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蛔楦行缘男蜗螅孕〔荨⒊抗狻⒀┗ā⑼恋亍⒀艄獾刃律挛锏那啻撼渎苏娲康母屑ぁＵ馐且蛔樾蜗笥琶栏腥说氖闱樾∈上说笔辈⑽慈客瓿伞５谒牟俊栋不昵酚商彀裁殴愠∩暇傩腥嗣裼⑿奂湍畋牡旎裥雌穑岳寺饕宓南胂罅Γ胧讼嘀募父鱿攘业挠⒒杲辛榛甑亩曰埃浅Ｉ钋椤⒄嬷康匦闯隽讼攘颐堑纳罴粲坝肓榛暾媸担蛔詈笠徽挛队忠桓龌独炙獭罚氐搅丝蟮涞幕肚斐∶妗Ｈ腥Ф嘈校曰独制穑曰独种眨渲泄岽┝苏嵋椤⒓湍畋旎⒖蟮淙隼肥奔洌补岽┝耸烁鋈搜扒蟾锩非罄硐氲纳畹缆罚蝗诠顾忌暇纳杓屏撕甏蟮恼问闱樘迨⒛氐男鹗绿迨颓峥斓氖闱樘逍∈嘟惶娴氖褰峁梗怪ɡ阶忱罂筱兀浞执莩瞿歉龌独质贝木裰辍：绱醋髡獠空问闱槭男那榭赡鼙冉细丛樱唤鼋鍪浅鲇诙孕抡ǖ幕逗簦ň」鼙硐殖隼吹氖钦庵中翁笔焙绲奈囊绽砺垡丫艿街泄簿咛辶斓枷碌挠屑苹呐校蝗衔恰耙宰约旱男∽什准豆鄣闳デ饬宋薏准段囊账枷氲幕驹蚍秸搿�12，而且从茅盾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对他的批判来看，他似乎很难从理论角度来为自己作有效的辩护（尽管他一直试图这么做），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用创作来证明他的理论究竟是否有利于新的政权建设，知识分子的“主观战斗精神”究竟能否与新的政权的要求达到一致。《时间开始了》就是一个努力，他用夸张的热情歌颂毛泽东，歌颂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理论与时代的同一性。当然，胡风对毛泽东所怀有的亲近和钦佩也是真实的，特别是1938年曾经他之手最早发表了《毛泽东论鲁迅》以后，一种知遇之感始终洋溢在他的心里。这样两种感情的交融，使他在诗中用饱满的激情大声歌唱：海沸腾着它涌着一个最高峰毛泽东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好像他微微俯着身躯好像他右手握紧着拳头放在前面好像他双脚踩着一个巨大的无形的舵盘好像他在凝视着流到了这里的各种各样的大小河流语言里贯彻着个人视角的亲切感，又不失分寸地把毛泽东推上了历史巨人的高峰。这正是胡风诗歌理论的核心：诗人的声音是时代精神的发酵，诗人的情绪的花是人民的情绪的花，诗人的巨大的感情因素必须与时代的精神特质紧紧地结合起来。《时间开始了》更成功的是诗人用相当个人化的语言叙述了诗人与几个先烈之间肝胆相照的动人故事，所谓“个人化的语言”指的是诗中抒情主体既是十分具体的诗人自传形象，又融合了某种庞大的共同性的时代声音，后者是通过前者的真实而不是概念化的感受来表达的。这个叙事特点尤其体现在第四部《安魂曲》中，诗人毫不掩饰先烈们曾经有过的灵魂低沉的时刻，以及各种性格上的缺点，尤其是对革命作家丘东平的诗体叙述，简直刻画出一个血淋淋的灵魂。这与诗人一贯主张的要作家写出人物灵魂的痛苦搏斗过程也相一致。七月派诗人绿原曾高度评价这部诗：“当时歌颂人民共和国的诗篇实在不少，但从眼界的高度、内涵的深度、感情的浓度、表现的力度等几方面进行综合衡量，能同《时间开始了》相当的作品未必是很多的。”13如果把《时间开始了》放在同类政治抒情诗创作之中来考察，这样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这部长诗包容了以颂歌为特色的政治抒情诗的许多必要因素，特别是强烈的抒情主体的塑造，以致后来者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等50年代重要政治抒情诗人的创作都难以达到这样的独创程度。但是也应该看到，当时凡“颂歌”体的政治抒情诗具有的缺点，诸如诗歌语言的不精炼和“颂歌”体的程式化，无节制的主观感情宣泄以及对领袖人物的狂热崇拜倾向，等等，在这部作品中都有比较充分的暴露；至于其巨无霸式的结构所造成无旋律美感的冗长和重复，如在一个“欢乐颂”后再来一个“欢乐颂”，在描写政协会议中间又插入了党员大会，在叙述纪实性人物时也采取了跟着故事走的自然主义态度等等，这些可能又是这部长诗所特有的缺点。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三节 寻找时代的切合点：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在50年代初期的文学读物里，不管是哪一类作家，只要他能公开发表的作品，大约都是歌颂性的，只是各人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不一样，对时代的感受也不一样。有许多为“歌颂”而“歌颂”的作品，在今天读来完全失去了具体的感染力。这不完全是因为今天的读者已经不理解那个时代的感情，譬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虽然也夹杂着许多程式化的语言，但诗歌里洋溢着巨大而真挚的感情（主要是《青春曲》里的抒情诗）和对先烈的深切缅怀（主要是《安魂曲》的部分内容），现在读起来仍然相当感人。但是大量来自国统区作家，对新的政权不可能产生理所当然的“胜利者”情怀，他们认同新的时代，并愿意学习时代所需要的精神武器，在自我教育的基础上赶上时代的要求。这样的作家在写歌颂性的作品时态度总是比较谨慎，很少将抒情主体扩大为“时代声音”，而是作家通过发扬主体的积极因素来寻找与时代的切合点。