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论语 心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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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说不做或做了无效，就算自称正统又有何益？
结论是：不必批判异端。越批判，祸害越大。孔子不但有宽厚的心胸，更有高明的智慧，此亦例证之一。孔子不说的事
《论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这么一句话，后人遂以“子不语”来描写不合常理、超乎想象的怪诞事迹。在此，首先要指出：孔子不谈这一类的事，并不表示这一类的事不存在或不能发生，而是表示孔子的谨慎态度与理性精神。他曾劝诫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而》）对于“怪、力、乱、神”，正应该根据“不知为不知”的原则，闭口不谈。
所谓“怪”，是指怪异现象，这些现象既然发生，就必有使其发生的原因与条件。譬如，古人不明日蚀之理，等到天文知识增加，疑问自消。古代有阴阳家，喜欢在自然界与人世间之间寻找相关联的线索，真相如何，则不得而知。西洋思想有“自然界不跳跃”之说，意即：任何自然现象都在因果关系的网中，即使看似突变，也非无迹可寻。因此，理性昌明、科学进步之后，我们可以见怪不怪，或者找出合理的解释。最怕的是，自己对怪象加上玄妙的臆测，造成庸人自扰。
任何自然现象都在因果关系的网中，即使看似突变，也非无迹可寻。所谓“力”，必须扣紧儒家的理想来看。孟子所谓“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正是典型的立场。世人对于强盛的武力，常为外观所惑，甚至津津乐道，却不去追问什么是百姓的真正福祉。儒家“尚德不尚力”，因为德是可大可久的人文理想，力则必有后患。证诸史实，完全无误。
第二部分 第11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1）
所谓“乱”，是就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而言。春秋时代，礼坏乐崩，昏上乱相固然不少，乱臣贼子亦到处可见。换作今天的新闻媒体，可能每天都是耸人听闻的惨剧，不仅弄得人心惶惶，并且将使人性的负面情绪受到刺激，以为天下都是不正常的人，自己又何必坚持原则？江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孔子高唱“里仁为美”（《里仁》），维护及稳定社会秩序都来不及，当然绝口不谈“乱”了。
所谓“神”，可以指鬼神，也可以指神秘事迹。孔子不谈，因为那是信仰的领域。他从未怀疑鬼神的存在及意义，否则如何说得出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泰伯》），并且盛赞不已？信仰需要诚敬之心及实践之志，光靠言谈是不够的。以今日来说，求神拜佛或者烧香算命，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使人疏忽自己的责任，无法活出人的尊严。
总之，孔子是脚踏实地、理性清明的人文主义者。在人的能力所及的范围，绝不逃避责任；在人的能力所不及的范围，则乐天知命，不再徒逞口舌或强为说词。后生可畏
宗教家马丁？路德说过一段与教育有关的轶事，内容大致如下：一位小学老师每天穿着礼服上课，并且上课前，率先向学生鞠躬，行之多年，不免使人纳闷。终于朋友问他原因，他说：“这些孩子将来都会成为社会各方面的领袖，带领我们走向更理想的世界，因此我从内心里对他们表示敬意。”
我国谚语也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似乎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因而就认同“后生可畏”的说法吗？这句话来自《论语》，值得稍作探讨。原文是：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这句话有两大关键：一是无法确知后生不如自己；二是“无闻者”不足畏。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首先，像颜渊这么好学的人，连孔子也承认他是“语之而不惰者”，“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罕》）在知识上每天都在进步，持之以恒自然通晓各种道理。在德行上亦然。孔子一再赞叹：“贤哉回也。”（《雍也》）认为只有颜渊在出处进退的掌握上，可以与自己并驾齐驱。如果颜渊多活几年，孔子就不必担心道统失传了。这样的弟子，是值得“畏”的。然而，三千弟子，也只有颜渊一人合乎此项条件。
