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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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真切关注和特殊感情传给了新的一代作家，我们从柳青对农民传统私有观念的鞭辟入里的痛切分析中，似乎能联想到鲁迅是怎样以痛切的批判态度来呼唤劳苦大众在自我斗争中冲破几千年来的精神重负，追求新生和希望的；我们从周立波对湖南山乡自然景色和美好人性的由衷赞美中，似乎也联想到沈从文是如何以血肉相连的感情来歌颂、表达“民间”的原始性、朴素与健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怀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厚的民间情结。其次，民间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史上还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既包含了来自生活底层（民间社会）的劳苦大众自在状态的感情、理想和立场，也包含民间文化艺术的特有审美功能。由于战争文化特征所决定的文学必须重视民族化和大众化，使本来处于自在状态的民间文化形态被当作民族化大众化的因素或被及时地吸收、或被批判地利用，慢慢地运用到当代文学创作中，并且化解、中和了其中过于强烈和僵硬的政治宣传的成分。许多作家的创作常常摇摆在政治政策宣传和文学艺术创作之间，而民间文化形态的因素往往成为决定作品是否具有艺术价值的关键。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作品以外，还有中篇小说《三里湾》（赵树理著）、《铁木前传》（孙犁著）、《归家》（刘澍德著）、《黑凤》（王汶石著），短篇小说《赖大嫂》（西戎著）、《锻炼锻炼》（赵树理著）、《山那边人家》（周立波著），戏剧《布谷鸟又叫了》（杨履方编剧）、《洞箫横吹》（海默编剧），电影《李双双》（李準编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马烽编剧）、《五朵金花》（季康、公浦编剧）等，这些作品虽然在创作背景上保持了强烈的时代共名，内容构思和人物塑造也都含有明显的政治宣传意图，但作家们凭着对农村生活的丰厚经验和美好感情，在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上或强或弱地体现出民间文化艺术的魅力，终于使作品保持了动人的创作情感和活泼的艺术魅力。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二节 民间艺术空间的探索：《山乡巨变》
在50年代小说创作中，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1953年农村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合作化运动，吸引了大多数作家的关注。这场涉及到每个农民的家庭及个人命运的变化，特别是要求农民从几千年的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和传统私有观念中解放出来，转变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的“运动”，对于从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劳动发家的梦想刚刚开始燃烧的广大农民来说，真是一场痛苦的、触及灵魂的考验。同样，对于一些熟悉农村生活，与农民感情上血肉相连的作家来说，也不能不相伴着经历一场严峻的灵魂搏斗。在政治上，作家们都理解这场革命的意义，并希望通过歌颂农村的新生事物来推动这场革命的顺利进行，可是越深入到生活的激流深处去体验、观察、把握农民思想感情，以及他们所经受的脱胎换骨的考验，真正愿意与农民共命运的知识分子的自身灵魂也不能不经受同样的震荡与感动。当然有些对农民没有深厚感情的青年作家是可以公式化地按中央文件所规定的政策来图解这场运动，轻易地把农民世世代代的创业梦想简单地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轻易地宣布“不能走这条路”！但对大多数严肃的作家来说，他们不能不在时代共名与农民所沉浸于痛苦的精神斗争之间，寻找出一种可能表达的真实来。这时候，民间文化形态的因素就发挥了恰到好处的作用。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6，虽然不是最早用艺术来描写合作化运动的作品，也不是最具有理论深度的长篇小说，但它有非常鲜明的艺术个性，即从自然、明净、朴素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开拓出一个与严峻急切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的艺术审美空间。