“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自身具有强烈的民主性因素，在新的时代里仍然可能结合时代的战斗性要求，使他们对时代的歌颂与主观情感建立切实的联系，使“颂歌”成为一种比较诚实的抒情。如诗人臧克家在1949年底写的短诗《有的人》，在纪念鲁迅这一切合点上接通了时代的精神，诗中有名的短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深刻地表达了两种人生观念和人生价值的对比，不但在当时，而且在半个世纪的生生死死的民族灾难和苦斗中，也一再被人们引用为对行尸走肉的憎恨和对革命圣徒的怀念。还有老舍，他从美国回来后根据北京市民的生活状况，写出了《龙须沟》等一批话剧，在表现北京市民生活变化这一点上，歌颂了新的时代和北京市政府，主题是新的，但作品的题材和创作思想都有一以贯之的连续性等等。这样的创作在当时都属于比较优秀的创作。本节所要重点介绍的散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14，正是这样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作家巴金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觉醒并走上社会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早年信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参加过一些社会活动，1929年初发表第一部小说《灭亡》，就是以自己的社会革命经验为题材，来宣泄对社会专制制度的仇恨。30年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遭到镇压而失败，巴金用文学形式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宣泄内心的苦闷和寻找出路的欲望，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等以强烈批判社会专制制度和封建家族制度、鼓励青年反抗精神而闻名，抗战后期他的写作风格渐转冷静，代表作《憩园》、《寒夜》等，对小人物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的同情。50年代以后，巴金虽然作为一位有声望的进步作家受到社会的尊重，但他原来的政治理想显然变得不合时宜，事实上他也主动放弃了对信仰的宣传，只是保持了热情的文风，用来抒写对新的政权和新的时代的歌颂。巴金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有官方安排的各种出国访问（包括到朝鲜战场去“体验生活），然后写出各种游记、随感和志愿军的英雄故事。虽然写得不少，但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写作动机下很难发挥他的创作优势，他所擅长的抒情艺术也显得琐碎而空洞。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这篇散文虽然还是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记录了作家参观集中营的过程，虽然作家基本上是叙述集中营的历史资料而很少主观发挥，但它震撼人心的力量仍然十分强烈。这首先是材料的力量所决定的，在大量的纳粹迫害犹太民族的罪行面前，任何主观抒情都会变得虚伪与不相适宜，重温这段历史悲剧的人，只能屏气息声，静静地沉入历史。作家用纯客观的叙事方式带领读者身临其境地参观集中营，从进入到结束，让历史事实在每个人的眼中和心中流淌，这正是这篇散文最恰当的表达形式；其次，从作家的叙事中可以了解到，作家并不是真的纯客观地介绍一次参观过程，任何形式的参观活动都不可能获得那么详细的材料和完整的印象，作家只是套用参观记的叙事结构，在阅读了有关研究著作和回忆录以后，才精心组织起这篇文章。许多材料不动声色地从作家笔底显现出来，与集中营所展览的内容浑然一体地揉合在一起，达到了完整、丰富、有机的统一。其三，在非常有限的篇幅下，作家还是刻画了一个波兰人阿来克斯的形象，这位从小竿在集中营里渡过、父母都死在这里的年轻人竟然担任了参观集中营的接待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残酷的现象，但作家写出了他的冷静和坚强，只有一处，作家这样写他：“平日倔强的阿来克斯现在显得沉静了，他的眼光在各处找寻。他在找寻他的父母的脚迹吗？他在回忆那些过去了的恐怖的日子吗？忽然他抬起头看着我们，过后便指着湿润的土地说：‘这都是烧剩的人骨头啊，这些白色的小东西！’我朝我的脚边看，土里面的确搀杂了不少的白色的小粒。”这样一个小小的残酷的现场有力地衬托了阿来克斯冷静的表面下巨大的内心痛感，他显然不是麻木地职业化地展览自己民族的苦难。巴金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本身具有复杂的内涵，人道主义是其内容的重要构成之一。20世纪人类文明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有能力制止残酷与野蛮，还表现为有能力揭露人类自身的野蛮的兽性，以此警戒人类自身内部存在的文明危机。