其次，到了四、五十岁而“无闻”，就不足畏了。一般人把“无闻”解为“没有声名”，似乎值得商榷。因为孔子对于“声名”有三点看法：第一，声名可以由伪善而得，如“色取仁而行违”（《颜渊》）；第二，君子应该心胸宽大，超越声名的诱惑，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第三，声名应该建立在仁德上，如：“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里仁》）
第二部分 第12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2）
由此可见，“无闻者”不足畏，并不是指“没有声名的人”不值得“畏”。在此，“闻”的意思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一句中的“闻”。换言之，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不曾明白人生正途，当然是随波逐流、浪费生命了。这样的人，我们何必去畏他呢？
再举一例为证。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其中，“圣人之言”正是一般人“闻”的对象。如果我们得闻“圣人之言”，努力照着去做，择善固执，自可成就完美人格。
“畏”字有敬畏、戒惕的意思。人生正途是所有的人共同参与竞赛的大道，怎能毫无所“畏”？但是，首先要认清正途何在，否则如歧路亡羊，虚耗一生。孔子所重者不是声名，而是实践工夫，因为果能如此，则后生可畏矣。关心少年
古代十五岁以下的男孩，称为“童子”。按照孔子的规矩，十五岁以上，可以“行束修”之礼的，才可以入门受教。但是，若有童子求见或求教，孔子并不拒绝。我们可以由此观察他对少年的态度。
有一次，孔子来到互乡。“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甚洁也；不保其往也。’”（《述而》）
互乡风气甚差，不讲道理。一个少年请见，孔子居然接见。学生觉得困惑。孔子说：“我鼓励他上进，不赞成他退步。何必太过计较？别人洁己求进、虚心请益，我们就该肯定他的努力，而不必记住他过去的缺失。”
“门人惑”的理由大概有二：一是互乡民风不良，最好划清界线；二是童子年纪尚轻，未必懂得道理。孔子本着“有教无类”的立场，与人为善，同时对于知道上进的孩子，勉励有加。毕竟孩子心地较为纯真，正所谓“孺子可教也”，我们怎能轻易放弃希望？
教育的目的在于性格的培养。——斯宾塞另一次，《论语》如此记载：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宪问》）
阙党是孔子所居之地。一个少年来向孔子传达信息。有人问：“这个孩子是肯求上进的吗？”孔子说：“我看他坐在大人的位置上，又与长辈并肩而行。这不是肯求上进的表现，而是想走捷径、早些成为大人的心态。”
少年最急切的愿望，是早些成为大人，但是往往只在外表上装模作样，却忽略成人是需要借由教育，遵守礼仪规范，循序渐进，承担社会责任，然后可以立身处世。这个少年的表现令孔子十分失望。但是，孔子不会主动去教导他。在一个人尚未准备虚心学习的时候，至圣先师也将束手无策。
第二部分 第13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3）
以上两个例子成为鲜明的对比。就社会背景而言，互乡的蛮横落后，远远比不上阙党的开明教化。但是两个童子的表现却正好相反：互乡童子洁己以进，阙党童子则欲速成。他们选择的目标都是上进，方法却有正误之别。正确的是谦虚学习、按部就班，在行为规范与人格陶冶上，逐渐由成长而趋于成熟。错误的则是自以为明白事理，想以外表行动证明自己可以与大人平起平坐，至于内心的修养与知识的探讨，则受到漠视。
看到两个童子的例证，可知教育工作之意义。出身背景如何并不重要，有心向学才是关键所在。以此而论，每个少年都是充满希望的。师徒如父子
父母赐给子女生命，但是谈到启蒙开悟，指出精神生命的方向，则需要老师帮忙。于是，老师成为一个人精神上或心智上的父母。古代男子受教育机会较多，我们不妨以父子与师生相互比拟。
苏格拉底在雅典，虽有老师之实，却不愿自居老师之名。他自称为“牛蝇”，只想唤醒沉睡中的良驹；对于弟子，则以“接生婆”自喻，助人破除伪知，面对无知，进而自行孕生智慧的胎儿。意思是：除非自己觉悟，否则只能学一点记诵之知。
凡是老师，都希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柏拉图正是这样的英才。苏格拉底辞世时，柏拉图说：“老师死了，我们都成了无父的孤儿。”无独有偶，颜渊也是这样的英才，可惜他竟比孔子先死。此事可记者三：
一、颜渊敬爱孔子，一如子之视父。这是孔子深切的感受。孔子在颜渊死后，为了是否厚葬的问题，与其他弟子有些意见出入。这时他提到：“回也视子犹父也。”（《先进》）
