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论语 心得-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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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谨言慎行的人，不喜欢哗众取宠或标新立异。《论语》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意指孔子很少谈到“利、命、仁”。有人认为这句话中的两个“与”字，并非连接词，而是动词，结果念成“孔子很少谈利，却赞许命及仁”。事实上，这句记载是弟子多年观察的心得，他们发现老师很少主动谈到“利、命、仁”，至于老师是否赞许命及仁，则不易作出判断。
我们暂且接受“利、命、仁”同位的解释，说明孔子为何罕言之。第一，就“利”而言，孔子并不盲目反对利，而是强调“见利思义”（《宪问》），只要合义，则又何乐不为？但是，如果经常谈利，难免局限心思于谋利的手段与方法，并且欣赏得利之人，久而久之，忽略了义与利之间本末轻重的关系。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面对人生处境，着眼点是义还是利？孔子立场十分明确。
其次，就“命”来说，所指的是人生际遇的穷达顺逆以及生老病死等无法主控的限制。孔子认为，人应该凭着自己的能耐，努力完成天赋的潜能，不仅要发挥知、情、意的丰富内涵，还须坚持既定目标，“知其不可而为之”。如果多谈“命”，难免使人妄图侥幸或灰心丧志，以为既然一切注定，又何必做无谓的挣扎？儒家的理性精神与刚健态度，如何能与大谈命理的玄诞之风并存呢？当然，孔子所谓的“命”，兼指命运与使命；命运是盲目及被动的，使命是清明及主动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为政》），必然十分珍惜，同时也不是轻易说得清楚的，不如少说为妙。
第三，就“仁”来说，《论语》中，“仁”字出现多达一百零四次，怎能算是“罕言”？在此可作两点说明：其一，《论语》只能代表孔子言论的精彩样本，是弟子与再传弟子高度选择之后的结果。正由于“仁”说得少，所以大家争相辑录，有言必载；其二，若以“仁”代表道德理想，则孔子很少谈到，因为道德以“实践”为主，多谈无益，反而让人觉得“满口仁义道德”，有些恶心。如果真去行仁，也要小心，因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阳货》）。善意可能成为别人嘲弄的对象。
人有两耳双目，只有一舌，因此应多听多看少说。——苏格拉底总之，“罕言”表示谨慎去说，并非像“子不语”一样，完全不谈。何以要谨慎？因为，多谈“利”，将使人忽视义；多谈“命”，将减低理性成分及奋斗意志；多谈“仁”，于事无补，因为“仁”必须终身力行。孔子因材施教，对弟子几乎有问必答。由《论语》所载弟子问仁次数之多，亦可反证孔子“主动”长篇大论地宣讲仁的机会，应该是很少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第二部分 第16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6）
听到子贡用“驷不及舌”（《颜渊》）一语来批评别人，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驷不及舌”就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意思。说话的背景是：卫国大夫棘子成认为，君子只要注重本质，何必在乎文采（包括仪节、形式等修养），子贡就直指其非。
子贡当然言之成理，因为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不过，子贡以“言论”见长，说话为其优点，缺点亦随之而来。孔子就曾劝诫他，希望他不要批评别人，应该努力要求自己知行合一。《论语》中，子贡说话夸张之处并不少见。譬如，孔子要他与颜渊比较一下。他说：颜渊闻一知十，他则闻一知二。他的确比不上颜渊，但是十与二对照，则有逞口舌之嫌。又如，孔子过世之后，他听到有人批评孔子，就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这里把孔子比喻为像天一般高，没有阶梯可以上去。我想，孔子也不会愿意接受类似的称赞。
恶，莫大于纵己之欲；祸，莫大于言人之非。一般人凭着血气之勇，说话急躁，妄下判断，由此产生许多是非。司马牛属于此型人物。他请教孔子“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这种答案太过浅显，以致司马牛说：“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颜渊》）“说话迟钝含蓄”居然是仁者的表现。为了明白孔子之意，需加两点小注：第一，所谓“仁”，是指人生正途。第二，孔子是因材施教。换言之，对于司马牛这种“多言而躁”的学生，孔子认为他的人生正途就是“说话迟钝含蓄”。另有一例是：司马牛问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他不先去反省，立即随口再问：“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颜渊》）表面看来是好学不倦，事实上是“多言而躁”，不肯忍住说话的行动，稍作内省与实践的工夫。
