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诗中所有意象几乎都集中于时代的苦难：“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在弥撒曲的震颤中相逢的灵魂/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自己的土地！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在风中燃烧的枫叶/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面对苦难的唯一选择，只有承受。帕斯捷尔纳克只有承受更疯狂的风雪扑打，才能守住他的俄罗斯，而承受的结果便不再是苦难，“这是幸福，是从心底升起的最高律令”。诗歌本身已经清楚地表达出了这些意向，而且把它所能说的全部说了出来，这在90年代初的中国是震憾人心的。所以这首诗一经发表便传诵一时，它以个人的睿智和忧伤体认了一个时代苦难的形象，然后确立起了一种要求承担苦难并朝向灵魂的高贵的存在尺度。也许后者是迫使王家新写作这首诗的更根本的冲动。这个存在的尺度是由帕斯捷尔纳克所给予的：“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不是苦难，是你最终承担起的这些/仍无可阻止地，前来寻找我们//发掘我们：它在要求一个对称/或一支比回声更激荡的安魂曲”；“这是你目光中的忧伤、探询和质问/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非常明显，这首诗中的个人化倾向，所强调的不是从时代中抽身而退，也不是逃避对时代的责任和对传统的绝对反叛，而是显现为人与世界的必然相遇，显现为个人对以往人类精神的主动承续，以及凭借一己的存在来承担起人类命运与时代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