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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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还表现出极敏锐的学习能力。1940年11月，英国海军飞机曾在塔兰托（Taranto）港内用空投水雷＇cdhyy注：原书如此，似为鱼雷。＇击沉3艘意大利战舰，给予日本人新的启示。但在当时通常认为在深度少于22米的浅水中无法作这样的攻击，而珍珠港的水深仅为9至13米。到1941年，英国人又发现只要在鱼雷上装置“木鳍”（woodenfins），即可在浅水中使用。日本人通过他们在罗马和伦敦的使馆学到了技术细节，并立即进行类似的试验。
日本人知道美国舰队通常是在周末回到珍珠港，而船上只留下若干留守人员，这是奇袭的最好时机。因此，星期日遂成自然的选择。12月中旬以后，天气条件对于两栖作战和海上加油都会比较不利。12月8日（东京时间）在夏威夷恰为星期天，而且无月光，便于掩蔽奇袭兵力接近目标。所以，决定选定了这一天。
由南云忠一中将指挥的打击兵力，是由6艘航空母舰及若干护航军舰和油轮所组成，采取一条非常迂曲的路线，并保持无线电静止，从千岛群岛南下。预定的打击目标照优先顺序排列为：美国航空母舰（日本人研究判断停在珍珠港的航空母舰最多可达6艘，至少也有3艘）、战舰、油槽以及其他港埠设施。途中收到东京传来的情报，得知在12月6日（夏威夷时间）港内并无航空母舰停泊（实际上，美国当时共有航空母舰6艘，3艘留在大西洋，1艘在加利福尼亚州，其余两艘正在运输飞机前往中途岛和威克岛），不过港内仍有8艘战舰，而且都未装鱼雷防御网。于是南云遂决定发动攻击。
日本航空母舰共载有飞机423架，但用于攻击者仅为360架，其中高空轰炸机104架，俯冲轰炸机135架，鱼雷轰炸机40架，战斗机81架。12月7日早上6时到7时15分之间（夏威夷时间），日本飞机在珍珠港正北面约440公里的海面上起飞，发动了这次惊天动地的攻击。攻击分为两波：第一波在7时55分开始，到8时25分结束，然后在8时50分又作第二波攻击。产生决定性效果者为第一波中的鱼雷轰炸机。
8艘美国战舰中4艘立即沉没，4艘受到严重损毁。另有3艘驱逐舰和4艘较小的船只被击沉，3艘轻巡洋舰和1艘水上飞机供应舰受到重创。美国飞机被毁者188架，受损者63架。日本飞机被毁者仅为29架，受损者则为70架。美国人员死伤共为3435人，其中死亡者为2400人。日本方面数字不详，但死者不到100人。
从军事观点来看，日本算是成功的，至少已获三大利益：（1）美国舰队已暂时丧失行动能力；（2）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作战不会受到美国的干扰。日本海军可倾全力去支援作战；（3）日本现在可有较多时间来扩展和巩固其防卫圈。但美中不足的是未能击中美国的航空母舰，那本是首要目标，此外也不曾毁灭油槽及其他重要设施。这两点对于战争的未来发展具有非常重大关系。
就作战（相当我国野略）和战术而言，日本人固然已经成功，但其战略重要性却又很有限。美国战舰的全军覆没对太平洋上的战略平衡，不久即被证明殊少关系。航空母舰的时代已经来到，战舰逐渐变得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反言之，日军若不首先攻击战舰而攻击珍珠港的支援设施，尤其是易毁的石油补给来源，则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尼米兹将军在战后曾说：“当时所有一切供舰队使用的石油都储存在地面上的油槽中，假使日本人毁灭了那些石油，则战争可能会延长两年。”事实上，当时日军中有人主张想以这些设施为目标再对珍珠港作第三次攻击，但指挥官南云经过考虑后拒绝了此种建议。
从大战略层面上来看，日军的袭击珍珠港实属得不偿失。这又可以分成正反两面来分析。从正面来说，日本当局对于美国动员其国力的能力所作的估计未免失之过低。日本人相信美国在进入战争之后，要有一年的时间始能充分动员其经济潜力，所以等到其太平洋舰队获得新船补充之后开始反攻时，日本至少可有18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其对长期持久战略的一切部署。到此时其在西太平洋的防线（所谓国防圈）将固若金汤，足以抵抗任何企图突破的攻击。