二、颜渊实在不愿先孔子而死。孔子周游列国时，由于时局不安，曾在匡被人围困，当时颜渊走失了，隔几天才赶上。孔子看到他，心中宽慰，就说：“我以为你遇害了。”颜渊回答说：“老师还活着，我怎么敢先死呢？”（《先进》）师生情谊跃然纸上，生死之交不过如此。然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颜渊还是在孔子七十岁左右去世。孔子心中之悲痛实在难以想象。他说：“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好像自己一生的努力都落空了。身为老师，理当承先启后，现在眼见最杰出的弟子先我而去，不只为个人哀，也为社会悲。
三、孔子哭得非常伤心，近乎过度。其他弟子提醒老师：“子恸矣！”孔子并不掩饰内心的真实感受，他说：“我会哭得太悲哀吗？我不为这样的人哭得悲哀，还要为谁哭得悲哀呢？”既宣真情，又明道理。《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们能说孔子不是“发而皆中节”吗？
第二部分 第14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4）
方东美先生说：“老师的最大悲哀，是没有教出一个胜过自己的弟子。”三千弟子，“好学”者唯一，就是颜渊。四科十哲①之中，“德行”为首，领先群哲的又是颜渊。这样的学生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对于社会与国家的贡献，是可以预期的。方东美先生说：“老师的最大悲哀，是没有教出一个胜过自己的弟子。”孔子有颜渊这样的弟子，原可快慰平生，现在却又先他而去，如此悲哀岂可名状。前贤往哲之芳表，在今日只能徒供感叹乎？①：四科十哲：孔子的学生大概可以分为四科，这四科里面有十位哲学家，“哲”是指古代有学问的读书人。具体分类为：德行科：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宰我、子贡；政事科：冉有、子路；文学科：子游、子夏。名正言顺
“必也正名乎！”（《子路》）这是孔子为政之道的第一项考虑。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为何会与“正名”有关？这是理解儒家思想的关键之一。
原因是：“名”有两种，一是名实，二是名分。就“名实”而言，可以“循名责实”，任何东西皆有名称，如日月星辰，是约定俗成，客观明确的。如果单单谈到名实，只是分析哲学家的偏好，他们对于任何名词都要先问：“你所谓的XX是什么意思？”最后还原到感官经验所能掌握的物质世界。
然而，我们所用的语言中，却有更多超越感官经验的名词，像真、善、美、圣、正义、仁爱、明智、勇敢等，这些名词又有什么意义？它们表达的未必是真实界，却可能是理想界。所谓理想界，是指人以特有的自由及其选择所构成的世界，其中涉及的是“应不应该”的问题。何以知道人应该如何？这是使哲学家头痛的焦点。
孔子的做法是：特别注意“名分”。暂且抛开抽象的讨论，回归到一个名称所对应的本分。譬如：“君”是名称，他的本分则是“君之道”。“父”是名称，本分则是“父之道”。任何现存的名称，都有“应该”的行为规范，这在人类社会是普遍的现象。譬如，古人谈起“君”，往往以尧、舜、禹、汤的具体表现作为典型的判准，然后期许及要求后代的“君”，也要“像个君”。
如果政治能够做到“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那么人类社会自然稳定和谐，大家各安其位，各尽其责，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凡事都要有“法源”，依法办事，才可维护公共秩序。因此，“正名”可以兼指名实与名分，让自然界与人世间都有清楚的称谓及规范。对于政冶家而言，则“名分”较为重要，因为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同时也有为非作歹的可能，如何善加约束，则需由“名分”来界定。《左传？成公二年》曾录孔子的话：“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如果名分随意加给不适当的人，他就会误用、滥用，造成天下大乱。孔子在强调“正名”之后，接着教训子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
第二部分 第15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5）
在今日看来，就是凡事都要有“法源”，依法办事，才可维护公共秩序。我们看到立法机关字斟句酌、二读三读，就会想到孔子的“正名”思想确有道理。少说为妙
孔子是谨言慎行的人，不喜欢哗众取宠或标新立异。《论语》记载：“子罕言利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