周立波参加过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并有着很好的中外文学修养，他翻译的萧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都是名重一时的文学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他自觉地放弃原来的文学修养和创作道路，在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生活的同时，努力深入农村生活，学习来自民间的语言艺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以土地改革运动为题材，曾与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1951年），但这部小说在学习民间方面并不成功，只是停留在表面层次的地方色彩和方言土话上，与作品的整体风格是脱节的。1955年，他举家迁移湖南家乡落户，深入了解与研究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的精神状态，也许是写自己家乡的缘故，《山乡巨变》成功地显现了作家独特的艺术语言和创作个性，在同类题材中是相当引人瞩目的。在对合作化运动的态度上，周立波毫无疑问是站在时代共名的立场上，鼓励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小说的基本构思和人物关系，包括对农村阶级斗争的设计，都保持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这一点与柳青的《创业史》有某种相似性，但不同的是，《创业史》的作者对农村阶级关系及其冲突更加具备了高屋建瓴的理性把握，因而也就更加具备了思想的“深刻性”和人物矛盾冲突的“尖锐性”。但应该说明的是，这种深刻与尖锐都是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而言的，《山乡巨变》所缺乏的正是这两点，作家是把一场政治运动放在民间生活舞台上演出，回避了思想的深刻性，却换得了人情的自然、醇美与和谐；回避了人物矛盾冲突的尖锐表达，却散淡地写出几个活灵活现的农民性格。“民间文化形态”表现在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孤立地使用“民族形式”和“民间语言”说明不了小说的真正艺术成就。举一个例子。小说所写的时间背景，正是1955年毛泽东批判了邓子恢整顿、收缩合作化的方针，把合作化运动推向“高潮”的时候，对于这段历史，有不少作家编成“批判党内右倾路线”的情节写进作品里，连《创业史》都摆脱不了这个影响。到了70年代，还有作家根据这段历史编造了反对“党内走资派”的《金光大道》。周立波当然不可能超越历史环境来辨别中共高层领导中间的分歧，他在小说里也写到了党内右倾的错误。但是，他从实际的农村工作状况出发，本能地意识到这种“右倾”恰恰是农民所需要的。小说里的清辉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是个“男儿无性，钝铁无钢”的“婆婆子”。他响应整顿合作社的方针，“收缩”了唯一的合作社，结果被指责犯了右倾错误，但他很坦然，只认定一条理：“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对于别人批评他是右倾“小脚女人”，他理直气壮地反驳：“我只懒气得，小脚女人还不也是人？有什么气的？”作家没有越俎代庖地宣传当时的反右倾路线，而是通过这样一个理论觉悟“不太高”的农村基层干部曲折地说出了不同的声音。李月辉和合作社社长刘雨生都是小说里的主要农村干部，合作化运动的领导者，但他们身上没有同类题材小说里经常出现的人为拔高的英雄人物“气味”，都是平平凡凡的泥腿子。李月辉说：“我最怕的是人家怕我，……脱离群众，不要说工作没办法推动，连打扑克也没得人跟我打了。”他爱打牌，自己也说，“解放前，我也算是一个赖皮子，解放后才成正果。”他出身于破落户，读过书，做过小买卖，后来当了干部，所以对种田并不内行，只是靠有人缘、恤民情才得到农民的信任。这非常符合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状况。而刘雨生不仅通过他的劳动，还通过他因公忘家，被迫与发妻离婚的内心痛苦来表现心灵的淳朴与善良。由于这两个基层干部的本色和富有民间的人情味，使合作化运动中左倾盲动、伤害农民感情的政策和做法（以区委书记朱明为代表）得到了稀释，国家意志与民间生活中间有了一座互相沟通的桥梁。并不是说，周立波笔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就是生活本来的面貌，事实上，从农村的“赖皮子”当上基层干部，进而鱼肉农民，迎合上级好大喜功的需要而不顾民情的事例大量存在，关于这一点，深深扎根于民间的赵树理写出来的作品要深刻得多，也尖锐得多。但周立波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共名的立场上的知识分子，能塑造李月辉和刘雨生这样的干部形象而不是那种“高大全”的新型农民和当代英雄，不仅表现出他对自在自然的民间文化形态的尊重，也反映了作家个人身上善良、宽厚、天真的美好品格。出于这样一种美好的主观愿望，小说主要画面里没有剑拔弩张的阶级冲突（除了硬加的龚子元夫妇等“阶级敌人”的故事，是明显的败笔），盛佑亭、陈先晋、王菊生等老农民形象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作家首先从劳动的态度上热烈地赞美了这些农民身上的优秀品质，他们几乎都是在非人的劳动强度下开荒耕种，甚至付出了几代人的血汗与生命，刚刚获得一点微薄的土地，现在政府突然要求他们把田地、山林、家畜一律加入合作社，精神的斗争与感情的痛苦都是非常自然的。作家虽然出于政治立场不可能更深刻地写出这种精神斗争的残酷性，但也没有从精神上人格上丑化他们侮辱他们，反而是从民间的角度写出了他们身上淳朴的人情美，给以他们善良的同情。