这是任何一个人道主义者所必须勇敢面对的问题。巴金的信仰里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战斗勇气，在20年代反对美国政府迫害工人运动领袖萨珂与凡宰特的时候、在30年代反对法西斯军队侵犯西班牙的时候，巴金都积极地参与到这些世界性斗争中，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国际人道主义的义务。所以由他来写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罪恶是最恰当不过的，他的人道主义的痛苦也只有在这种场赶才能与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有机地吻合起来。散文的结尾写到作家将离开现场，他悲痛地写着：“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感情啊！我的神经受不了这许多。对着那遍地的白色骨粒，我能够说什么告别的话呢？”于是作家依依不舍地站在那里不忍离去。这样的抒情方式与心理描写，与当时高昂的时代战斗精神也不怎么相吻合，若出现在另外一种场赶很可能会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表现，但由于这样的国际性题材和反纳粹背景，也就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了。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四节 潜在写作的开端：
《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这是一篇奇异的手记式的散文，写作时间如标题所点明的，1949年5月30日。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的大幕还没有正式拉开，但北平（北京）城里已经云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人们正在兴高采烈地筹备第一次文代会。可是，30年代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边城》《湘行散记》的作者沈从文却陷入了异常困惑的精神危机中。从抗战开始，沈从文与左翼政治力量的关系不断恶化，在左翼批评家发起的对“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的批判运动中，他几乎每次都被列为论争对象，他在这时期创作的小说也屡遭批判，1948年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用清算的口气辱骂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15。政治上的乌云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摧残了他并不坚强但很敏感的神经系统。四十多年以后，公布了沈从文当时各种文字材料的《从文家书》一书的编者这样说：“1949年，正准备‘好好的来写’一二十本文学作品的沈从文，终止了文学事业，也走下了北大中文系讲台。由于内外原因交互作用，一月起，陷入精神失常。消息传到刚刚解放的清华园朋友中，梁思成夫妇、金岳霖等马上请他去清华调养。朋友的真挚关怀未能缓解起病情，他病了很久很久……”16这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17就是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之一。虽然这篇手记仅仅是作者在病中的“呓语狂言”，但它富有象征意味地记录了知识分子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里呈现出来的另一种精神状态。病中的沈从文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世界在动，一切在动”，但他真正感到恐慌的不是世界变动本身，而是这种变动中他被抛出了运动轨迹：“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正因为沈从文从来就不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所以他才会对这个变化中的时代既不具备任何敌意和戒心，也不是明哲保身地冷眼旁观，而是想满腔热情地关爱它和参与它，所以才会对自身被排斥在时代以外的境遇充满恐惧和委屈。这种感受多么清醒，多么逼真，哪里有丝毫的“神经失常”？所以他要大声地宣布：“我没有疯”！他还要进一步地反复追问：这“究竟为什么”？作者虽在病中文字仍然充满力量，读完这篇手记，一个善良而怯懦的灵魂仿佛透明似的毕现在读者的眼前，人们忍不住想问：一个新的伟大时代的到来，难道不能容忍这样一颗微弱而美好的生命的存在吗？虽然这是一篇随意性极强的手记，其文体却鲜明地烙上沈从文向有的文字特点：文字松弛、内涵丰富、语言有节奏感。沈从文有很高的音乐辨别能力，文章从“静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