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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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勉强定案之后，1942年5月底，苏俄外长莫洛托夫访问英国并向丘吉尔重申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丘吉尔只能给予一种不肯定的答复。莫洛托夫深感失望，几天后他来到华盛顿却发现罗斯福态度远较乐观。罗斯福告诉莫洛托夫，说他“希望”和“期待”西方同盟国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最后由莫洛托夫起草但经罗斯福认可而发表声明如下：“对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紧急任务（美俄双方）已达成充分的谅解。”
罗斯福此举实欠考虑，因为他明知美英两国已同意的战略是除非发生“特殊紧急情况”，否则不拟在1942年内开辟第二战场。很明显，此时尚无任何“特殊紧急情况”的出现。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为了维持罗斯福的信誉，美国人现在只好改变原有战略计划而准备在1942年内执行“大槌”作战。
“火炬”作战
6月间，美英两国领袖又举行第二次华盛顿会议，战略再度成为辩论主题。丘吉尔力陈过早在西欧登陆的危险和不利，并指出在北非登陆不失为一种较好的代替。但立即遭到美国军事首长的反对，于是毫无结论而散会。6月21日，消息传来说托卜鲁克已被隆美尔攻陷，第八集团军正在全面溃败中。6月底隆美尔又已进至阿拉曼之线并拟发动新攻势，埃及已经危在旦夕。丘吉尔遂向罗斯福直接发出紧急呼吁，要求放弃“大槌”计划，而将美军迅速投入北非以解燃眉之急。同时，他又指出美军如欲在1942年内有所表现，则此为惟一途径，否则这一年的时间将会完全浪费。
美国军事首长仍不为所动。马歇尔认为登陆北非是无益的浪费，海军军令部长金氏则更认为英国人缺乏诚意，主张彻底改变战略，先向日本发动攻击。但罗斯福毅然拒绝他们的建议。他告诉美国参谋首长，除非他们能说服英国人同意在1942年发动侵入欧陆的作战，否则他就只有两项选择：（1）在法属北非登陆；（2）把美军派往埃及作战。
罗斯福强调，基于政治上的需要，美军在这一年内必须采取显著的行动。罗斯福的话具有三点含义：（1）开罗已危在旦夕，他不能坐视大英帝国的崩溃；（2）美国已经组成空前庞大的兵力，其不可能长久留在训练营中不开上前线。美国人民一向缺乏耐性，总统的决定不能完全基于军事考虑，而必须对民意有所交代；（3）为了兑现对莫洛托夫的诺言，最好是发动“大槌”作战，但无英国人的合作则根本不可能，所以不得已而思其次，遂诚如丘吉尔所云，“体育家”不失为一种勉强的代替品。
7月中旬，马歇尔等飞往伦敦企图对英国人作最后的说服，丘吉尔因为已知罗斯福的态度，遂坚决不让步。最后到7月25日，美国参谋首长才同意接受“超级体育家”计划。罗斯福立即批准并在复电中强调登陆北非的时间不得迟于10月30日。丘吉尔灵机一动，建议把计划代号改为“火炬”（Torch），这个颇有深意的名称立即获得一致赞成；为了安抚美国人的情绪，他又建议“火炬”作战的统帅应由美国将领充任。
当马歇尔和金氏返回华盛顿后，他们仍继续劝说罗斯福改变决心。于是又有“第厄普突袭”（DieppeRaid）惨败的消息传来。8月19日，5000名加拿大军人参加这次行动，结果死伤达3369人之多。这可证明联军若在1942年侵入欧陆将是一种极大的冒险，于是“火炬”遂成定案，不再有更多的争执。
事后看来，联军在法属北非登陆的决定可否算是最佳的选择实不无争论之余地。假使说在1942年必须开辟所谓“第二战场”，则毫无疑问，“火炬”成功的机会远高于“大槌”。但在1942年发动“火炬”作战，则势必要动用准备在1943年用之于“围捕”作战的人力和物力。换言之，也就是必须牺牲在1943年进攻欧陆的机会。这种选择是否明智，大多数美国军事领袖都深表怀疑。
这里又牵涉英美两国在战略思想上的基本差异。英国人一向怕打硬仗，主张采取所谓“周边战略”（PeripheralStrategy），实际上，也就是李德哈特所谓的“间接路线”。即先用消耗手段来削弱敌人，然后再作最后一击。这固然是受到传统思想和战争经验的影响，但也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他们希望借此机会打通地中海航线并巩固大英帝国在中东的地位。