但此种估计从以后的事实看来，实在差得很远。美国动员能力的强大真是惊人，甚至连美国人自己都不敢相信。而美国军方在受到打击之后的恢复和还击，也异常迅速，超过任何人的想象。1942年4月18日，距离珍珠港事件还不满5个月，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已经空袭东京，使日本人大为震惊，这也报了一箭之仇。1942年5月3日，在珊瑚海（CoralSea）会战中美日双方航空母舰第一次交手，虽然不分胜负，但日本飞机损失较多。到6月4日，惊天动地的中途岛会战展开序幕，结果日军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从此一蹶不振。换言之，不到6个月的时间，日本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所暂时赢得的制海权已经化为乌有。9月中旬，联军已在西南太平洋发动反攻，日本人理想中的大三角形防线已经被突破。希望至少有18个月时间完成部署的计划也终成泡影。
从反面来看，日军袭击珍珠港，并不曾获致任何战略后果。这次袭击不仅使美国全国上下大感震惊，而且更深感愤怒，“毋忘珍珠港”（RememberPearlHarbor）成为全国一致的呼声。甚至到今日，珍珠港的心理冲击仍未完全消失。这一行动不仅增强美国人同仇敌忾的决心，而且更加速其战争步伐。尤其是让罗斯福总统解决了其所面对的政治难题，在全国民意支持之下，他可以不必再理会孤立主义者的反对，而倾全力去进行战争。从以上的观点来看，山本的主张实属不智。
不过，也许有人要说日本既然决心南进，则其与美国之间的战争也就无可避免，所以，袭击珍珠港与否已并非重要问题。事实上，并非这样简单。若不袭击珍珠港，则美国的反应将不会如此强烈。尤其是美国当局一向坚持“欧洲第一”的观念，所以日本想争取较多时间的目的反而可能比较易于达到。进一步说，日本人也并非毫无自知之明，他们也自知并无战胜美国的把握。其所希望者，不外下述两种可能：（1）德国能胜则日本也能分享胜果；（2）尽量延长战争使美国人感到厌倦，来获致妥协的和平。假使是这样的想法，更无理由去刺激美国人的感情，促使他们加紧对战争的努力。诚如克劳塞维茨之所云：“某一阶段看来似乎是正确的判断，从较高阶段看来又可能变得不合理。”
毋忘珍珠港
珍珠港的攻击使美国方面受到严重损失，并立即引起强烈反应。除加强战争努力外，并一致要求追究责任。对于如此重大的失败，其真正原因安在，究竟应由何人负责？这些问题一直到今天仍不乏争论。不过，责任的归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种对过去的精密分析中能否找到若干对未来具有重大价值的教训。
珍珠港的袭击对于许多美国人（包括军政要人在内）而言的确是一次奇袭。海军部长诺克斯（Frankknox）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惊呼道：“我的上帝，这不可能是真的，这应该是菲律宾！”事实上，美国当局事前并非毫无所知，但是，为什么会受到奇袭，实在很难解释。诚如美国国会联合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书所云：“已有我们历史中的最佳情报，而且也几乎确知战争已迫在眉睫，为什么珍珠港事件还会发生呢？”
事实上，事前美国当局绝非不曾获得适当的警告。早在1941年1月27日，驻日大使格鲁（JosephC。Grew）即曾报告东京已有奇袭珍珠港的议论。但他们虽知战争可能即将爆发，却似乎始终不曾对珍珠港的安全表示严重的关切。1941年2月7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曾致函夏威夷陆军指挥官萧特（WalterC。Short）说：“我对于夏威夷问题的印象是，在开战后的最初6小时之内不会受到任何严重的伤害。”有证据显示，马歇尔和海军军令部长斯塔克对于当地指挥官所采取的防御措施都不曾作周密的监督。
过去曾有人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总统故意造成的，其目的即为把美国送入战争。甚至连一代大师富勒将军也相信此种说法。但这只是道听途说，毫无根据，像富勒这样的大师居然采信，实令人费解。
概括地说，美国最高当局，包括总统和陆海两部部长在内，对于珍珠港的悲剧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责任。陆海两军参谋首长则负有相当责任，而最应负责者则为在夏威夷的当地指挥官。
国防政策与和战大计是否适当，总统和军政首长固然责无旁贷，但地区性防卫问题则不是他们所必须注意的。因为这些事务应由军令首长去负责处理，总统和军政首长既非内行，也不应越俎代庖。在华盛顿的陆海军参谋首长所应负的责任又是什么？可以概分为两点：（1）是否已对夏威夷地区提供适当的防卫工具？（2）是否对当地指挥官事先已给予充分警告？关于第一点，答案是肯定的，无论对于何种攻击，都已有足够的防卫设施和能力。所以对于防卫的失败，就这一方面而言，华盛顿并无任何责任。但对于第二点则有作较精密分析之必要。