子路也有类似的毛病。他派子羔去做县长，孔子不以为然。子路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有官做，可以办事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叫做学问呢？孔子大为不悦，说：“是故恶夫佞者。”（《先进》）我就是这样才讨厌强嘴利舌的人。
孔子重视“刚毅木讷”，言语木讷而行为刚毅，确是高明的修养表现。以颜渊为例，他听到老师的话，往往“不违如愚”，好像很笨的样子，不会提出批评。但是，行动上却从不停歇，日新又新，终于能在“好学”与“德行”双方面皆达到孔子的要求。我们今天处在自我推销的时代，偶尔不妨想想“驷不及舌”的道理。过犹不及
说话吞吞吐吐、做事小心谨慎的人，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少见了。大家强调推销自己、自我成长，宁可稍有过分之处，也不愿退缩保守。看起来积极进取，形势一片大好，其实往往只是幻觉，因为他缺乏内敛的基础，一遇困境，就可能灰心丧志了。
第二部分 第17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7）
孔子感慨说：“我不曾见过刚强的人。”有人答道：申枨是这样的人。孔子说：“枨也欲，焉得刚？”（《公冶长》）这是“无欲则刚”一语的由来。因此，就性格而言，过于积极进取的人，应该考虑自己有无欲望？这是两难的问题。试想：若无欲望，何必如此积极？若有欲望，又刚强不起来，有所求必有所待，既受制于外在的欲望对象，又受困于内在的欲望行动。
那么，退缩保守又如何？这要看情形而定。如果是天生的内向害羞，甘心做个平凡的人，也未尝不可。如果是读书明理、进退有节，没有把握之前不愿轻举妄动，那才是孔子所欣赏的。譬如，鲁国计划大兴土木翻修金库，闵子骞说：“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先进》）他认为不必多此一举，保持原状即可。孔子称赞他：“这个人平常不大说话，一说话
“中庸”的“中”就是不偏不倚，把握天下正道；“庸”就是永远不变更，坚持信守的定律。必定中肯。”多言无益，这是老生常谈，但也不能光是保持沉默。如何“言必有中”，就需要内省的修养工夫。
孔子“因材施教”的前提是：他深知弟子的个性才干。有一次，子贡请教他：“子张与子夏，谁比较优秀？”孔子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不及。”那么子张比较杰出吗？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孔子心中倾向于认为：过不如不及。
试举一例来说：子路与冉有分别请教孔子，是否可以“闻斯行诸”——听到该做的事，是否可以立刻去做？孔子回答子路“不行”，却回答冉有“可以”。原因何在？在于：“求（冉有）也退，故进之；由（子路）也兼人，故退之。”（《先进》）换言之，子路是“过”，冉有是“不及”。
但是，排名在“政事”科的两位弟子，冉有先于子路。宁可稍有不及，也不要太过。不及者，可以多方鼓励，指引一条人生正途。太过者，却不易悬崖勒马。以子路来说，孔子看他平日表现，就担心他“不得其死然”，恐怕不得善终。子路后来确实参与政治斗争，死于非命。孔子伤心之至。
以今日社会风气来看，似乎值得提倡“过犹不及”的观念，甚至可以考虑“过不如不及”了。有所必为与有所不为
孔子品评人物的方法之一，是按照行为表现，分为三等：中行、狂、狷（《子路》）。能够列等的，都不是泛泛之辈，必须以性格配合修养，展现特别的风范。
先说“中行”，一般解为“中庸”，以“喜怒哀乐”为例，可以“发而皆中节”。为了“中节”，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与自制力；稍一不慎，可能流于矫情，好像连喜怒哀乐都要时时反省是否恰到好处。孔子在颜渊过世时，“哭之恸”，十分伤心，别的弟子提醒老师节哀。但是我们记得孔子自认“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而彼时已过七十，应该没有过度伤心之虞。自以为“中节”，别人却未必认同，连孔子也觉得为难，由此更可见“中行”之不易了。
第二部分 第18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8）
孔子以此为目标，发现古人各有所长，他自己却是“无可无不可”。表面看来，好像具有弹性智慧，既不坚持什么，也不反对什么。深入思考，才明白生命的开展原本是活泼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们所能掌握的只是问心无愧而已。这种“时”的观念，正是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所在。