后来理论界把这些农民的艺术形象称作为“中间人物”，其实在那个片面夸大阶级斗争的时代里，文学创作中只有这些“中间人物”才或深或浅地传达出民间真实的声音。人情美、乡情美和自然美，是这部小说所展示的主要画面，也可以说这里隐藏了沈从文笔下的湖南大山深处民间社会的菁华。大量的民间传说、乡村风俗、自然风光都恰到好处地穿插在故事情节当中，看似闲笔，却在丰厚的民间文化基础上开阔了小说的意境，使合作化的政治主题不是小说里唯一要表达的东西。小说第一章写了县工作组下乡推动合作化运动，女干部乘小船随着缓缓流水进入山乡，隐含了外来政治风雨将席卷自在民间社会的征兆。小说叙事处处将两付笔墨重叠起来，政治是一景，乡情也是一景，而且是更加美好和本色的景致。如那个深深坠入情网中的胖姑娘盛淑君，对爱人的火辣辣的热恋和复杂细腻的心理；如桂满姑娘因吃醋与丈夫大闹，闹到丈夫服毒自杀，她还在一旁乱发脾气的蠢相；如盛佳秀被丈夫遗弃后的患得患失，重新有了爱情后又变得温顺体贴等等，人生众相，千姿百态，即便没有合作化运动的穿针引线，也同样展现了民间生活的丰富蕴涵。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三节 民间立场的曲折表达：《锻炼锻炼》
也许并不存在着一个纯粹的“民间世界”，也没有一个纯粹的民间文化形态，正如“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样，民间总是以低调的姿态接纳国家意志对它的统治、渗透和改造，同时它又总是从漫长岁月的劳动传统中继承并滋生出抗衡和消解苦难、追求自由自在的理想的文化品格，而且，民间也不是完美的概念，它是一个包容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污秽、苦难、野蛮却又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生活空间，有关这个空间的文化形态，又总是能够比较本色地表达出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和情绪世界。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强烈地体现着国家意志和时代共名合流的意识形态，民间文化形态并不是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只是一种艺术补充出现的，只有当两者发生激烈冲突，民间的立场遭到全面否定的时候，它才会被迫以破碎的或隐形的方式曲曲折折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的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赵树理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异端，他早年曾接受过新文学的影响，但很快就发现新文学传统的圈子过于狭小，无法真正提供农民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他是属于中国民间传统中比较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热情的农村知识分子，他把民间传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自愿当个“文摊文学家”7，完全出于自觉的选择。这一方面取个于他来自山西民间社会的家庭背景和浸淫过民间文化的熏陶8，更重要的是，他在战争的时代里看到了农民将会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民间文化传统也应该风云会际，获得复兴9。所以他始终想绕过新文学传统，将民间文化直接与实际的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他把自己的小说解释为“问题小说”10，所谓“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11，都包含了这种意思。他所说的“起作用”，不仅仅是利用通俗方法将国家意志普及远行，也包含了站在民间的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民间的声音。这才是赵树理拥有的一般民间艺人所不可取代的特性。自觉的民间立场形成了赵树理特有的叙事美学和艺术风格，他说：“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识字人读，并通过他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12他时刻想的是“自己供给的精神食粮群众能不能吃进去”13。必须了解赵树理特殊的创作对象和创作观念，才能真正了解他的创作的美学意义。一般来说，文学艺术“为工农兵服务”是五六十年代作家共同所遵循的创作方向，但象赵树理那样，把自己的文学对象具体规定为“农村中识字人”（大约不会超过中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和“不识字人”，应该说是很少见的。所以用新文学传统的审美眼光，用一般知识分子理性的眼光，都无法从审美感情上认同和理解赵树理的小说，甚至很难走进赵树理艺术世界之门。赵树理所要表达的，不是概念形态的农民，也不是艺术形态的农民，而是实实在在的山西农村日常生活当中的活人的具体感情，没有一点儿的虚伪。他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创作的重要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