反而言之，美国人的传统和经验却完全不同。他们深信其生产力和组织力能在短时间内使同盟国获得压倒优势，所以认为有速战速决的可能。魏德迈是美国计划的起草人。他认为“火炬”是不必要的插曲，却牺牲了不少的生命；地中海是一个陷阱，使欧洲的战争冤枉地延长了一年。
这些争论孰是孰非实在很难断定，不过有两点却似乎可以断言：（1）假使在1943年发动“围捕”作战而又能成功，则战争也就自然会提前结束，但谁能保证成功呢？（2）假使美国总统因为政治理由，必须在1942年发动一个作战，则“火炬”实不失为较合理的选择。
艾森豪威尔初任统帅
“火炬”作战虽已定案，统帅人选也已派定，但是有关时间和地点的问题又继续引起许多新争论。这可以证明同盟战略的协调的确是非常困难。在时间方面，丘吉尔是希望愈快愈好，所以英国参谋首长主张把D日定为10月7日，但美国方面则主张应由统帅艾森豪威尔去决定，因为他有许多现实问题要考虑。到9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始决定把D日定为11月8日。
关于登陆地点问题，英美双方的意见分歧更大。英国人主张在非洲北岸登陆（即地中海内），这样可尽快奔向突尼斯。美国人则坚持要在大西洋海岸上的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因为他们认为在地中海内登陆太危险。英国人则认为卡萨布兰卡距离突尼斯在千里以外，在那里登陆足以打草惊蛇。
几经磋商才获致折中，但折中的产品往往是两方不讨好，一方面减低获得决定性成功的机会，另一方面延长了作战的时间。最后的决定是分三个地点同时登陆：（1）卡萨布兰卡，（2）奥兰（Oran），（3）阿尔及尔（Algiers）。前两个地区登陆兵力全为美军，后者则为美英各半。全部人员约10万名，飞机数百架，船只258艘。这在两栖作战领域中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也是尔后同盟胜利的前奏。
联军在法属北非的登陆，事先是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并且预计将有一场恶战，但是到了D日登陆时，其成功的轻松却出乎大家意料。其原因安在？这是一个很值得分析的大战略问题。
我们首先从德国方面说起。法属北非有一天会成为西方联军重返欧陆的跳板，德国人并非不知道。但在1940年德法休战时，希特勒为了拉拢法国，对北非问题遂采取放任态度，同年12月想假道西班牙进攻直布罗陀的计划又不曾获得佛朗哥的同意。以后由于希特勒对维希政权不敢过分信任，而墨索里尼又非常妒忌德法合作，同时德国人又忙于征俄战役，无暇他顾，所以从1941年以后，希特勒对于北非就只以维持现状为满足。其防御完全委之于法国人，至于他们能否抵抗西方的进攻则暂时未加考虑。
以后，在1942年间法国维希政府和意大利当局都曾与德国统帅部讨论过北非的问题。德国人的研究判断却认为从敌人观点看来，法属北非固属有利的登陆地点，但在1943年春季之前，敌人似乎不会作此企图。由于环境关系，意大利人对法属北非当然比较关心。到10月间，他们的情报即已暗示联军正在准备登陆。希特勒却不予采信，并警告意大利人不得对突尼斯采取任何不成熟的措施。凯赛林（德国南欧总司令）虽同意意大利人的看法，但他却不能左右希特勒的意见。
所以当联军攻入法属北非时，德国人未采取任何对抗措施。希特勒似乎是信赖维希政府的诺言，但事实上，后者对北非早已丧失控制能力。当轴心方面采取无为态度时，同盟方面在登陆之前却早已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此种活动可说相当成功，否则登陆行动以及尔后的作战都不会那样轻松。
这又应归功于下述两点：（1）美法两国之间有极深厚的传统友谊，尤其在维希政府偏安之后，美国仍继续与其维持外交关系，所以在北非仍有美国的总领事，这也使美国人与在北非的法国人很易于建立合作的基础。（2）联军当局在外交活动上保有极高的弹性，其对合作对手的选择完全是以现实利益为主。其最成功的一着即为与达朗（Adm。Darlan）的合作。达朗为维希政府中的第二号要人，此时由于巧合恰好在阿尔及尔。在这一事件上，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和魄力都很令人激赏。若无达朗的协助则同盟国的行动将远较困难。北非尚有法军12万人，分布地区极广，如果他们负隅顽抗，则对联军将构成严重的困难。
联军登陆之后
联军在北非的登陆可谓获得了卓越的成功，但登陆以后的行动却拖泥带水、毫不精彩。反而言之，德国人事前虽毫无准备，但事后的应变行动却极为敏捷有效，十分值得赞赏。联军在11月8日登陆，第二天（9日）德国飞机即已在突尼斯的一个机场上降落，少数空军部队将该机场占领。法军虽多却只敢在外部构成包围圈而不敢攻击他们。接着大量的德军就分别从空中和海上迅速进入突尼斯，并解除了机场港口附近法军的武装。