任何东西都有一个价格。——西谚因此，所谓“中行”，可以解为“当狂则狂，当狷则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孔子有时栖栖惶惶，求一明君而不可得，无异丧家之犬。有时却又安贫乐道，曲肱而枕，对于权威当道不假辞色，好像稍让一步，就宁可一死了之。这不是狂狷合一吗？
其次，就“狂者”来说，所谓“进取”并不是指英文里的“Aggressive”，凡事力求表现，不落人后。而是指其志向高远，眼光看准“古之人”。孟子的描写十分生动：“其志嘐嘐（ｘｉǎｏ
ｘｉǎｏ，形容志大而言夸）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换言之，狂者标举极高的理想，但是实际作为却未必合乎期许。我们若有这种朋友，相聚之时，意气风发，人生何止不再乏味，简直就像要改造世界似的，充满无限的动力呢！
再就“狷者”来说，他们不屑于委屈自己，去做那些不合水准的事，譬如“为五斗米折腰”，或者跟着风潮投机取巧，稍获小利，即沾沾自喜。须知人的格调是由“不屑做什么事”开始的。如果条件适合就可以做任何事，则不符合狷者的要求了。西谚有云：“任何东西都有一个价格。”如果人也不例外，则无法凸显人性尊严。
以此观之，我们先由狷者做起，有所不为；再升至狂者，有所必为；然后以“中行”为目标，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迁怒与贰过
儒家重视教育，鼓励大家好学。好学的效果十分明显，可以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增进专业知识与技能，在社会上取得安身的凭借。
但是，另一方面，“好学”似乎又很特别，譬如孔子就认为自己要比别人好学。《论语》两度提到有人请教孔子，弟子中有谁算是好学？答案都是一个，颜渊。只有颜渊一人算是好学，这标准未免定得太高，让人无所适从。
原因很清楚：好学须在具体的行动上表现出来，因为所学的是“人生正途”，光说不练是毫无用处的。孔子在晚年时，赞美颜渊好学，说他“不迁怒、不贰过”（《雍也》）。当时颜渊已经过世，听不到这样的评语。其他弟子大概也佩服颜渊，无话可说。
问题是：“好学”与“不迁怒、不贰过”有何关系？这是显示在颜渊身上的特定成绩，还是大家都应该共同接受的判断标准？我想，后者的可能性较高。
第二部分 第19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9）
因为，迁怒与贰过，正是人性的通病。人有自由，难免犯错，犯错之后必须找个借口，否则心中不安。找不到借口，就转移目标，把怒气发泄在别的对象身上。迁怒的用意，是让别人—起承担自己的过错，好像在说：我不痛快，大家也别想痛快。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听以《大学》强调“洁矩之道”，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我讨厌老板怎么对待我，我也就不要这样去对待属下。这是恕道的引申。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而分辨人我关系。最难得的是，受到上司苛责，却还能宽待部属的人。所有怨怒到他为止。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由此可以加上一句，“怒气止于仁者”。
流言止于智者，怒气止于仁者。不迁怒的人，自然养成反省的习惯，经常考察自己的毛病与过错，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然而，孔子却叹息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他居然没有见过一个人犯错之后自我责怪的。由此可见人性弱点实在根深柢固。
颜渊的不迁怒，尚且可学而至。他的不贰过，就非吾人可以想象。谁能不犯同样的过失？人的过失与性格密切相关，因此，若要做到不贰过，就须向自己的性格挑战，成效则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一个人老是在前进，隔几天就如脱胎换骨一般，真是不容易啊。孔子也不禁说他：“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罕》）这个“惜”字似乎暗示了后来的“不幸短命死矣”（《雍也》）。我们宁可相信颜渊死于营养不良，而不是死于好学过度。然而，若为了修德而死，亦是求仁得仁，颜渊应当心安理得。第二辑《论语》对生活的启示孔子哭了
—般人心目中的孔子，大概接近子夏所说的：“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今天我们诵念孔子的话，确实有些严肃，都是掷地有声的大道理，或是刻在石板上的座右铭。事实上是否如此？
子贡的印象比较缓和，他认为孔子的性格是“温、良、恭、俭、让”（《学而�
