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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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坚持民间理想的文学创作民间理想主义反映了一种新的叙事立场，指90年代出现的一批歌颂民间理想的作家的创作现象。“民间”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解释。本文所用的“民间”，是指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文化形态和价值取向。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民间”不是专指传统农村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其意义也不在具体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方法，“民间”所涵盖的意义要广泛得多，它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知识分子把自己隐藏在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来表达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的认识。本教材在分析各个文学史阶段的创作时，曾多次涉及到对“民间”一词的使用，但在不同的时间范畴中“民间”的文学功能也不相同。五六十年代的“民间”，主要表现为某种艺术因素渗透在创作中，稀释了当时对创作干预过多的国家意志和政治宣传功能；文革后的80年代的创作中，“民间”常常作为新的审美空间，并以“文化”为特征来取代文学创作中过于强大的政治意识；而90年代以来，作家们从“共名”的宏大叙事模式中游离出来以后，一部分在80年代就有相当成就的作家都纷纷转向民间的叙事立场，他们深深地立足于民间社会生活，并从中确认理想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当代中国并不缺乏对理想主义的阐释和宣传，但是在五六十年代，所谓的理想主义都是国家意志的派生物，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理想主义被“四人帮”统治集团强调到压制人性摧残人性的地步，所以，随着“文革”结束后市场腑济的兴起，人们普遍地对虚伪的理想主义感到厌倦，同时也滋长了放弃人类向上追求、放逐理想和信仰的庸俗唯物主义。这种倾向到了90年代风气尤盛。有些知识分子看到了市场腑济兴起后，经济利益刺激了一般社会情绪，追逐经济利益的社会潮流似乎淹没了过去处处制约社会的强大政治意识形态，所以就不加分析地盲目歌颂市场腑济，却回避了在整个社会朝市场腑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的诸种不容回避的问题：如国家所有的财产再分配时哪些阶层获得了最大利益，而真正受到损害的又是哪些阶层？在追逐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如何看待脑力劳动者的知识财富？知识分子原来都是国家体制下的“干部”身份，如今他们向市场宫行的过程中是否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劳动价值？知识分子能不能放弃理想随波逐流去追逐经济利益？如果他们还需要理想人格来制约自身，那么他们的理想又从何而来？等等，据此，90年代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自动发起“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重新呼唤人的精神理想，也有不少作家也在创作中歌颂人的理想性，但他们都在历史的经验教训面前改变了五六十年代寻求理想的方式，其中不少作家与学者都转向民间立场，在民间大地上寻找和确立人生理想，表现出丰富的多元性。从民间树立生活的理想价值，以新的健沟的审美意象来表达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这其实在80年代的诗歌和小说创作中已经出现，只是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莫言的《红高粱》已经表现出浓厚的民间理想。80年代末卧轨自杀的诗人海子，早在他的短暂的诗歌生涯中响亮地喊出了民间的理想主义。在他的关于麦子的诗歌创作里，麦地成了诗人的“乌托邦”：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麦地里的四兄弟，好兄弟回顾往昔背诵各自的诗歌要在麦地里拥抱──《五月的麦地》1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麦地啊，人类的痛苦是他放射的诗歌和光芒！──《麦地与诗人》2在诗人的笔底下麦地并不是完美的理想天堂，而是一个痛苦的盛器，但全世界的“众兄弟”相拥抱之地，就是这个放射人类痛苦的圣地。海子，还有他的朋友、年轻的短命诗人骆一禾，当他们出现在诗坛上的时候，诗歌领域正是充满喧嚣与骚动的时刻，反叛的旗帜林立，反叛崇高人格、反叛英雄神话、反叛一切与传统有关的文化遗产……，急功近利的创新和狭隘琐碎的题材使诗歌创作进入一种无序状态，深刻地反映出理想失落后的个人性的脆弱。然而海子骆一禾等诗人则在反叛声中捍卫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在诗歌里唱出了来自民间的麦地、草原、太阳、天堂、少女、月光、向日葵、杨树、鹰、马……渗透在他们作品里的生命意识，超越了以个体为特征的生命存在，成为囊括宇宙万象，是大地、天空、诗人共同创造和拥有的，并用心灵去感知和倾听的一种神启。海子身后留下以太阳为总题的长篇诗剧残稿，陶醉在神话与传说的浪漫辉煌里面，但从艺术的实践来看，他早期的抒情短诗更加体现出民间理想的追求。从民间吸取生活理想与国家意志所提倡的理想不一样，首先民间的理想不是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理想，它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这种理想也具有某种道德的成分，那既不应该是过去虚伪的理想主义（如五六十年代的所谓“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两结合”的理想主义），更不应该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道德观念（包括对女性的蔑视和对两性生活的禁忌），真正民间道德是穷人在承受和抵抗苦难命运时所表现的正义、勇敢、乐观和富有仁爱的同情心，是普通人在寻求自由、争取自由过程中所表现开朗、健沟、热烈，并富有强烈的生命力冲动，这样的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见容于社会的规范与正统的道德意识，但从艺术上则提供了新的审美空间和理想坐标。作家余华在90年代连续发表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完全改变了他在80年代的创作风格。这两部作品深刻描写了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城镇社会中下层人民所遭遇的日常性的苦难，如果从传统知识分子精英立场来表现这个题材，也许会成为具有某种政治寓意的社会批判性作品，但余华改变了这一叙事方法，他利用这个题材探讨中国民间对苦难的承受力和承受态度，尤其是许三观的故事，写出了苦难重压下民间赖以生存的幽默与乐观主义。如果孤立地看，这些幽默和乐观很可能会被知识分子批判为阿Q式的可笑方式，但余华把这些因素置于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背景下给以表现，其效果显然不一样，成功地挖掘出长期被主流文化遮蔽的中国民间抗衡苦难的精神来源。这些作品在揭露现实生活存在的严峻性一点也不比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差，但它驱除了意识形态化的廉价的天堂预约劵，也不像某些知识分子所表达的孤愤绝望的现代战斗立场，小说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被拉到最为接近的方位，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人民表现出独立（而不是借助知识分子的话语）的面对苦难的本色。其次，民间的理想还表现在历史整合过程中民间生活的自身逻辑性。与国家意志对历史的渗透与改造相反，民间有其自身的历史形态与生活逻辑。王安忆在90年代发表长篇小说《长恨歌》，在表现上海这座城市从4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过程时，有意淡化了政治性的历史事件，突出民间生活的自然状态，她通过上海市民王琦瑶一生的悲喜剧，展示出丰富的都市民间的历史场赴和文化记忆。通常，民间世界是与大地、农村、民风民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现代都市没有直接的关连。但是在现代都市的形成过程中，来自各地的城市移民都不自觉地带来了各自的文化背景，虽然这些文化背景在都市现代化过程中日趋消亡，但其虚拟的价值仍然存在，并对城市文化的建设带来深刻的影响。《长恨歌》写小市民王琦瑶的人生三部曲：年轻时代参加上海的选美活动，一举成名，随即又成了国民党某要员的外室，辉煌与腐烂共生；中年时代蛰居上海弄堂，与一群游离于体制外的市民整日沉浸在怀旧中，并演出了一场多余人的爱情悲喜剧；老年时代适逢改革开放，旧上海的繁华梦又重新发出迷醉的诱惑力，结果吸引了一批粗鄙腐烂的寄生者，作为旧梦象征的王琦瑶被谋杀。小说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写了上海近四十年的命运，意蕴丰富地象征了上海的市民文化本身的生命力与魅力，显然与以前通过一个艺术典型来图解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其三，民间文化形态本身的丰富性决定了理想的多元性，每个作家根据不同的民间生活场赴对理想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如张承志从80年代中期起就深深地扎根于伊斯兰民间宗教文化中，他的《心灵史》宣扬了哲合忍耶教派的历史和教义，但广大读者却在他对形而上界的颂扬中读出了他对追求肉欲的现世社会的强烈批判，因此而受到震撼；而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则通过对大地之母的衷心赞美和徜徉在民间生活之流的纯美态度中，表达出一种与生活大地血脉相通的、因而是元气充沛的文化精神。其他如莫言、王安忆、李锐、韩少功、陈忠实等作家虽然表达的民间理想均不相同，但由于他们自觉地把个人立场与民间立场杠好地结合起来，所以能在个人视角下展示出多元的社会场赴和价值体系。他们的创作达到了90年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在讨论民间理想需要指出的是，民间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世界，民间理想是以历史与现实发展过程中的某种现实世界为基础的，所以，在强调民间世界的理想性时，不能不意识到它的藏污纳垢性。在以往的历史中，民间社会一向是以弱势者的形态存在的，它以含垢忍辱的方式来延续和发展自身历史，统治者的强势不仅在权力（包括政权、族权等）上控制了民间，还在文化上控制了民间，真正的民间是处于长期的遮蔽之中。所以在发掘民间的理想价值的同时作家不能不意识到它本身还掺杂了污垢的因素。但复杂的情况是，民间的生命力已经与它的藏污纳垢性与生俱在，昏昏默默，无法截然分开。许多作家在表现民间的理想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特点。较为典型的是李锐的小说。李锐作为一个知青作家，他在小说世界里始终贯穿了知识分子面对民间的复杂心态，他的尖锐的解剖刀双刃出击：一面揭示出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局限，一面也揭示了民间近乎宿命的愚昧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