早在11月7日，海军军令部长斯塔克即曾以私函告诉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默尔（HusbandE。Kimmel）说，太平洋危机日益迫近，要他提高警觉；11月24日，海军军令部又发出通报，说明美日协议希望甚微，日军有采取奇袭行动的可能，包括菲律宾和关岛在内。
11月27日，陆军部长史汀生问代理陆军参谋长的格劳（LeonardT。Gerow），是否陆军也应发出警告，于是陆军参谋本部遂又向夏威夷、菲律宾等地驻军司令指示应严加戒备，并采取一切侦察措施。同时，其第二署（C－2）更向夏威夷及巴拿马另发通知，要求严防颠覆活动。
海军军令部在同日再度发出警告（并转知陆军指挥官），其措辞非常强烈，可视为备战的通告，文中指出几天之内日本可能发动侵略，不过惟一不足即不曾提到日军有攻击珍珠港的可能。但这并不能算是过失，最多只能算是疏忽。不过，在此又必须指出，当时美国人的一般看法都认为最可能受到攻击的是菲律宾而非夏威夷。
12月7日（星期天）上午，日本政府发给其正在华盛顿谈判的代表的十四点训令全文都已由美国密码专家译出。虽然并未指出战争将在何时何地爆发，但其意图已至为明显，不久又截获两份补充电报：（1）命令日本大使毁灭密码和机密文件；（2）指定在华盛顿时间下午8时＇cdhyy注：原书如此，应为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十四点通牒。
这天上午，马歇尔还是照惯例去骑马运动，大约上午11时始到办公室，这些电报立即引起其注意，他向斯塔克建议再向太平洋地区发出一次警告，并亲自草拟一份致夏威夷、菲律宾、巴拿马、旧金山等地驻军长官的电文。指出日本人正在毁灭其密件，并定在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递交相当于最后通牒的文件。他又说：“指定时间的意义固然尚不明了，但必须准时严加戒备。”
斯塔克决意用海军无线电发出，但马歇尔却拒绝他的好意而将电稿交给陆军通信网传送。大约正午不到的时候，已有回报说30分钟之内即可送达。但非常奇怪而又不可解释的是，如此重要的电文却被交给民营电信局代发，等到电文传到檀香山后，才由一位骑自行车的邮差送往夏佛特堡（FortShafter）的陆军司令部，这位邮差带着尚未译出的密电走到中途就碰到空袭。
把陆军的电报交由陆军通信网传送，马歇尔并无错误，但为什么转由民营电信局代送，这或许只是一种偶然，也正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摩擦”（friction）。在战争中像这样的事常有，值得警惕。当然还可以问，为什么斯塔克不同时再向海军发出同样的警告？如果他这样做则似可万无一失。也许他认为警告已经够多，不必多此一举。不过，假使说已有这样多次的警告，夏威夷的海陆军指挥官依然我行我素，毫无警觉，则再多加一次警告，也不见得会有太大的作用。
事实上，尽管战祸已迫在眉睫，在夏威夷的军事首长还在享他们的清福，对于任何警告都毫无反应。除开华盛顿的一再警告以外，在当地也曾有明显的警告，足以促使他们立即备战。如果他们确实尽到职责，则至少损失不会那样惨重。
充当日本舰队前哨的潜艇，自3点55分之后，即已一再为美国海上巡逻兵力所发现。其中有一艘在6点51分为美国驱逐舰所击沉，而另外一艘在7点又为美国海军飞机所击沉。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没有报告立即传往太平洋舰队总部。但结果并无下文。美国陆军在夏威夷已设有6个雷达站，其中设在阿巴纳角（OpanaPoint）的一个位置在最北端，该雷达站于7点02分发现有大批飞机（100架以上）正从北面飞来。但他们的报告传到几乎是无人的情报中心时，却被认定那是从加州飞往菲律宾的B－17，准备降落夏威夷加油。此种错误简直岂有此理。因为那批B－17已知只有12架，而且应从东面飞来而绝不可能从北面飞来。
不过，即令雷达的发现曾经获得正确的研究判断，但这个情报中心也可能只会向第十四驱逐机大队发出警报，而那些战斗机也只是保持4小时戒备（four－houralert），即在接获警报后4小时才能开始行动。此外，这个情报中心并无责任向海上或岸上的海军单位发出警报。
简言之，美军在珍珠港之所以受到重大损失，并非由于情报和决策领域中有严重失误，而是当地指挥官缺乏警觉，未能恪尽职责。
珍珠港并不缺乏防空武器，包括高射枪炮、战斗机、雷达等，但它们未被组成一个有效的防空系统，也无任何作战中心控制瓦胡岛（Oahu）上的领空。陆军主要是依赖海军远程侦察来提供警告，他们认为雷达是一种不可靠的新工具。但陆军不仅对于海军所执行的远程侦察内容不太了解，而且还要以陆军的战斗机和高射炮来保护海军的设备，而海军又无权控制陆军的戒备等级，甚至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