11月16日，隆美尔手下的大将、前非洲军军长内林将军，奉派前往突尼斯指挥那里的德军，那里一共还有3000人。到11月底，也还只有一个师，尽管番号编定为“第九十军”。内林不愧为隆美尔的高足，他不待兵力集中，就迅速向西推进。法军都自动退避，因为在联军尚未来到之前，他们是不愿与德国冲突的。所以内林以这样少量兵力，不仅守住突尼斯和比塞大（Bizerta），而且还把桥头阵地扩大，包括了突尼斯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联军在占领阿尔及尔之后，如果立即向突尼斯和比塞大前进，则其成功可能易如反掌，因为所隔距离极近，而当地法军也大致都不会抵抗。但他们却按兵不动，把大好机会完全错过，直到11月25日，联军才在第一集团军司令、英国安德森（Gen。Anderson）中将指挥之下，开始发动攻击。此时德军数量虽已增加，但和联军相比仍众寡悬殊。28日，联军矛头进到距离突尼斯30公里以内的某点，却被德军所击退。
12月9日，希特勒派阿尼姆（VonArnim）上将为突尼斯最高指挥官，其部队改称第五装甲集团军，但战斗兵力仍只有2。5万人，而联军则接近4万人。12月24日，联军发动其在1942年内的最后一次攻势，到次日即停顿不前。此时天气转坏，大雨把战场变为泥沼，艾森豪威尔遂命令停止作战。换言之，也就是承认输掉了这一场“向突尼斯的赛跑”。
丘吉尔之所以向罗斯福苦苦哀求，要赶在1942年内发动“火炬”作战，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解埃及之围。但颇具讽刺意味，等到“火炬”作战发动时，却似乎已成“马后炮”。11月初，蒙哥马利已经赢得最后一次的阿拉曼会战，隆美尔也已经向后撤退。埃及的安全是早已不成问题。当然，联军方面也还有一个比较积极的战略观念，那就是第八集团军西进，第一集团军（即在法属北非登陆兵力）东进，把隆美尔夹杀在两支兵力之间。但到1942年底，这个理想也仍然未能实现。
联军既坐失良机，未能迅速攻占突尼斯，而蒙哥马利也进展极为迟缓，到年底都还没有进入的黎波里。此时东西两面的西方联军也就同时面对着两个轴心军团——在的黎波里为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突尼斯为阿尼姆的第五军团。这两支兵力又逐渐靠拢，于是照学理来说，他们也就开始享有所谓中央位置（内线）的战略利益。这就是1942年年底北非战略形势的总结。
隆美尔临去秋波
但事实上，此种形势又不过是一种理论而已。到了1943年初，联军在人力和物力上都已居于压倒性的优势，德军惟一能够对抗的本钱仅为领导比较卓越，而部队素质也比较优秀。但诚如隆美尔所认识到的，那也只能取胜于一时，对于大势的演变仍然无能为力。
照隆美尔的想法，轴心军应该利用此时这种形势，立即集中兵力给在法属北非登陆的联军（也是两支敌军中比较弱的一支）先来一个迎头痛击。接着再回过头来阻击东面的第八集团军，后者由于补给线的拉长，实力也一定已受相当减弱。这样的内线作战若能运用成功，则也许可以赢得一段时间，以便让在非洲的轴心军可以安全地全部撤回欧洲，至于非洲的沦陷早已成定局，最多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但此种想法却不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接受。他们还沉醉在不现实的梦幻中，一心只希望奇迹出现。所以隆美尔也就被公认为是失败主义者，同时又因为他过去屡建奇功，威名赫赫，于是也就受到许多人的妒忌，现在遂变成了大家鸣鼓而攻之的对象。在这个阶段中的隆美尔，真是有英雄末路之感，其处境之恶劣深值得同情。尤其是在突尼斯的阿尼姆更有后来居上之势，希特勒从欧洲调来的生力军，加上新式装备，包括从未使用过的“虎型”重战车在内，都是交给他指挥，而隆美尔指挥的部队不仅是疲兵久战，而且在补充和补给上也都不能获得优先。照理说，隆美尔官居元帅，在非洲的兵力应由他统一指挥，但事实上，两个军团完全是各自为政。
1943年1月15日，蒙哥马利在获得了足够的增援之后，开始向在布拉特（Bucrat）的隆美尔残军发动新的攻击。其所拟的计划固然很不错，即以一部分兵力牵制敌军的正面，另以机动兵力越过内陆沙漠迂回前进，以切断敌军的退路。但蒙哥马利却是一位谨慎有余、勇猛不足的将军，其行动总是过于迟缓。结果隆美尔又是安全地退走了。
隆美尔退到的黎波里城附近。尽管其上司要求他死守，但他却毅然拒绝，他深知死守的结果将只是死而不守。1月19日他继续撤退，一直退到马内斯防线（MarethLine），那是一个比较不易被敌人迂回包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